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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塑｜在太行山上——“新时代·新太行”全国彩塑大赛创作题材选（四）

时间：2024-05-01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138 分享：

巍巍太行，峰峦浑厚，草木华滋，景物奇秀，自古以来就通过雄伟的身姿表达着深邃的意蕴和坚韧的品德。太行精神是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太行儿女展现的勇敢顽强、不畏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

“在太行山上——新时代·新太行”全国彩塑大赛，通过彩塑艺术的方式来弘扬太行精神，讲好太行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彩塑艺术专业委员会联合“长治市武乡县人民政协”发布部分“太行红色藏品故事选”，供参赛选手遴选创作题材。

朱总司令的家当

刘玉琴

当我们步入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简史陈列馆的第二展厅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在展厅中央独立展柜中陈列的一只皮箱。它静静地在向我们述说一段感人的经历。这只皮箱是朱德总司令曾经使用过的。

朱德出身于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佃农家庭，20岁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后又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武装起义和倒袁战争、护法战争。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寻求革命真理，他毅然放弃高官赴德国，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成为我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朱德担任八路军总指挥，率部东渡黄河，挺进山西，转战太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千军万马，驰骋于辽阔的华北抗日前线，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首战平型关，攻克雁门关，夜袭阳明堡，急袭长乐滩，伏击响堂铺，屡建奇功，威震敌胆。1938年2月曾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指挥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成为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楷模，1939年3月，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峪

1940年5月，奉调返回延安，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并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成绩和经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8月，在延安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开展猛烈的战略大反攻，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在条件艰苦的抗战岁月，朱德总司令在太行山生活战斗了近三年时间，虽位居八路军总司令高位，但他的饮食起居、衣服行装却非常简朴，甚至让许多人把他当作马夫、伙夫，他就是这样朴素得像一名普通的战士，时刻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这只皮箱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它伴随着朱德总司令从延安来到太行山，无论是在砖壁总部还是在王家峪总部，警卫战士总是拎着这只劳苦功高的皮箱，里面装着军用地图、重要文件等朱德总司令必用的重要物品。

说到这只富有传奇色彩的皮箱，在太行山里至今还流传着一段富有诗情画意的故事。当年著名作家杨朔在王家峪总部生活的日子里，常常望见这只简朴的皮箱，当时又适逢朱总司令52岁生日，杨朔便挥毫赋诗《代寿朱德将军》：“抚循部曲亲如子，接遇乡农霭似风；谈笑雍容襟度阔，最从平淡见英雄。”一时传为佳话。

1941年2月，从革命圣地延安向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革命烈士和革命者的后代。朱总司令的女儿朱敏也是其中的一员，在临行前朱总司令将这只皮箱送给了女儿，他老人家殷殷嘱托：“父亲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只有这只皮箱能送给你……”朱敏和她的伙伴乘坐苏联轰炸机到达乌鲁木齐，再乘火车到达莫斯科进入国际儿童院学习。这些孩子虽然躲过了中国战场上的炮火袭击和血腥屠杀，但在苏联却经历了4年卫国战争，和苏联人民一道经历了困难时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最不幸的是朱敏在白俄罗斯不幸落入德国纳粹的魔掌，在德国集中营度过了九死一生的艰苦岁月。4年的囚禁生活，她可以说什么都没留下，唯有父亲留给她的这只皮箱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此后的岁月中，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敏都把这只皮箱带在身边。

2005年8月，朱敏的丈夫刘铮将这一珍贵的皮箱捐赠给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一根竹手杖

王晓阳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陈列着一根竹手杖。这根竹手杖是用油漆漆过的，黑红色，这是朱德总司令送给民间医生弓应卯的礼物。

八路军的总司令为什么要给一个民间医生赠送手杖呢？我们就听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讲解员娓娓讲述这根竹手杖的故事：

1938年4月，日寇为扼杀刚刚创建的太行根据地，纠集3万多兵力，从同蒲、正太、平汉铁路沿线及邯长公路和临屯公路，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八路军总司令部决定采取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其他各路日军，集中主力寻机歼灭其一路的作战方针。为了便于指挥，朱总司令率领总部转战于武乡，并指挥了著名的长乐村战斗，从而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之后，总部机关移驻武乡寨上村，并在此举行了反九路围攻祝捷大会。

北方的初春，春寒料峭，八路军战士们大部分是经长征过来的南方人，不大适应北方的气候，再加上战事频繁，衣衫单薄，许多人染上了伤寒。朱总司令虽已年过花甲，仍日夜操劳，更为战士们的身体着急，他小腿上也生了一大疮，并已化了脓，疼得他日夜难熬，行走也困难，因此不得不用长征时带过来的一根竹手杖助行，即便是这样总司令还是坚持工作到深夜。

寨上村有名老中医名叫弓应卯，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父辈的言传身教，成为艺馨乡里的名医。他不光医术精湛，而且对待病人满腔热情，服务周到，他知道很多乡亲因贫穷而付不起医疗费，就分文不收，被百姓称为救人的活菩萨。八路军进驻寨上村以后，许多战士生病，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主动为他们治疗，他从山上采集来中草药，用大锅熬成汤药，让战士们服下，没几天战士们的伤寒病竟全好了。特别是当弓老先生得知八路军的总司令因疮病而行动不便，就亲自登门为朱总医治。弓老给朱总检查后说：“您这是因常年行军打仗，营养差，吃饭喝水不能规律，火毒所至，久而生成疮。”于是，弓老细心地给朱总清理伤口，并敷药包扎好，说：“您这脓疮治疗方法是，内服中药败火，外服药剂去毒，我这里带着些成药，您每天按时服下。”为了不影响朱总的工作，弓老每晚准时去为他治疗，每次都是小心、细致的将脓血去除后，再敷药包扎，经过一周的治疗，朱总的疮疾痊愈了。

这一天，朱总为感谢弓应卯老先生为八路军将士们治病，特地在总部准备了便饭招待弓老，并想付给老人一定的医疗费。席间，朱总说：“弓老先生，您为八路军立了大功呀，我代表八路军将士谢谢您，”说着拿出几块钱，“这些钱希望您老收下，是我们对您支持革命的报答”。

