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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张雯邹锋：越空塑写：1949年以来中国纪念碑雕塑的海外传播（二）

时间：2023-09-20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329 分享：

1987年，扎伊尔著名的铸铜大师里耀娄先生访华，并考察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国家之间友好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提升了中国纪念碑雕塑领域的创作热情和自信。此时，中国纪念碑雕塑海外传播的数量和质量也得到飞速拓展和提升。中国雕塑家司徒杰创作的《中国铁路工人在加拿大》纪念碑浮雕，于1987年在温哥华落成；司徒杰在1956年创作的汉白玉雕像《白求恩像》（图6），于1989年在加拿大魁北克首府蒙特利尔的白求恩广场上落成。白求恩迎风而行，一袭白衣随风飘扬，瘦削的脸颊在岩石雕刻中更显冷峻凝重，作者以娴熟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艺术构思，把一心助人、毕生为和平事业英勇奋斗的白求恩大夫塑造得惟妙惟肖。雕像落成后，每天都有许多人前去雕塑前缅怀、纪念。中国纪念碑雕塑特有的表现语言，对西方现代雕塑风格的恰当借鉴，使得观者没有任何跨国审美的芥蒂。这座雕像不仅成为中国和加拿大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更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念碑雕塑海外传播全球交汇风格的一个圆满总结。

图6 司徒杰《白求恩像》雕塑 1956年置于加拿大

回顾中国纪念碑雕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纪念性雕塑的海外传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努力探索“全球交汇”风格的努力，是必然而且珍贵的。自20世纪初，中国雕塑就处于主动向西方雕塑学习的状态，先是集中向法国古典主义学习，后又向苏联现实主义雕塑学习，在改革开放后，寻求本土传统和全球风格多元化的结合，借鉴接受国际现代雕塑的新的造型手法，成为自然选择的创作追求，虽然此时期开创“本土风格”意识尚未完全凸显，但也呈现出中国纪念碑雕塑海外传播所处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发展状态。

三、“求索文化自觉”的雕塑意象（1990—2000）

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积极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海外传播的纪念碑雕塑，一方面，保持着国家委派任务性集体创作的形式——如主题性国家工程项目；另一方面，传播海外的个人雕塑作品也迅速增加，体现了参与海外传播的纪念碑雕塑艺术家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并行发展。

1991年，中国为瓦努阿图共和国创作的《团结·和平·进步》纪念碑铸铜雕像（图7），由中国雕塑家文慧中、吉之燕共同创作，以中国人大常委会名义赠送。《团结·和平·进步》纪念碑雕塑于1992年建成，坐落于瓦努阿图共和国国会大厦前。雕像材料为青铜，一侧是一位身穿裙裾的年轻母亲怀抱婴孩，动作自然而坚定地站立着，中间是正在茁壮成长的少年，另一侧则是手指前方的父亲，寓意美满幸福的生活正是社会前进的动力。黑色大理石碑座背后铜牌上刻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赠”。这座纪念碑雕塑受到瓦努阿图共和国深深的热爱和赞叹，此后，瓦努阿图共和国以这座雕像的半侧面形象做成200元的货币图像在本国流通。

图7 文慧中吉之燕《团结·和平·进步》雕塑1992年置于瓦努阿图共和国

1991年、1993年，李象群创作的《等待太阳升起》《永恒的运转》（之一）分别被日本大学和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瑞士）收藏；1995年，张德峰为KAAD基金会创作了室外雕塑《母亲》，并与台湾雕塑家颜名宏合作为纽伦堡德意志银行创作了大型开放空间作品《门》；1996年，张得蒂代表中国创作纪念碑雕塑《团结、和平、未来》（图8），作为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国际雕塑园的中国礼品，立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国际会议大厦。

