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朱利峰：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生态修复—— 以民间手工艺为例
时间：2023-04-11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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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乡村振兴的治理体系除了自治、法治、德治三个基本维度，还需要通过文化生态修复的维度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能，因地制宜地为村落探索其特色发展路径。手工艺通过正确的步骤与方法介入乡村振兴，是修复文化生态、实现乡村综合治理的特色路径。基于优先修复乡村文化生态理念，践行乡村文化艺术创新“六步法”，以创新服务驱动乡村手工艺产业发展，以在地品牌打造修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以手工教育体验修复乡村传统民俗文化根脉。激活乡村劳动者的自我造血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健全乡村文化和经济的自治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自治、法治、德治”这三个维度之外，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化生态修复也是乡村社会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维度。中国的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百工与百业平衡发展的社会结构，农民掌握着全社会最为全面的生产劳动技能，纺染织绣、编织扎制、雕刻塑造、剪纸刻绘、器具制作、食品烹制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手工艺则是这百工百业中最为重要的技艺手段。民间手工艺以创新姿态介入当下乡村文化和经济的社会治理，是具有生态、环保属性的有效手段，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五大乡村振兴的着力点上，能够起到极为显著的贯通作用，对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具有四两拨千斤的独特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乡村经历过三次较大的振兴发展。第一次，是建国初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引发的乡村振兴，探索出了一条真正实现农民基本土地权益的道路[1]；第二次，是1978年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引发的乡村振兴，建立了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基本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组织系统[2]；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乡镇企业引发的乡村振兴，奠定了城乡之间经济贸易互通的物质基础，加速了城乡产业融合[3]。改革开放40多年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乡村发展现代制造业，使农村劳动力得到释放，开启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腾飞[4]。目前正在进入第四次乡村振兴的多元发展阶段，以往的乡村振兴都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功，但盲目发展制造业也破坏了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城乡融合的新趋势下，传统的百业农民向专职产业工人的身份转换，出现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也加速了乡村人文传统的消亡。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但专职产业工人的流水线作业方式消弭了农民本来多元化的生存劳动技能，留守人群的转移意愿也普遍偏低[5]。进入乡村建设新时代，乡村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形成乡村振兴动能的因素除经济外，还叠加了文化、生态、福祉和社会治理等多元要素[6]。如今的多元发展阶段，城乡融合、跨界融合、三产融合背景下，乡村将更多承担起人们精神家园的社会职能，更多地起到心灵栖息地的作用，从乡村主体而非城市主体视角出发的生态文明重建就显得尤为重要[7]。温铁军指出：“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以多样性为内涵的、人类自觉回归自然的文明形态”[8]，这里的生态文明，不仅指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还包括传统村落最可宝贵的文化生态的传承延续。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升温，生态环境供给和独特的文化资源服务正成为中国乡村振兴供给侧改革的新趋势[9]。二十一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开始意识到传统村落所承载的乡土文化是可供利用的优质旅游资源，纷纷加入到乡村旅游开发的大潮之中。