可是弓老说什么也不要，他说：“首长，我虽是一名乡村医生，可我就是为咱穷人看病的，八路军是咱穷人的好军队，为咱百姓打鬼子，给你们看病，我是心甘情愿、理所当然的，我怎能收你们的钱呢？”

朱总见弓老执意不肯收报酬，就拿起自己生病时常拄的那根竹手杖说：“您给八路军将士们治好了病，又不收一点报酬，现在是战争时期，没有什么好礼赠送，就将我拄的这根竹手杖送给您作个留念吧！”弓老双手接过竹手杖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一个普通的民间医生能被总司令如此相待，这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后因战乱不断，弓老怕将朱总司令赠送的竹手杖丢失，就用油纸包了又包，埋于房后地中。在他临终前将侄儿弓献玉叫到面前，告诉他埋手杖的地方，要他在胜利后及时挖出，好生保管。解放后，弓献玉曾多次寻找，终于找出来，当他将一层层油纸剥掉后，那根宝贵的竹手杖完好无损，就将它捐献给八路军纪念馆。

一位日本八路留下的军号

刘玉琴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收藏着一把特殊的军号，说它特殊并不在其外形，而是因为这是一位“日本八路”捐赠的。2005年8月，这位日本八路专程来到山西，将这把军号郑重地捐赠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前田光繁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进行捐赠

这位日本八路真名叫前田光繁，出生于日本京都的一个小手工业家庭。17岁时入伍当了一名海军，因体弱闹病提前退役。1937年只身赴中国沈阳，进入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服务的特殊机关“满铁公司”。次年春天，他被派往河北邢台一个叫“双庙”的小车站工作。一天清晨，尚在梦中的前田光繁，被八路军俘虏了。之后，他被送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师敌工科长张香山曾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便与前田光繁住在一起，给他讲日军对中国百姓的残害，讲自己留学日本时参加的反战运动，讲日本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讲中共的信念，讲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耳濡目染，“八路军是一座学校，由朴实的、俭朴的、意志坚强的人们构成。”而且为了前田在日本免受迫害，为他改名杉本一夫。

在张香山等人的教育下，他了解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心从事反战工作，1939年1月2日，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山西潞城中村的军民迎新联欢会上，杉本一夫与另外两名日俘一起宣布自愿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他又与七名经过改造的日军俘虏一起，发起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从此，他用这把军号指挥着日本人反战成员，进行战地宣传、喊话等。

1940年，日军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10月下旬，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关家垴战役打响，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此时前田光繁的任务是向日军喊话宣传。关家垴一战，八路军英勇作战，几乎全歼日军，其中也有前田光繁的一份“功劳”。

前田光繁回忆关家垴战役时，他这样说：1940年10月下旬日军三十六师团两个大队1000多人被围困在山西武乡关家垴一带，指挥这一战役的是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由一二九师的劲旅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新十旅、决然死一纵队等部，战斗打得很激烈，日军如困兽犹斗，急了眼地往外冲，我们的部队死劲往回打，而且包围圈越来越小，日军的飞机白天来支援，炮弹、机关枪一齐狂轰滥炸，就在这关键时刻，我被派到战地向日军喊话宣传，让他们不再负隅顽抗、快快投降。我的武器是一个铁皮做的喊话筒，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在静静的黑夜中，高声用日语开始喊话：日本士兵们，现在八路军停止了射击，你们不要开枪了，听听我们的喊话吧，我是日本人，过去曾是你们的战友，现在是八路军中反战觉醒联盟的一员，我们的目的是让战争早日结束，尽力挽救战友们的生命！现在你们已经被八路军紧紧包围，快下决心，放下武器投诚，突围是没有希望的，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想想吧，你们在家的父母、爱妻、子女决不想看到你们的骨灰……

喊话使部分日军产生了厌战情绪，对这场战斗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之后，他辞别山西，到延安协助工作，同时担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师和政治工作人员。抗战胜利后又千里跋涉赶赴东北，帮助工作人员做约200万日军及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之后，前田光繁又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1958年，前田光繁回到了阔别21年的日本。

前田光繁的生命中许多往事，都已渐渐在记忆的长河中淡漠，甚至消失，唯独青年时期在中国国土上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却永难忘却。

2005年8月，这位日本八路专程来到山西，为我馆捐赠他保存了65年的军号，并重回他住的老乡家里看望，他深情地说，我喝过武乡的水窖水，尝过武乡的苦苦菜，住过武乡的土窑洞，和武乡老百姓有着鱼水深情的战斗情谊，武乡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锅行万里情

连小敏

有些往事，随年月久远慢慢湮没；有些记忆，却因睹物思人历久弥新。

记得我到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进行岗前培训的时候，曾听到许多动人的故事。展厅里那件“行军锅”的故事就让我震撼，尽管这口锅的锅沿局部已经裂开，锅壁和锅底有几道裂缝，还有大大小小17块补丁。就是些补丁，流传着一个个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故事。

这口锅是从长征路上背来的，红军改编之后，八路军战士又把它背到了太行山。在残酷的战争中，这口锅坏了又补，补了又坏，经历了许多的曲折。那是1938年春，日寇对我晋东南根据地进行了九路围攻，为了打击敌人，粉碎围攻，我八路军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伺机击破其一路的战略，在武乡县长乐村附近发动了长乐村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这场战斗中，武乡民众组织了支前担架队，在枪林弹雨中奔跑穿梭，与八路军配合默契。当时的武乡县王家峪村村民李焕兰的丈夫身强力壮，参加了抢救伤员的担架队。突然，前方的战壕里传来一声声呼唤，声音微弱但异常急迫“锅……锅……”担架队冲到跟前，发现一名年轻战士倒在血泊，他的背上背着一口行军锅，“同志！同志！你醒醒！我扶你上担架！”

陈列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行军锅

“别！先别……管我。”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又指了指身后的锅。只见锅的底部有一个黑色弹洞，子弹从战士的前胸穿过！“老乡！……一定要保住这口锅，长征两万五千里，他一直没有离开我……建功立业，难分难舍……请你们补好它，让它为抗战再做一些贡献……我……”这名战士永远合上了双眼，但却留下了一个千斤重托。