图8 张得蒂《团结、和平、未来》雕塑 1996年置于菲律宾

从这些雕塑的主题就可以看出，此时中国向海外传播的纪念碑雕塑，展示出对世界和平、文明进步的祝福信念，主题的选择从国家图像到民众日常均有分布，这种信念透露着中国纪念碑雕塑自身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自信与底气。更重要的是，海外传播的纪念碑雕塑呈现出对材料、选题明显的创新意识，将纪念碑雕塑的纪念性本质进行了极大的拓展。

像所有的传播活动一样，中国纪念碑雕塑艺术的海外传播也有目的性，并期望取得一定的传播效果。纪念碑雕塑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是对国外受众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的总和。对海外观众而言，在接触到中国纪念碑雕塑作品及作品的相关信息后，首先会引发他们对雕塑作品特定的选择性的关注，从而进入下一步对雕塑作品更深层的接受环节，通过观赏、探究、理解、感悟等一系列的艺术接受活动最终产生情感共鸣，获得身心愉悦和审美享受。但与此同时，作品也出现了题材选择单一、创作手法程式化、艺术创作面貌雷同等弊端。

对应着纪念碑雕塑概念化、程式化发展趋势的担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雕塑界开始有意识地致力于改善纪念碑雕塑中呈现的曾经过于“高大全”的单一宏大叙事，倡导突出个人创作独特性的“去纪念碑式雕塑”的变革。“去纪念碑式雕塑”并不是消解雕塑的纪念碑性，而是改善纪念碑雕塑之前过于“高大全”的单一宏大叙事，倡导突出个人创作的独特性。相对于国内本土雕塑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变革语境，对外传播的纪念碑雕塑，同样需要巨大的革新。这时期的中国雕塑家开始意识到，无论是国内创作还是海外传播，中国雕塑必须处在开放性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本土雕塑艺术走向现代和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必然趋势，即使以纪念性为本质的纪念碑雕塑，同样要反映中国社会正在向现代社会转变。原有的单一的雕塑创作已经不能完全符合当下多元时代的发展，新观念、新材料、新技术的引入与研究成为中国现代雕塑发展的迫切课题。从20世纪90年代后纪念碑雕塑海外传播的成就，可以感受到，中国雕塑家努力探索着纪念碑性雕塑的艺术性、审美意蕴、传播效应如何在国际视角得到尽量充分的展示与发挥。

在国家任务性雕塑中呈现艺术家的文化自觉，来源于对纪念碑雕塑两个方向的尝试。一个方向是对材料的多元化开拓，强调雕塑的本质，观念与材料开始成为雕塑语言探索的关键要素。艺术评论家殷双喜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雕塑的发展情况描述为“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并将 “向多种材料开放”放在第一位来论述。在《国家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性雕塑与主题创作》一文中，他再次强调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材料的登场和技术发展，创造了纪念碑雕塑规模及质量提升的条件。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纪念碑雕塑多采用花岗岩、水泥、钢铁等，那么到了这个时期则开始多采用价格较高的大理石、青铜，以及需要较高加工技术的不锈钢等。这一阶段传播到海外的纪念碑雕塑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材料上有多元的开拓和显著的创新，其中代表性的雕塑成果是坐落在菲律宾国际会议大厦，由中国雕塑家张得蒂创作的《团结、和平、未来》，这件雕塑主体取材是不锈钢，底座选用花岗石，以材料的天然之色、抽象之形烘托出核心具象的儿童形象，通过洗练的手法、简洁的线条与厚重的质感，表达对世界和平的深沉祝福；不锈钢的金属感营造出未来新生力量的飞扬腾升之势，在材料的创新尝试中，注入了创作者生动的时代观念。

纪念碑雕塑中突出艺术家个人创造文化自觉的第二个探索方向，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海外传播的中国纪念碑雕塑主题开始将表达宏大叙事的国家图像转向关注民众的日常。1991年中国为瓦努阿图共和国创作的《团结·和平·进步》纪念碑雕塑，虽然创作缘由是国家任务，以“世界和平”为主题的宏大题材，采用苏式的写实手法，但是雕塑家选择了“家庭”这样平凡的社会细胞，普通父母与孩童携手前行的温暖平实的家庭场景，代替了从前符号化的题材，从浩瀚抽象的议题转向了对人本生活的朴实审视，表达了对幸福生活的尊重与追求。