但由于我国乡村建设缺少相应的策略规范，管理水平良莠不齐，致使乡建规划过程中模仿成风。有些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盲目发展的直接后果，是所有乡村如出一辙的千村一面，民间传统习俗、传统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传承危机，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正在快速消失。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执行，以及复兴传统文化提上日程，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村落的文化起到保护作用，非遗传承和保护也成为当下的热点话题。但关于乡村传统文化的创新利用因为村落特色的千差万别，开发现状呈现出较为混乱的局面。文创开发首当其冲，许多管理者和乡村旅游经营者都寄希望于文创品牌和产品，动辄打造乡村IP。事实上，传统村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是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内容的有机融合。只关注自然环境开发的乡村建设缺少文化特色的支撑，发展后劲不足；只注重文创产品的销售推广，容易造成游客的审美疲劳。因此，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资源转化以及生态文明的重建，需要基于系统化的策略方法论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策划执行手段，重点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生态内容修复的整体论基础上开展创新性活动。涉及村落的整体发展战略定位、自然生态保护涵养、文化生态修复与传承、自然景观和文化主题的挖掘呈献、产业发展定位、商业模式探索、村落环境景观提升、品牌策划营销、文创产品设计研发、产业运营管理等方方面面。手工劳动曾经是农耕时代传统乡村中的重要经济支柱，民间手工艺是农业社会基础最为深厚的生产生活方式，探索乡村文化生态修复的路径与策略，民间手工艺产业振兴可作为优先选择的切入点，并具有文化和经济治理功能的先天优势。当前，以民间手工艺为特色参与乡村治理的群体主要包括乡镇企业、公益机构和高校师生等几类主体。从在地就业生产、培训人才手工技能、创新乡土特色产品三个方面促进乡村组织、文化与生态的治理。民间手工艺的企业化发展具有其从就业、生产到销售这个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条，是最具有在地性生命力的存在形态。因此发展乡镇企业是乡村产业振兴最直接的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在地就近就业和脱贫增收。例如江苏镇湖为了保护当地传承两千多年的苏绣传统技艺文化生态，开发建设镇湖绣品街，为当地数千名从事刺绣行业的绣娘(绣郎)规划了专业的市场用房和集中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出台了入驻绣品街的多项优惠政策，鼓励刺绣私营业主购买或者租用店面，集中销售刺绣产品，获得了国家级的“苏绣产业集群”称号。其刺绣经济成为镇湖农民创业、就业、持续增收的重要载体。镇湖刺绣从以往的农民副业发展成支柱产业，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解决了镇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为提高就业率、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很大贡献。再如宁夏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巴鸟麻编手工坊，多年来在麻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巴鸟麻编品牌创始人张璟的持续帮扶下，带动因生态保护移民而来的贫困人口、空巢老人、残疾人和下岗退休女工进行麻编手工艺制作。宁夏的汉麻产量高，韧性强，手工坊在选材、染色方面都遵循生态原则，坚持精工制作各类大众能够消费的生活实用品。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巴鸟麻编先后建立了手工坊传承基地、手工创意工作室和移民扶贫就业工坊，带动了数百农民的群体就业和脱贫致富，成为宁夏手艺扶贫的明星企业。此外，北京怀柔区庙城镇的高两河彩绘厂以手绘彩瓷技艺带动周边村民参与就业，村民可以一边干农活一边到厂里画瓷器。产品远销东南亚等国家，给村民带来切实的就近就业机会。除了做画师，还可以当研学旅游的指导教师，指导中小学生的研学体验。达到同样效果的还有顺义区张镇的良山景泰蓝厂，以灵活生产时间吸引村民从事景泰蓝的掐丝、点蓝等手工艺制作，遇有研学团队也变身成指导教师，每年能够带动数十名村民人均增收5—8万元左右。一些行业协会、学会、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对乡村振兴的介入，在帮助解决乡村劳动人口就业问题的同时，举办各种技能人才培训和技能竞赛，为增进农民的持续就业能力和手工技艺的传承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北京工艺美术学会多年来依托北京市科协的科技扶贫项目，对京郊乡村开展精准扶贫和对口支援，每年为偏远山区和低收入村农民提供手工艺实用技能帮扶培训。组织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和专家开展绢花、绒花、剪纸、草编、中国结、面塑、泥塑、兔爷、宫扇绘制、陶艺等手工艺技能授课，培训对象包括低收入村文化员和妇联主任、村办企业员工、非遗体验工坊员工以及幼儿园青年教师等，由浅入深地开展初级、中级、高级系列培训。