记住血债，为乡亲们报仇，夺回咱自己的山河。战斗打的异常残酷、激烈。长乐村里大火冲天，血流成河，李焕兰的丈夫含着眼泪冒着危险把这口锅背回家中。他亲自将锅上的弹洞补好，用它继续为战士们熬粥煮面，烧菜蒸馍。后来，他在转移这口锅时，正好赶上日军“扫荡”，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1939年10月，八路军总部转战来到了王家峪村，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凑巧就住在村民李焕兰家。她们常常拉家常，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有一次，总部伙房里因接待客人，锅不够用，很是焦急，李焕兰闻讯就将这口锅送过来，她说这口锅是他的丈夫在长乐村战斗中从一位负重伤的八路军炊事班班长手里接过来的，一直保留着。后来每当总部伙房接待客人、培训干部的时候，炊事班用这口锅煮饭。后来八路军总部离开王家峪，彭老总说：“这口锅为八路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待到全国解放后，送到博物馆，让它把革命传统永久地发扬下去！”

李焕兰大娘就这样将行军锅珍藏下来。

没有这口伤痕累累的行军锅，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别看这口锅老，它永不褪色，别看这口锅破，没有人能估计出它真正的价值。它不仅仅是一件革命文物，更向我们们讲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革命历史故事，它是见证八路军抗日峥嵘岁月乐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音符……

行军锅是如此，行军中的战士亦是如此，他们饮黄河、长江水，进军广阔神州，直指天涯海角。为战胜日寇，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抗战胜利，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些辉煌战例，更有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金戈铁马，峥嵘岁月，这些人、这些物，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来，从枪林弹雨中冉冉升起，他们的英明和业绩，他们的高尚情操和革命精神，将激励中国人民永远向前。

何克的打字机

李左

折戟沉沙处，神勇自分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驻地窑洞里，一盏昏黄的油灯下，一位目光炯炯的男青年正在认真地用一台外文打字机打字。他端坐着身体，时而眉头紧蹙，时而眉峰舒展；脸上布满庄严肃穆的神情，又隐隐含着一丝坚毅的笑容。

随着他双手的轻捷起伏，一行行深情的文字在打字机下清晰出现：“……这里是我生活过的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连牛津大学都比不上。八路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当地军民鱼水深情团结一心，没有任何矛盾，他们似乎天生就是兄弟，尽管他们来自中国广袤的天南海北。所以，中国人在这场反抗日军的战争中必然会赢得胜利，而我，似乎已经望见了胜利的曙光。”

随着一声鸡啼，东方的鱼肚白开始泛亮，这位打字的青年伸了个舒服的懒腰，郑重地把打好的文件装进信封，准备寄往外地。如此夜以继日地工作，如此同情中国人民，他是谁呢？让我们一起记住他响亮的名字吧——乔治·何克。

乔治·何克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1915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虽然生活安逸，但他拥有一颗仁慈博爱的心灵。当他闻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毅然放弃了养尊处优的绅士生活，只身来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上海。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铁蹄蹂躏之下，无辜百姓惨遭荼毒。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的惨状彻底激怒了身披风衣的乔治·何克。黄埔江畔，何克冷静思考，一次次反思着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哲学问题。最终，他决定留在中国，留下来拯救这些可怜的人们。

他先后联系多家外国报社，不断报道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使中国之外的更多人了解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卑劣行径与累累罪恶。他的笔下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怜悯，充满了人类最绝望的呻吟，成为当时了解中国真相的首选报道之一。同时，作为为数不多的外籍盟友，很快他就与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熟识，并一起努力，壮大了声援中国的国际主义先锋团队。

在何克的印象中，中国是一条古老的东方巨龙，因此他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从上海到汉口、延安、北平……在沦陷的中国大地上，他苦苦追寻着中国的出路何在，直到他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遇到了聂荣臻之后，他才惊呼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林荫道上，何克用不熟悉的汉语向聂荣臻请教中国革命的相关问题。聂荣臻爽朗一笑，说：“你想真正了解中国革命，那么你就应该去请教中国的大军事家朱德同志！”

于是，经过聂荣臻的安排，在四名警卫的陪同与我军一二九师的护送下，跋山涉水的何克终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八路军总部——武乡砖壁村。当朱德宽厚的大手握住他的双手时，何克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与异样的温暖，于是他决定居住下来，他找到了久违的家的感觉，他的灵魂在根据地蓝盈盈的天空下第一次得到了彻底的舒畅。

入夜，他放好打字机，静静地坐下来，在打字机前按动按纽，哔哔叭叭的声音里，记录下自己的一路见闻，也记录下自己对中国革命的预见与评价。无数个安谧的乡村夜晚里，在打字机滴答滴答的工作声中，何克热血沸腾，激扬文字，往往不觉忙碌到天明。后来，这些战地文章被辑录成册，取名为《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成为后人了解史实的宝贵客观资料。

一路饱经炮火洗礼，一路赤诚寻找光明，年轻的何克身上有不竭的动力，他积极参加八路军的各种组织、活动，并热忱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无私帮助当时苦难的中国。

在何克随身携带的几件行李里，可以说这台外文打字机是他最珍视的宝贝。他总是小心翼翼地用一块白色手绢覆盖着它，而那块绣有英文字母的手绢，是他天各一方的女朋友赠送的。可能那台古老的打字机也曾经打出过想念亲人与故乡的书信吧。

直到1974年，在重新修复八路军总部砖壁村旧址时，才从院里地下挖出了这台打字机，还有军用地图24张。后经曾在砖壁战斗生活过的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王政柱确认，他说：“这是在总部工作过的英国记者何克先生用过的外文打字机，当时因总部撤退时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又怕在撤退途中发生意外，所以就埋在了总部院里。”

今天，当我们瞻仰这部打字机时，定然体会不到何克这个万里远客的异乡孤独，也猜想不到他蓝色眼睛里深藏着的爱情故事；但我们一定可以触摸到他一生无悔的坚定信仰，也一定可以问候他三十岁时埋葬于中国热土的不朽英魂！

太行文化人座谈会上的罗圈椅

王真

1939年10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部由武乡县砖壁村迁至王家峪，野战政治部迁到下合村。当时太行军民已粉碎了日寇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环境相对稳定。八路军总部在这里接待了不少国际友人、援华团体、友军将领、民主人士、文化界名人，领导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生产自救，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节有利的斗争，同时还组织延安和大后方到前线来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开展了充满活力的敌后新文化运动。