这两种方式的尝试，悄然突破了中国纪念碑雕塑在此前国际传播中的弊端，创造了一个相对新的艺术场域，“润物细无声”地发挥了海外传播的宣传功能，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改革开放、拥护和平的意识，开拓了中国当代纪念碑雕塑的创作格局。

四、“共创文化多元”的雕塑内涵（2000年至今）

在近乎整个20世纪，中国本土的纪念碑雕塑走过了一段热切吸纳、学习、仿效西方文化的路程。21世纪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取得了快速发展，中国艺术领域显示出比任何时代都要显著地确立自身民族身份的意愿和自信。这种意愿和自信，悄然形成一股潜在而巨大的力量，介入了中国本土雕塑的发展轨迹与当代构建。

早在20世纪末期，海外的一些中国艺术家已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中国本土符号融聚当代语言，立足于多元文化与全球化语境的立场，来重新表达、重构自身的“中国性”。这些传播海外的力量，凸显着对中国本土符号的推举，也开拓了国际视野下对海外传播的中国纪念碑雕塑本土符号的理解。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本土积极回应了海外对于中国雕塑的观望，国际性艺术盛事频繁、全国性的重大雕塑创作、学术活动不断，前来投标的世界各国艺术家（指海外艺术家）往往占据总投标人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形成“万国来朝”的生动景象。中国向海外传播的纪念碑雕塑对自身的本土性和民族性的重视逐步确立和呈现，在形态上开始显著融合泥塑、青铜等凸显本土传统的艺术方式，并尝试将纪念碑雕塑的纪念性纳入中国传统雕塑意义呈现的维度中。

2011年，华裔雕塑家吴信坤策划和推动中美两国雕塑家在美国堪萨斯州奥弗兰帕克市共同营建了“中美雕塑公园”，陆续征集和入藏“中美雕塑公园”的作品，拓展了中国纪念碑雕塑的国际传播。吴信坤的《东西方》系列作品就是以纪念碑雕塑形式呈现的，其中系列之一《同一个人》由半座兵马俑与半座古罗马雕像拼合一体，以橄榄叶相连，寓意东西方在文化上实现沟通融合，为人类的利益共同进取；陆增康的《邓小平像》是典型的半身像纪念碑雕塑，高度写实，十分传神。雕塑中邓小平神采奕奕、智慧洒脱、亲切慈祥，使观者油然生出对这位启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伟人无限的缅怀。唐大禧的大型铜雕《风雨泰然—孙中山像》，塑造的孙中山大衣飘动，双手淡定插入裤袋，仪态从容，目光坚定，微翘的嘴角充满亲和力，英俊潇洒的神态彰显着他面对风雨的泰然。整座雕塑简练豪放的线条充满张力，动感十足，将这位在风雨飘摇、局势动荡年代为革命事业奔走的伟人形象的忧虑、自信与沉稳凝固于瞬间。这些纪念碑雕塑，踊跃地在中美雕塑园进行公益展出，自觉开拓海外传播场域，充分展现了中国雕塑艺术家在输出民族文化的时候，具有一致的强烈愿望、国家立场和文化责任感。

2012年，以创作《黄河母亲》《成吉思汗雕塑群》等纪念碑雕塑而闻名世界的中国女性雕塑家何鄂，接到法国卢浮宫的参展邀请。何鄂的大型纪念碑雕塑《黄河母亲》建于兰州黄河之滨，1997年香港回归时，《黄河母亲》雕塑被《人民日报（海外版）》纪念年历选为首页，巨大的母亲形象以中华民族精神的符号象征而享誉海内外。在2012年法国卢浮宫国际美术展上，她再次展现了突出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特质的雕塑作品，其中的《希望星辰》系列雕塑之一（又名《羊娃》）在参展后赠予法国展方，这件作品采用青铜材质和泥塑手法综合创作，概括、写意的线条与造型巧妙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画画面感，既是强调中国民族艺术追求和方向的标志，也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纪念碑雕塑家的特色艺术语言。