在有意愿发展手工艺产业的乡村建设“乡土文化专家工作站”，提供系统的北京民间手工艺制作、乡土文创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等文化素质和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当地农民持续发展的文化素养和致富技能。这些培训和工作站建设对郊区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升与实用技能掌握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精准帮扶效果。全国妇联的妇女发展基金会也是国内极为重要的公益机构之一。近年来，由妇女发展基金会推出的妈妈制造手工工坊、天才妈妈梦想工坊两个专项基金项目，陆续在全国各地建设了近百家非遗工坊。为保障项目的良好运作，提升各工坊带头人和骨干的综合素质，加强工坊间的交流沟通，定期举办手工艺女性培训活动。通过组织赋能计划，邀请同行业创始人、新媒体运营专家、平台负责人、非遗文创专家等方式开展培训，多维度提升带头人跨领域专业水平，为手工艺产品品质不高、市场化艰难的现状提供解决思路或创新解决方案。如今，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如云南大理的扎染、德宏的掇花绣、贵州黔东南台江的苗绣和银饰、丹寨的蜡染、河北丰宁的布糊画、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皮雕、赤峰翁牛特旗的耳枕、吉林辽源的农民画、海南白沙的黎锦等妈妈制造手工工坊、天才妈妈梦想工坊都已经成为当地女性就业扶贫的典范。公益机构的培训因其中立属性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但同时，因为没有共同利益驱动的帮扶普遍带有临时性的特点，纯公益的培训指导在失去上一级项目与资金的支持之后，往往容易陷于停顿。因此，当前的公益培训除了财政项目的支持外，也开始广泛寻求实力雄厚的商业品牌加盟，以公益和商业品牌的联合实现双向赋能。在乡村建设的热潮中，民间手工艺往往作为艺术乡建的急先锋得以呈现，高校教师的研究性团队成果较为突出。如较早开展艺术乡建的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左靖老师，于2011年在皖南黟县的碧山村发起“碧山计划”，尝试将艺术引入乡村，挖掘碧山的乡村文化资源并融入现代艺术元素。该项目邀请到诸多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作家等文化艺术领域的群体驻居乡间，共同参与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以公共艺术介入乡村的方式为乡村建设赋能，试图打造一个艺术乌托邦来避免乡村的城市化。其中左靖带领学生开展对黟县传统手工艺的调研并联合村中匠人发起的百工计划，对当地养蚕、榨油、艾叶饼、徽州木雕、织麻布、弹棉花、做火桶、打斗笠等民间手工艺资源挖掘与特色文创产品的开发形成重要影响。左靖编辑了乡土手工艺书籍《黟县百工》，并于2017年将碧山村老供销社改造为集出版、展览、零售、餐饮、住宿、驻村、手工艺体验等多项内容的综合文化空间“碧山工销社”。提出碧山工销社的“百工十条”理念，即“良品良工、百工习得、地域印记、日用之道、传统家园、当代美学、城乡联结、社区服务、环境友好、公平贸易”，努力探索立足于中国本乡本土的百工复兴之路，并逐渐完善出一整套城乡互动的方法和体系，努力构建一个互哺型的城乡共同体[10]。经过“碧山计划”的前沿探索之后，中国乡村大地上兴起了艺术乡建的风潮，更多的艺术家参与到乡村振兴的浪潮之中。但目前艺术乡建多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艺术下乡”行动，虽时常组织一些文化艺术活动，在特定的节庆活动中也偶有传统技艺传承人或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展演，但仅局限于艺术家、传承人和部分村民的参与，没有借助当地的民间手工艺资源形成成熟的旅游体验产品。艺术家们的单方面热情没有与当地村民建立起情感的共鸣，难以得到村民们的支持和理解。一些调研活动和理论思考的实践转化不足，未能带动当地民间手工艺形成产业并持续发展，也没有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村民渴望共同富裕的愿景并未由此改观。因此，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应结合乡村资源禀赋和旅游规划，因地制宜开发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和体验内容，逐步修复乡村整体的文化生态，艺术才能在乡村更具生命力。自2019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丛志强老师通过技能驱动的方式，在浙江宁海葛家村开展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实践研究。与以往的艺术下乡模式不同，丛志强带领学生团队通过深入调查揭示出乡村建设中普通农村家庭空间闲置、供给方式单调化、供给内容同质化、供给主体碎片化的突出问题，针对农村工匠文化的困境，探索其创新转化的策略路径。最终经过长期实践，确定低价微改、技能驱动、能力拓展的家庭资源共享设计路径，从家庭空间、家庭文化、家庭成员三个角度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在其所深度挖掘的家庭文化资源中，着力于充分调动农民信手拈来的缝纫、刺绣、木雕、草编、竹编、砌筑、美食加工等手工艺技能。首先鼓励村民利用所会技能自主改造，材料优先选用带有家庭记忆的老物件和废旧材料，进行老物改造和新物再造。