就在轰轰烈烈建设根据地中，迎来了新的一年——1940年。年后的2月8日，正是农历的春节。为繁荣文化教育事业，扩大政治宣传，利用文艺武器来参加抗战，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在野政驻地下合村召开了文化、教育工作者座谈会。

座谈会的会场设杨金凤家的农家四合院子里，院中间摆了两张四六方桌，桌子上摆了一些茶碗。桌子周围，在长条凳、圆板凳上架了一些供与会人员坐的条板，也摆放一把罗圈椅。实际上举行的是一个春节茶话会，热烈欢迎从延安来到华北前线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太行根据地的37名文教精英，济济一堂，有说有笑，驱散了初春的寒气。

在这之前，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等领导人，已向画家们发出了艺术服从政治，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号召。木刻工作团的同志们，深入战地生活，把上述口号变为实际行动。他们虚心向民间艺术学习，进行了采风活动，创作出《军民一家》、《坚持抗战》等新年画和连环画。

春节这一天，朱总司令和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陆定一等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会的文艺工作者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胡一川、彦涵、罗工柳、杨筠、华山和前方鲁艺校长李伯钊、抗大文艺工作团的徐懋庸、任白戈以及八路军总部的孙泱等，德国医生汉斯·米勒也应邀参加。

座谈会上，朱总司令热情地鼓励这些日夜战斗在抗日前线的艺术家们，进一步运用文艺这个武器，开展对敌斗争工作。他说：“抗战要文武两条战线并肩作战，甚至笔杆子要超过枪杆子，先搞好文艺宣传，才能发动起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陆定一同志回顾了鲁艺木刻工作团从陕甘宁边区来到太行山期间，如何发挥艺术在抗战中的作用。同时，他向与会文艺工作者提出两个基本口号，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融合，创造出新的抗战文艺。他又有针对性地指出创造新文艺必须遵循的途径：“第一，融合外国艺术和中国艺术，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第二，采用民间艺术形式，深入群众，学习传统艺术，在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同时改变艺术形式。”陆定一同志认为，这种艺术的产生，将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有待艺术家们在抗战实践中努力。

会毕，朱德总司令，陆定一副主任等总部领导人，宴请了与会的艺术家们，并与他们合影留念。这次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号召和发动了太行山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一切文艺工具和手段，投身到抗战洪流中，对推动华北敌后文艺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

这把罗圈椅，为木质，宽55 cm，椅背高90cm，这是借用房东杨金凤家的。这把罗圈椅一直有房东使用，1995年武乡县下合村村委会征集回村委，2010年该村建立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下合村旧址纪念馆，现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下合村旧址纪念馆收藏。

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

张红伟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有这样一件纸质的手绘图，图的四周已经破损，但是却弥足珍贵，这件文物就是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这是八路军总部在砖壁村指挥百团大战时手工绘制的，图的上方书写：“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中间用红、蓝两色绘制地图，在图的右下方分两行书文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日山西省武乡县”，是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贵重的文物之一。看似平常的这样一张地图，背后有什么故事？为什么如此珍贵呢？

1939年冬，华北日军加紧了侵华步伐，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不仅隔断了太行与太岳区的联系，也企图隔断太行与冀南、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对根据地抗日军民的生产生活及军事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打破其“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1940年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8月20日，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华北发动了一场以破坏正太路为重点的交通破袭战役，随着战役的展开，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约20余万人，故称“百团大战”。

8月20日晚上8点，一颗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夜空，参战部队、游击队和民兵似猛虎下山，扑向日军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整个正太路和同浦路、平汉路、德石路、津浦路、平绥路、白晋路等部分铁路交通线，都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日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顾此失彼，损失惨重。八路军攻占许多据点和车站，攻克天险娘子关，破坏日军占据的华北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并截断正太路一个多月。接着，八路军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日军、摧毁根据地内的据点。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发动了著名的涞（源）灵（丘）战役，一二九师在榆（社）辽（县）战役中，连续攻占榆辽公路沿线据点多处，并攻下了榆社县城。随后，恼羞成怒的日军对华北根据地发起了疯狂的报复性的“扫荡”。一二九师在山西新军的配合下，粉碎日军对太行和太岳根据地的“扫荡”；晋察冀军民先后击退日军对平西和北岳地区的“扫荡”；一二○师粉碎了日军对晋西北的“扫荡”。1941年1月24日，历时5个月的百团大战胜利结束。

此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伪军4万多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摧毁大量碉堡和据点。从而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牵制了日军的兵力。这张地图就是当时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重要战略部署地图，对百团大战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日军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1940年10月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集中数万兵力，对八路军晋冀豫、晋察冀、晋西北等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为此，八路军总部下达命令，华北根据地军民转入反“扫荡”作战，百团大战从此进入反“扫荡”的第三阶段。

发生在武乡东部著名的关家垴歼灭战，就是反“扫荡”作战中的经典战役，经过这次战斗，八路军驻扎在武乡砖壁的总部机关及周边地区重要的党政部门，成为日军重点攻击对象，调集重兵在清漳、浊漳河两岸进行往返侵扰。襄垣之敌北犯西营，黎城西井方面之敌分途西进，段村之敌也猛扑砖壁、东堡地区，图谋歼灭驻扎在武乡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

1940年11月3日9时，敌占武乡侯家垴、大陌村阵地，经石瓮西进之敌占据了石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欧致富部和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陈赓部，在东堡村东端与烟里一线冒雨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战斗异常激烈，日军几次向砖壁冲锋，均被三八六旅炮火压向西去。这时，三八五旅陈锡联部从胡峦岭高地直奔而来，东来之敌在八路军夹击下，伤亡惨重，退下山谷。日军合击总部落空后，立即向辽县、黎城方向逃窜。

为了确保总部机关的安全，避免日军空袭和更大规模的破坏，11月4日，八路军总部机关决定紧急转移，由于当时交通条件差，又出于安全考虑，总部机关将一些辎重物品、重要文件等埋在砖壁总部院内后，经黎城仟仵、涉县茅岭底等地安全转移至辽县武军寺。

1974年，重新修复位于武乡县的八路军总部砖壁村旧址时，从八路军总部院内地下挖出了机器一台，地图24张，还有其它物品，来总部参观的八路军老战士们看后，都说是打字机和军用地图。为了更进一步落实此事，在1979年冬，有关部门专程赴北京拜访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王政柱将军，当年他在总部担任作战科科长，他一见到这些物品就很熟悉地说：“这是当年在总部工作的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先生用过的外文打字机和当年总部指挥百团大战时使用过的军用作战图。”当时因总部撤离时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又怕在转移途中发生意外，所以就埋在总部院里……

知道了这张战略图的来历，我们不得不惊叹这件珍贵文物与武乡的缘分，如果当时总部机关带走了这张地图，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去修复砖壁总部旧址……这张珍贵的地图可能就不会再呈现在我们面前。可是，历史是巧合更是必然，这张地图在百团大战中指挥了千军万马，今天，他又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真实的给我们重现了刀光剑影的烽火岁月，时刻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屈辱的苦难岁月。这张地图在百团大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今天，她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激励着我们一代代人，阔步走向中华民族复兴！

一份特别的抗战合同

白国清

武乡县民间收藏家籍贵先创办的武乡抗战博物馆内，收藏了一份特别的抗战合同。该合同签立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廿一日，由武乡县申良沟群众代表王云魁、禹树堂负责组织，禹富全负责书写。合同是一整张麻纸，为从右至左竖写格式。在左下角又粘贴了宽为麻纸四分之一、长为二分之一的纸条，上面共签写了42户群众的签名。

据收藏人讲，当年签立这纸合同时，由共产党员、村干部王云魁、禹树堂组织村民共同签立合同，来到会场的村民纷纷表示同意签名，共立合同，谁家如有汉奸、投敌行为，愿以全家性命担保。书写人禹富全观察到场人员，估计一张纸可以写完合同。但在书写过程中，还有不少群众陆续赶来，把一张纸后面的签名位置写满，还有许多人家要签名，只好另拿一片纸签名，然后用浆糊粘上去。这样，这纸合同，全村42户人家全部签名，而且签名人都代表全家，这样也就是全村200余口人全部参与签立了这份合同。

申良沟群众为什么要组织签立这份合同呢？故事还得从那个艰难凶险的抗战年代说起：

1941年，世界法西斯势力空前猖獗。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独霸亚洲和太平洋的野心，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把中国变成进行扩张战争的后方基地，一方面在占领区加紧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以求“以战养战”，一方面集中兵力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1941年至1942年，日寇接连不断疯狂“扫荡”，出动兵力超万人的“扫荡”就达八次之多。这对根据地形成很大破坏，群众情绪受到了很大打击。受害群众不了解八路军由于主力部队外出作战，因而埋怨政府和军队没有保护他们；一些坏人则趁机散布谣言，说“八路军不打日本光开会”、“八路军游而不击”，致使部分群众有不自觉地“怨八路”掩盖了“恨日军”的思想。为此，中共武乡县委号召各村党支部向群众宣传强调：在敌人强大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游击战打击敌人，宁死不当亡国奴，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才能打退日寇的进攻。并在群众中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大力宣传日寇屠杀武乡群众的血的事实，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帝国主义妄图亡国灭种实质。

1942年的初冬，朔风凛冽，严寒料峭，太行山格外寒冷，日寇的残酷扫荡，鬼魅横行，让这片土地愁云惨淡、血色恐怖。这是敌后抗战极为艰难的一个冬天。然而，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的怒火早已熊熊燃烧，日寇的淫威无法阻止太行军民的反抗。

申良沟村，是一个隐藏在太行腹地毫不起眼的小山村，不到200口人，散居在沟壑纵横的窑洞里。这几天，驻段村的日军派汉奸到村里来，一边宣传受日本人的维持人什么好处，一边用恐吓的口气说，如果不搞维护，皇军就会把全村人杀光。面对日寇的淫威，面对根据地极为艰难的状况，村子里的抗日骨干们正在酝酿一个大胆的决定，“咱们村绝不搞维持，咱不当汉奸、绝不当汉奸、咱村也不能出汉奸。”

1942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深夜，全村每户都派一个代表，集中在一个窑洞里，他们正在签一份庄严的合同。窑洞很小，昏黄的油灯下，一个个坚定而沉着的面孔盯着伏案书写的文书禹富全。合同写好了，禹富全特意用大字在合同上写下这样的誓词：

响应党的号召，激发爱国热情，依靠群众基础，凝聚民族精神，团结有生力量，动员全民皆兵，大打人民战争，夺取抗战胜利。

这誓词仿佛刺破黑暗里的利剑，照亮了每个人的心底。窑洞里的人群情激奋。

村民代表王云魁捧起合同，低声朗读起来：

立合同申良沟村，今因凶恶敌人残酷的来烧我房子，抢我资财，杀我头颅，破坏我根据地，夺我们的粮食，破坏我们的（抗）战，我们为了保卫自己，保卫家乡，保卫根据地，遂一致奋起，团结一心，对付敌人，所以能牺牲自己不暴露窑洞，不泄露资财，在战争时不暴露军队，不暴（露）咱们民兵，平时爱护军队于民兵，爱护干部，肃清全村坏人和汉奸，如有一家投敌，代表一个人负责，如有一个小偷，按群众纪律，实行枪决！恐口无凭，立合同文约为证。

代表：王云魁禹树堂

书人：禹富全

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廿一日申良沟全村合同

读完了，王云魁目光炯炯的用眼睛扫射了大家一眼。

“每户派一个代表签字，户内出现汉奸代表负责。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嗯，宁死也不当汉奸！”

于是王云魁首先代表全家人第一个按下了庄严的红指印，禹树堂、禹富全也按下了红指印。接着，王兰魁、王福呆、王更来、禹金义、程臭则等42位村民代表全家人等，庄严签下名，按下了红指印。这是一份投名状、是一份生死文书，更是全村人对党的忠诚，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的铮铮宣誓。他们用一种原始而又淳朴的方式，把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忠诚化作了这一庄严的许诺。