同时通过技能驱动的体验活动设计，为游客开发了体现家庭文化特色的手工体验课程包、手作材料包、半成品物件和作品构件等，让游客建立起与乡村共享家庭的情感连接。最后，针对家庭成员的能力拓展，高校团队采取驻村陪跑的方式，培育并提升村民的自主创造力。如今，该探索的实践研究已经在全国多地乡村展开，培育了一百余位带头人，实现家庭平均增收二十余万元，为这些地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这种从系统性整体观出发的乡村建设，不仅仅停留在以创意设计赋能帮助乡村创立品牌，创新乡土特色产品的范畴，而是在就近就业、生产劳动、设计赋能之外还再现了当地的生活方式[12]，为修复乡村的文化生态、激活村民内生动力做出了积极的尝试。真正做到了挖掘民间手工艺的珍贵价值，通过激活村民内生力、发展村庄吸引力的科学机制，强化民间手工艺在乡村中的重要作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三、以内生力和吸引力平衡发展
修复乡村文化生态多样性
综合上述案例可知，当代乡村发展，内生力和吸引力是全面振兴的核心要素。应通过挖掘特色内容、开拓在地品牌、激活内生动能、修复文化根脉，从多元视角重建乡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全面修复乡村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一)挖掘在地文化艺术资源促进文化自觉，增强文化内生力
乡村文化生态的脆弱性主要源于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冲击。商业社会的工业化生产直接导致了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改变，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务工，这种状况之下难以生成文化自觉。此外，传统乡村的手工生产耗工耗时且市场狭窄。特别是我们所谓的文创设计，经常是城市设计师对乡村文化元素采取拿来主义，通过符号、母题的设计重构，用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制造，以廉价材料和低端产品充斥市场。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播作用，却剥夺了手艺人劳动的权利和手工生产的微薄收益。如果乡村手艺人仅有的市场都难以保证，民间手工艺的传承就无从谈起。因此，修复乡村的文化生态，首先需要建立底线思维，保证农民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不论是经营者还是制造商，都应尽可能充分地挖掘在地的文化艺术资源，帮助守护乡村手艺人赖以谋生的基本生存底线。在地资源的挖掘转化，需要经营者和设计师驻村进行长期调查研究，在充分理解在地文化的基础上用创意设计提升乡村传统文化的时尚转化率，做出令当代人能够接受的特色产品。根据不同需求的群体，开发文创衍生品，突出在地的历史文化价值、民生经济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从文化自信、价值认同、新知识融入、活化传承几方面触发乡村自身造血功能，逐步引导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增强村民的文化内生力。
(二)开拓在地文化品牌，提升文化吸引力
由于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刚刚起步，各方主体的经营管理经验有限，对品牌建设缺乏深度认识。导致乡村特色旅游项目的文化渗透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很多乡村盲目跟风开发旅游资源，在经营中缺乏有效策划[13]。特别在手工艺产业的项目开发、宣传推广与服务等方面均缺乏有效定位，吸引力成效不显。
反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推行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大力打造品牌农业，将农产品的生产服务与当地特有的自然、历史、风土、文化和社会元素有机结合，强调农产品的地方特色，建立健全农业品牌规划，实行规模化与品质化生产[14]。以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旅游为突破口，推行“一村一品”、“一村一艺”运动，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广泛宣传传统民俗文化在国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强调民间手工艺与工业文明并存互利的重要性，激发了日本现代手工艺的大幅度飞跃[15]。例如日本茨城县笠间市从日本江户中期开窑烧制陶瓷，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笠间烧”是这里唯一的产业。传统的生产方式均为手工制作，且多为个人制作的单件产品。1974年日本政府颁布《传统工艺品振兴法》之后，“笠间烧”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窑址数目大幅度提升，从1950年的12个跃升至2000年的330个。产品种类也日益丰富，除了生活实用器皿的制作，还扩展到陈设陶瓷、现代陶艺、壁饰、壁画等方面。现在，“笠间烧”已成为继爱知县的濑户烧、常滑烧，福井县的越前烧，兵库县的丹波立杭烧，冈山县的备前烧，滋贺县的信乐烧这日本六大古窑之后又一个制陶业代名词，成为集陶瓷产业生产、工匠日用陶瓷制作、艺术家陶艺创作、业余爱好者学习体验的一个综合性陶瓷品牌[16]。