一诺千金。从那一刻起，在那段墨黑如漆的峥嵘岁月里，这个村庄的男女老少坚守信念，严守秘密，兑现合同，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用行动诠释了老区人民的铮铮铁骨和高尚风范。

太行山高，可以呼远。老区人民就是用这样的坚毅与执着，百折不挠，万众一心，渡过了最为艰苦卓绝的困难时期，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如今，时光荏苒，七十多年过去了。那些在合同书上庄严按下指印的淳朴百姓都已作古，无一存世，但他们与广大太行军民共同铸就的伟大的太行精神，却历久弥新，永放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武乡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朝着富裕幸福的目标奋勇向前！

马蹄、羊蹄的妙用

白国清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些马蹄和羊蹄。其中马蹄通长20㎝，蹄面长10㎝，宽8.6㎝；羊蹄通长26㎝，蹄面长3.5㎝，宽3.3㎝。这些马蹄和羊蹄是怎么来的？又是干什么用的呢？纪念馆讲解员会给你娓娓道来：

“这些马蹄和羊蹄是抗战时期武乡县李峪村的王来法和民兵埋地雷用的。王来法和民兵们在大路上埋完地雷后，他把挖出的新土倒进河里，再从较远的路旁找来浮土，撒在雷坑上，印上牲口蹄子印，再撒上牛马粪，伪装得和原来的地面一模一样，然后埋伏起来，等待鬼子送上门。”讲解员的生动介绍，让游客仿佛置身于那段烽火岁月当中。

在那艰苦的抗战年代，八路军和太行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倭。武乡人民创造和运用了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围困战、破袭战、联防战、攻心战等各种巧妙的战术，机智灵活地运用了人民游击战争这一克敌致胜的法宝，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武乡县李峪村的王来法，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和李峪村民兵在日寇盘踞的蟠龙镇和段村镇沿线大摆地雷阵，仅1942至1943年两年间，炸死炸伤的日寇、伪军就有120多人，成了名震太行的“地雷大王”，他的事迹至今被人们传颂。

王来法祖藉是河北沙河县人。1914年，年仅7岁的他随家人逃荒来到武乡县，生父病死，就跟村村里的王姓人家。1938年，日军入侵武乡，他的父亲惨遭杀害，王来法怀着国仇家恨，毅然参加了抗日自卫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一段传奇的抗日历程。

1942年春，担任抗日自卫队队长的王来法参加了县武委组织的爆破技术学习班，很快掌握了装雷、埋雷技能。学习完毕，王来法赶回村，把所学技术传授给民兵们。

当年5月3日，李峪村的民兵向王来法报告：段村的敌人第二天拂晓要来扫荡。王来法听了说：“来得正好，咱们给他几个‘铁西瓜’尝尝!”说完，马上唤来暴丑小和刘贵堂等民兵，背上3颗5斤多重的土地雷，带着步枪和铁锹，趟过浊漳河，跑到敌人必经的长乐村，埋设踏板雷。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王来法和民兵们看到远远的公路拐弯处有像毒蛇一样缓慢移动的黑点，原来是日军排着行军纵队向这里走来。100米、50米、20米、10米,渐渐接近了雷区，只听“轰、轰、轰”三声雷响，腾起三股几丈高的烟柱，敌人东倒西歪地躺下一大片，长蛇队立刻变成了一盘散沙。

这次胜利让王来法和民兵们看到了地雷的威力。此后，王来法拿出更多时间精心研究和反复试验，成功地试制了石雷、木雷、瓷雷、子母雷、连环雷、天雷、回头雷等20多种地雷，在阵式上设计了梅花阵、凤凰阵、楼上楼阵、蛇形阵、开门大吉阵、群体欢送阵等形式多样的阵法。但是，经过几次挨炸，敌人也学精了，走路不再那样趾高气扬，而是小心翼翼，发现有新土就派工兵检查起雷。为了对付敌人，王来法与民兵们认真研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终于想出了办法——做伪装。于是，他们准备下羊蹄和马蹄掌等物品，埋好雷后就用这些蹄子盖在上面脚印，敌人以为牲口都走过了一定没有地雷，结果又挨了炸。

1943年6月15日，王来法从区上开会回来，得到了敌人出动的情报，第二天凌晨，他就带领民兵扛着雷箱，抬着雷板，拿着铁锹，揣着羊蹄和马蹄掌，身背铁链、铁丝，许多妇女、儿童也跑来帮忙，他们在要道上、树下、井口、门上、窗户上设下了真雷、假雷、明雷、暗雷和诱敌地雷……

半前晌时分，1000多日伪军从段村出发，沿着公路开过来，他们怕挨炸，都猫着腰，踮着脚，竖起耳朵，走一走，停一停，又弯下腰摸一摸地面，简直走得比老牛还慢。当敌人走至距李峪村二里处的公路上时，一个走在前面的伪军突然发现有地雷的痕迹，尖声一叫：“啊!这有地雷!”这一喊不打紧，所有的敌人全趴下了。此时，敌人的神经高度紧张。鬼子的一个军官命令几个伪军把雷取掉，伪军猫着腰浑身打颤地躲在一块大青石后，其中一人抓起一块石子朝雷痕一扔，可是并没有爆炸，当他们一起跑到青石后边的时候，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伪军们被炸飞了。原来雷痕是假的，真雷埋在大青石后。第一颗雷爆炸后，鬼子慌了神，继续逼着伪军去探雷。第一个伪军费了半天劲，结果扒出一顶破钢盔；第二个伪军担惊受怕地扒了许久，最后扒出一只两斤半重的破鞋子；第三个伪军扒了良久，最后扒了一手狗屎。鬼子的军官见地雷都是假的，就命令士兵赶快开路。谁知没走多远，“轰”、“轰”两声，鬼子又踏响了母子雷，炸翻了好几个敌人。王来法和民兵们一直在观察敌人的行动。当敌人走到李峪村，离真雷区还有30米时，王来法对民兵们说：“快打!把敌人引进雷区!”民兵们赶紧朝鬼子的队伍开枪。顿时，敌人乱作一团，冲进了雷区。刹那间，地雷像山崩地裂一样爆炸了，炸得敌人四处逃窜。但跑到东边，东边响，拐到西边，西边炸，他们闯进了王来法布下的蛇形阵。这次战斗，敌人几乎被全歼，王来法研制的各种各样的地雷和综合阵形给敌人以重创，民兵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是民兵制胜的法宝之一。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武器十分紧缺，但是智慧的武乡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将身边的资源巧妙地变成敌人意想不到的武器，王来法的羊蹄、马蹄等伪装工具就是这样来的。这些普普通通的牲口蹄子，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实，王来法的地雷战之所以能百试百灵，最大的诀窍，就是他常常使用羊蹄印、马蹄印等盖在埋过地雷的浮土上，把地雷巧妙地伪装起来，迷惑敌人，使敌人上当中计。”讲解员非常兴奋地说。

在1942至1943年间，王来法带领李峪村民兵到处大摆地雷阵，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上百次“扫荡”，先后毙敌120多人。1944年，王来法应邀出席“太行区首届群英大会”，获得了“太行地雷大王”的光荣称号，晋冀鲁豫边区还授予他“抗战柱石建国先锋”的锦旗。因为他好动脑筋，作战顽强，屡战屡胜，武乡县抗日政府赠其“杀敌功臣”金字大匾。

1988年6月，王来法的家属将羊蹄、马蹄等伪装工具捐赠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1999年5月经国家一级文物鉴定组专家鉴定，被评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现陈列于八路军抗战史陈列馆内。

王来法给李峪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给红色武乡注入了耀眼的色彩。正在通过这些马蹄、羊蹄的实物，地雷大王王来法的故事被一代代传下去。红色记忆，光耀千秋！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战争债券宣传旗

郝雪廷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战争债券宣传旗，为丝绸质地，纵60㎝，横62㎝。旗面由5个同心圆与螺旋桨图案组成，颜色呈红、白、蓝、绿、黑等5种，外圈的螺旋桨图案分别有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四国国旗构成，空隙处印着英文“THE UNITED NATIONS FIGHT FOR FREEDOM”（联合国为自由而战）；从外至内的第二至四圈，分别印着洪都拉斯、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印度、海地、巴西、古巴，巴拿马、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新西兰、自由法国、尼加拉瓜、荷兰、澳大利亚，多米尼加、挪威、南斯拉夫、比利时、卢森堡、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等24国国旗图案，外围黑色圈上标有国名，代表当时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总计28国；中心圆圈上写着“BUY WAR BONDS”（购买战争债券），中间为自由女神像。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战场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意、日法西斯势力暂时猖狂。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德军横扫西、北欧，取得暂时胜利的刺激下，决心乘美国的战备尚未完成，英国又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同盟条约，三国侵略同盟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英美为了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遂由推行牺牲中国利益的“东方慕尼黑”政策，逐渐转为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态度。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向与美国安全有重大意义的国家用出售、转让、交换或租借等方式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这意味着美国完全放弃“中立”政策，实际上介入欧洲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英、美开始结成反对德国法西斯同盟。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了侵苏战争。在德军的突然袭击下，苏军遭到重大损失，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德军从西北、西、西南3个方向推进了300至600公里。同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为7日），日本海军袭击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在短短几个月内，打败了美、英、荷在远东的部队，相继占领了泰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等地。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最大规模。1942年1月1日由美、英、苏、中四大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订共同反法西斯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正式宣告成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不久法国、墨西哥也加入。

德意日法西斯把战争和法西斯暴政强加于各国人民，促使反法西斯国家同盟逐步发展和加强。签字国保证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作战，与盟国合作，不单独同敌人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将在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上援助和贡献。根据《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条款，为从经济上支持这场正义战争，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决定发行战争债券，为扩大宣传，号召全世界人民购买战争债券，以资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印制了这样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债券宣传旗，通过各种形式广泛散发。

1943年，在武乡县胡峦岭反“扫荡”战斗中，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支援八路军，空投物资，蟠龙村游击队长王振清在带领民兵参战的过程中，拣到了这面“反法西斯联盟债券宣传旗”，他一直珍藏在身边。1998年3月，由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职工王霞征集回馆珍藏。

一把搬手

白鸽

自1939年冬以来，华北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不仅隔断了太行与太岳区的联系，也企图割断太行与冀南、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同蒲路北段以及白晋路、平汉路等，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

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开始称为正太路战役。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联名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一二九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一二○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北段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上，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按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所以战役改称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打响后，不仅大量的主力部队参战，各军分区的地方部队、游击队也都参加了破袭。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太行第三军分区所属武西独立营也参加了破袭战斗。

1940年初，为便于集中地力武装配合八路军作战，在县抗日自卫队基干队的基础上，组建武乡独立营，成为军分区领导的正规武装。1940年6月，武乡分为武乡、武西两县，因武乡东部有八路军主力部队活动，将武乡独立营调归武西县，更名为武西独立营，由白正戈任营长，县委书记王宗琪兼任教导员。辖三个连，并领导各区游击队。百团大战开始后，武西独立营积极出动，对白晋铁路进行打击和破坏。民兵们用铁扳手拧开道钉和夹板，一截一截地把铁轨扒起，再把枕木一根一根搬开。后来他们就几十人一排一排站在铁道一旁，把枕木下面挖空。然后人人肩扛枕木，手把道轨，指挥者号令一下，几十个人一起用力扛起枕木，几十米长的铁轨就来了个大翻身。就这样，敌人白天修路，民兵晚上破路。经过半个多月群众性的大破击，日寇苦心经营一年之久的白晋线，被破坏得像一条遍体鳞伤的“死蛇”一样，瘫痪在那里。

这把搬手就是武西独立营在破坏白晋铁路时使用过的。他们带着铁镐、铁扳手、铁锤等工具，破路基、扒铁轨、炸桥梁、打火车。广大军民共计破坏铁路100余里，取得了白晋北段破击战的胜利。为铁质单头搬手，黑色，长49㎝，扳手宽13.2㎝。在此后几年中独立营经常破坏铁路，也一直使用这把搬手。后又交给武乡县南关、分水岭、岩庄一带的民兵组织的“铁道飞行军”使用。当年曾经参加破路的武乡县岩庄村民兵崔贵熬将自己用过的铁质单头扳手一直珍藏家中，1997年5月崔贵熬亲自将这把铁扳手捐赠给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一本珍贵的书