台湾地区效仿日本经验，也在乡村手工艺振兴方面获得了高速发展。起源于19世纪初的台湾三义木雕，在日据时期苗栗县三义乡的村民将山林中废弃的樟木头捡回加以修饰制成浮雕工艺品，被日本人大量购买。后来木雕手工艺人学习了日本雕刻技法与原有技法相融合，将浮雕转变为立体木雕。二战后，三义木雕在日本市场之外又开拓了美国市场，木雕商品主要销往美日两国。之后台湾手工艺人聘请福州木雕技师传授雕刻技艺，再度提高了产业水平，生产规模也得到较大提升，当地居民约一半以上都以木雕业为生。1976年后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到来，销量下降，出口转向内销，从业者将木雕产品推向艺术品范畴。1995年三义建立木雕博物馆，用以提高品牌知名度，提升技艺和创新题材，三义木雕的雕刻题材开始加入乡土特色内容。随着台湾旅游业的发展，为了扩大木雕艺术纪念品市场，当地从业者跟随时代潮流为进入市场竞争而做出改进，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相融合，通过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制作水平，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使产品可以更好地融入旅游市场。台湾中正路上雕刻店林立，三义木雕成为台湾民间手工艺的著名品牌[17]。
因此，中国的民间手工艺介入乡村振兴，修复民间文化生态，在地品牌的开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产业化管理，更需要树立良好的、鲜明的品牌形象。除了有利于品牌识别、优化旅游形象、提升服务水平，还能大幅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调动在地从业主体促进品牌增值的积极性，保护村民与消费者的利益，利于品牌传播。
(三)使用乡土材料在地制造激活内生动能
乡土材料是民间手工艺制作的物质保证。我国各地物产资源各不相同，特定区域内的物产资源是传统工艺地域性特征形成的物质基础。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原料大多采用天然材料，讲究就地取材，用传统的手工方式制作而成[18]。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正是因为当地有合适的材料才产生的，如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竹纸制作技艺、祁门红茶制作技艺、宜兴紫砂制作技艺等。地理与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决定了各地有着迥异的社会风俗，由特殊的习俗催生的民间手工艺自然有着鲜明的地域性。许多手工艺对于地理与环境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如只有贵州赤水河地区的气候与水土环境中才能够酿造出茅台酒；佛山地区生产的香云纱，是用广东地区特有的中草药植物“薯莨”块茎汁液多次浸渍、晾晒后，使织物附着一层黄棕色的胶状物，再用佛山地区含有铁离子的灰黑色塘泥均匀涂敷于织物表面，反复多次晾晒、水洗后制成正面黑色、底面咖啡色的面料，被视为中国丝绸的上等佳品[19]。再如广西环江县毛南族花竹帽，是采用当地盛产的金竹和墨竹篾子编织而成，其工艺精致、花纹美观、帽形大方、结实耐用。竹材生长周期短且耐用，作为乡土生态材料非常适宜产品开发。掌蔑和剖丝工序力气活偏多，主要由家庭的男性成员完成，编织工序需要更多的技巧和审美，则主要由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完成。家庭成员在制作技艺上的分工配合成为当地文化生态的表征，劳动过程也具有乡村旅游的观赏性和体验性特征。在从事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民间手工艺人通过生态材料、手工技能到旅游商品的价值转换，通过收益激发了从业的热情，从而产生劳动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
就地取材是降低生产成本的最佳方式。乡村蕴藏着最为多样性的乡土材料，但许多生态材料和生产工具被工业化时代的塑料、钢铁和陶瓷替代，这也是乡村文化生态多样性缺失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乡村传统文化的振兴，必须要强调乡土材料的运用。田间地头的乡土材料随手可得，直接节省运输和购买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关于乡土材料，手工艺从业者和设计师需要做的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是为在地特色材料量身定做创造性转化的产品，例如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院张继晓老师主持的“北京生态涵养区林杂木材料工艺品创意设计人才培养”项目，通过公益培训引导在地手艺人利用林杂木开展特色旅游产品的设计创新；二是在缺乏特色材料或项目的情况下，充分挖掘平凡的材料进行艺术再造，开发出具有特色的创新型材料，使废旧或无用的材料获得重生。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输血式的扶贫不具有持续性，争当贫困户的现象是对乡村文化生态的进一步破坏。因此，乡村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制造过程，应尽可能贯彻以乡土材料在地制造的原则，充分调动乡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新型产业农民在生产劳动中获得收益和尊严，实现自我价值认同，激活乡村的自身造血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唯有如此，乡村手艺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文化传承和生态的修复。
(四)以手工艺体验修复乡村传统文化根脉
乡村手工艺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农耕文化为本质，以农民为主体的融价值观、家族文化、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等物质和精神文明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20]。通过打造看点，推介土特产，政府、社会和村落成功地将观看人潮转化为消费群体，获得巨大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21]。
乡村传统文化建设的最主要表现是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亦是乡村自治体系中家风、乡风文明的理论基础。在实践过程中，许多以文化旅游为基础的乡村为游客和新村民提供的手工艺非遗体验服务，逐渐成为修复传统民俗文化的有效途径。这些体验服务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体验为导向，对村庄原住民、游客和新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文明家风和良好行为规范作用显著，在新乡村建设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挖掘传统特色内容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主题文化”挖掘和“手工非遗体验”能够在乡村的品牌建设、文旅体验、产品研发等方面发挥出强大的动能。
以民宿为例，民宿是乡村社区的共享空间载体。中国的民宿数量与日俱增，但同质化问题突出，能够良性运转的民宿屈指可数，归根究底是文化特色的缺失。针对这一现象，乡村的特色民宿建设通过主题文化的设计策划提升宜居环境的内在文化品质，能够在文化生态修复方面起到示范作用。民宿环境营造，要兼顾原生态文化的保护[22]、民间非遗的教育传承、文创产品的创新再设计、乡村旅游的主题文化挖掘。即充分挖掘乡村在地文化的附加值，适度将具有地方特色的主题文化植入乡村景观和民宿的室内环境，并结合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产业开发、产品生产和销售，使传统的博物馆展示教育功能，旅游纪念品的销售功能，与乡村民宿的居住体验功能有机融合。加入了特色文化主题的民宿空间，在适度运用主题元素营造环境艺术氛围的基础上，还能够将手作体验、教育培训、产品销售等环节自然融入，围绕民间手工艺非遗主题，经营非遗的文化创新。通过一系列文化主题为吸引标志，追求从环境体验、特色服务到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整体创新，从产品、氛围到服务都围绕一个精心挑选的主题展开。由此，乡村民宿不再是一个就住论住、就吃论吃的地方，而是传统主题文化与时尚生活方式的结合，让人们在民宿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体验到乡村的传统民风民俗[23]，从而通过民宿这一载体，将传统民俗文化的生态修复过程融入其中，也通过创新设计服务重新塑造乡村的生活方式与沉浸体验。
从整体发展策略的角度，基于乡村已有的旅游基础，挖掘村落传统文化特色，就乡村的建设发展和文化提升，包括整体战略定位、业态分析、品牌资产管理、文创产业开发、未来的发展维度等综合考量。对于旅游市场已经趋于饱和的乡村而言，为游客和村民制定一套创新型的文化提升战略，强化品牌意识，完善生活业态，配套文化体验，打造特色品牌，引导正向传播，是至关重要的。
激发乡村多元主体的文化自信和自觉，充分挖掘和整合乡村的文化艺术资源，合理重构乡村的集体记忆，能够有效推动产业兴旺、促进乡村文化振兴，重建乡村共同体的精神家园[24]。民间手工艺文化元素挖掘以及系统生活方式的构建，使原有的乡村旅游实现消费品质的升级成为可能，既改善了乡村旅游的商业模式，又修复了村落的传统文化根脉。通过手工艺创新方法的介入以及整体策略的实施，具有理论上的可持续性和实践层面的可实现性。
民间手工艺的创新发展，是推动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经济自治的有效手段之一。具体的做法是通过手工艺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文化产业升级，实现对乡村的文化复兴和精准扶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手工艺资源能够通过乡村文化产业经营者、驻村设计师与手工合作社跨界联手组成的创新团队构建传承创新的通道，打通都市与乡村的文化发展脉络，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城乡融合。具体的实践步骤可以归纳为“乡村文化艺术创新六步法”[25]。第一步，创新团队首先要驻村进行田野走访和调查，通过学习地方知识和文化发现当地的文化特色和瓶颈问题。如民族特点、风俗习惯、生活状况、技艺水平、使用材料、市场渠道、营收情况、特色内容、审美能力、创新能力、从事手工活动对生活的影响等，记录手工作品、技法、色彩搭配方式、材料使用和主题内容。结合文献调查，通过历史文献、地方志、口述史、博物馆、文化馆、收藏家等资料的收集汇总，掌握全面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第二步，进而采取互动交流的方式，与手工艺传承人沟通传统与时尚的认识，加强彼此理解。并经常进行常规研讨，对日常发现的问题和对策及时讨论，新知识集体学习，重要内容及时做出总结。在阶段研究和探讨基础上，确定一系列手工产品的再设计主题和研发方向。第三步，从业者与驻村设计师共同进行乡土品牌和产品的文化产业策划，结合地方特色深入挖掘可进行再设计的元素，提取传统文化艺术资源中值得借鉴的内容，如特色形态、图案、肌理、色彩搭配方式、专属构图、典型遗产、民族特色产品、工艺技巧、特色饮食、传统医药、历史故事、著名人物等等。