刘东萍

2020年7月的一天清晨，接到久未谋面的老同学电话，想让我帮忙联系拜访郝雪廷老师，说有件东西想让郝老师看看。

那天，正好郝老师有空，于是，上午十点，我们一起来到郝老师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他有点神秘而郑重地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面是一个报纸包，打开报纸，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本泛黄的小册子，看上去，长不到二十公分，宽也就十来公分的样子，封面上隐约能看到列宁的画像，轻轻打开是书名，书名的背面几行小字，清楚而详细地记录着书名、出版时间、编辑者、定价、发行社及地址等信息。老同学说自己不太懂，想让郝老师帮他看看讲讲。于是，郝老师轻轻地翻着，边看边聊起来。

这本书保存比较完好，打开第一页就清楚地写着《什么是列宁主义》，下面括弧标注：列宁主义研究者之参考材料。打开第二页清楚显示出版于1939年6月，编辑者是文维城，出版是“胜利社”，当时这本书是初版，一共印刷了800册，每册定价一角二分。紧接着就是目录、编者声明，从编者声明的信息中可以读出，作者当时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研究列宁主义者提供一本参考资料，目标很显然，就是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再打开，印入眼帘的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段话——“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段话的上面用大号字特别醒目地注明“仅以此献给学习理论的干部同志”。

继续翻看，从全书的字体来看，很明显是多人参与刻板而非一个人所为，各种不同的字体，显然是几个人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后装订在一起的。我注意到，这泛黄的纸张是很薄很薄的粉连纸，有红、黄、绿、白四种颜色，郝老师讲，当时非常困难，纸张短缺印刷条件有限，所以只能是有什么纸算什么了，顾不上考虑书的整体性一致性亦或是美观了。想想，1939年，那是全面抗战初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可见物资何等短缺，印刷条件何其艰难。

说话间，郝老师突然停下，问起书的来历。老同学说，久仰郝老师大名，而且对他特别的信任，所以就实话实说了。

原来，这是他父亲留下的。前几年他们家翻修旧窑洞的时候，在窑洞里间墙皮裂缝中挖出来的。当时父亲年岁已高，思维不是很清晰，对于这本书的来历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从父亲的讲述中得知，这是当时他们村的一个干部学校用过的书。好像说是有一天，突然枪声响起，鬼子进村了，学校的老师和学员们一方面要去掩护群众，一方面又要收拾东西，有的还要去参加战斗，慌乱中，有位老师跑进院子把这本书交给父亲，并且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保管好，不要告诉任何人。父亲情急之下就用破布包好塞进了窑洞里间的墙皮里，又用放粮食的瓮靠墙挡住。后来，鬼子走了，逃难的村民陆续回来了，可是那个老师再没有回来取书，他也不知道那个老师哪儿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有交代，不让他告人，所以父亲没敢打听，更没有把书交给别人。不久之后，那个学校就离开他们村了，这件事也就搁下了。一开始，父亲还惦记着，但是不敢往出拿，慢慢的天长日久他便把这件事忘了，如果不是翻修旧窑洞，估计没有再见阳光的日子了，估计会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房倒屋塌而沉寂、而悄无声息地埋葬。

说到这里，郝老师眼前一亮询问到，你刚才说你老家是哪个村？如果你父亲在世今年多大年纪了？

老同学说他是盐土凹村的，父亲87岁那年去世，如果在世今年应该有97岁了。

郝老师的脸上立刻露出激动的笑容，他说，“这就对了”。边说边打开自己的电脑，打开文件夹，让我们看了一段文字。从文字中我们了解到，原来，1940年4月，中共武乡实验县委为了整顿各级党的组织，转变党的工作作风，在创建实验县的同时，开办了实验县委党校。当时的校址就在盐土凹，只是不久便迁往姚庄、大有、横岭等地了。当时由苏光任校党委书记，陈平任校长。党校教员有从晋冀豫区党委党校派来的吴江涛、吴锋、彭淦等，也有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特地派来的陈光华（朝鲜人），他来武乡就是协助创办党校的。实验县委党校先后举办过3期基层党员培训班，学员大约又1500余名。学校主要培训党员、区村干部，当时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党的基本知识、党风问题与战争动员等。据记载，当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专门的教室，学员们只能是晴天在树下、打麦场上学习，阴雨天就在老乡家里、屋檐下讨论。没有课桌没有板凳，学员们就坐着石头、树墩听课，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或者干脆用树枝在地面上写字。特别是当时的学习资料也非常的紧缺，学校的老师还专门去太行三地委（当时就在大有、东沟）找学习资料，这本书应该就是从那里带回来的最珍贵的学习资料。由于事发突然，那位老师又要去完成任务，所以就将书本托付给老乡保管了。

到这儿，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基本就清晰了。再次仔细端详，突然觉得增加了分量。书中随处可见用笔轻轻勾划的痕迹，这应该是老师们在学习时划出的重点，当时，因为得来不易，所以读书人倍加珍惜，小心翼翼，如获至宝。

据郝教师介绍，这本书的作者文维城，是个化名，他的真名叫何克全，也就是著名的革命家凯丰，江西省萍乡人。早年在萍乡中学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生运动。1927年底赴莫斯科，到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1930年秋奉派回国，同年12月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两广团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书记。1934年1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中任军委总供给部政委，出席著名的遵义会议。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军委政治部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团中央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凯丰同志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理论战线上，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编写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什么是列宁主义》最早于1937年在延安出版，这本书共写了三编，分三册印刷。现在看到的这个小册子，实际上是第一册，内容是第一编：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分为三章讲述列宁主义之定义和列宁主义之主要点；列宁主义之历史根源；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之新阶段，斯大林同志之继续发展列宁主义。这本书先后有不同出版社出版不同版本，但在太行区出版的版本还是第一次发现，而且印刷时间较早，印刷数量极小，也说明其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在当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让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列宁主义，树立坚定的信念，一步一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真是太了不起了。

时近中午，我提议一起吃个便饭，可老同学坚持要走，于是便随了他愿。望着他转身、上车，望着远去的汽车，突然有种冲动，我要把今天的故事记录下来，让人们从一个小小的藏书中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地的传播，让人们从小事中了解承诺与坚守，了解武乡这片红色土地上曾经的辉煌与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