将挖掘出的传统元素结合现代时尚元素，进行二次创作，改进(或恢复)乡土低成本材料、工艺，创新品类、造型和构图，帮助当地研发系列化产品。研发设计应不局限于原生元素的单一使用方式，而是运用开放性跨界思维，提升产品的丰富性、时尚感，尤其强调产品的实用性，并注重在地传承人群的可操作性。第四步，创新品牌和产品经策划设计之后，还应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和创客的创新设计力量，以集中教育的方式实施在地培训，指导在地从业人员理解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培训必要的创新技能。重点培养一批有创新能力的手工艺传承人和驻村设计师，有条件的要争取参加各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解决在地创新问题。创新团队要通过驻村管理与服务的方式不间断地给予持续指导，以免原创缺失和品质下滑。第五步，教育培训的同时，由管理者组织手工艺人带动村民建立乡村手工艺合作社，进行样品的制作生产。深入挖掘地方性产业资源，将“科技与文化、传统与时尚、艺术与实用”[26]相结合作为基本方针，以“在地制造”为基本原则，对适于市场推广的产品批量生产，通过文化旅游以及乡村电子商务的建设，为传承人群创造稳定的生产订单。还要帮助传承人或合作社打造品牌，及时进行工商注册和作品版权登记，进行专利申请，提前保护知识产权。第六步，逐步将具有特色的手工艺产品投放市场，开设线上线下专营渠道和非遗工坊，打造乡村旅游手作体验中心，用综合手段实现营销推广。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乡村工匠等评选优秀带头人，以乡贤力量带动民间手工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这一路径，乡村文化产业从业者和驻村设计师的创新策划设计能够为乡村手工艺的发展带来新的面貌和综合消费渠道，在地制造能够给乡村劳动者带来切实的福利，以手工艺产业发展带动在地手艺人自我造血，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就业，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成为更加多元化的新型产业化农民。彼此的融合能够促进乡村文化产业设计与制造品质的升级，也有效增加了销售实体的特色创新产品。乡村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特别是民间手工艺资源，经过设计研发、生产组织、产品销售，通过当代创新性设计艺术的解构和重构，使乡村渐趋一致的文化生态模式重新焕发活力，并服务于当代的城市文化生活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修复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重建乡村生态文明秩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进步对于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27]，同时也是乡村文化和经济实现自下而上、自我治理的强有力手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28]，依靠着“差序格局”的基础结构维系着乡村的道德治理[29]。对于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而言，不论以哪个维度参与到乡村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来，对于重建乡村传统文化的生态秩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手工艺产业创新和传统文化艺术资源挖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乡村振兴的路径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只要运用系统性的方法论和正确的实践步骤，平衡好创客与农民之间、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乡村的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是不难实现的。系统化的策略方法论使得乡村建设有章可循，不至于局部开发导致村落发展的营养不良；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操作步骤和措施使得每一个传统村落在开发过程中还能够保有其原本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内容不致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总之，中国乡村的创新发展或者产业开发，都应该遵循系统化和因地制宜的大原则，使乡村的综合治理回归到自觉、自信发展的轨道上来。朱利峰，法学博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非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原文刊于《东方论坛》2023年第1期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非遗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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