2014年3月，“艺术巴黎”艺术博览会在巴黎大皇宫开幕，中国被特邀为主宾国，随后，“中国意象——当代中国水墨与雕塑艺术展”作为中国美术馆与中外友好国际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国家级美术交流展于3月27日至30日在巴黎大皇宫二层展出，与一楼“艺术巴黎”的世界各国艺术相呼应。中国当代水墨和雕塑艺术的独立呈现，整体展现出根深叶茂、生机勃发的当代中国，受到了法国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其中，鲍海宁的《苏武牧羊》和李一夫的《梅兰芳》，分别以泥塑和铸铜的媒材，再现了以经典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中国纪念碑雕塑的本土风格，突出了“中国意象”的表达和古今融通的创造，既具有东方传统意蕴又具有强烈个性特征，为法国观众呈现了中国艺术独有的审美体验，又一次推动了中国纪念碑雕塑海外传播成就的质的飞跃。

2015年，中国雕塑家杨学军创作的《开路先锋》纪念碑雕塑（图9），接受了中美150周年铁路纪念碑委员会、中美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和纪念华工建设美国太平洋铁路150周年庆典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授牌表彰。《开路先锋》从19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的创作中，历经两年层层评选后脱颖而出被采用，作为华工建设太平洋铁路的历史纪念，永久矗立在美国大陆土地上。这座纪念碑群雕在顶端塑造了一位气势磅礴高举工具的修路工人形象，雕塑以经典的三角构图，层层强峻的刻线，将观者视线顺势拉入犹如身临其境的宏大场面，再现了当年铁路华工修建太平洋铁路的艰辛历史，正如中美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特瑞萨·莱会长评价这座纪念碑雕塑时所说：“这是150年第一次在美洲大陆上有了一座属于华人的纪念碑，它将承载着华人先辈在修建美洲太平洋铁路曾经流下的汗水与泪水、光荣与梦想，也将向世界传递出一种中国精神和人类共同精神的气息。”这座记录着真实历史的纪念碑雕塑，从历史长河中挖掘出一种精神和灵魂，雕塑者将它升华为全人类都认同的一种情怀和理想，并将它传递给现在和未来。

图9 杨学军《开路先锋》雕塑 2015年置于美国

21世纪的第2个十年，以吴为山“写意雕塑”为代表，中国纪念碑雕塑的海外传播再次达到一个显赫的高峰。短暂几年，中国多组写意风格的纪念碑雕塑在世界各地落成。2012年，意大利国际博物馆罗马威尼斯馆收藏《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图10），这件作品塑造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与中国现代绘画大家齐白石的相遇。达·芬奇指向遥远天空的手指，齐白石手中扶摇直上的手杖，似乎共同寓意人类精神的象征符号，连接着东方和西方。雕塑用圆雕、浮雕相结合的手法，线体相生，形意互动。概括率性的语言、超现实主义的场景，恍惚于梦中、依稀于宇宙间，演绎了生活年代相距数百年的两位大师超越时空的对话。创作者吴为山在国际传播活动中对作品作出诠释：“这拐杖就是一条线，它上连天、下接地，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宇宙观、艺术观，它也像丝绸之路，连接着东方和西方。达·芬奇和齐白石，生活的年代相距数百年，但他们同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泛舟，他们的对话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这座中国纪念碑雕塑永久立于世界雕塑之都罗马，在艺术圣殿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向世界传递着文化的声音。2017年，《孔子》雕塑立于巴西库里蒂巴市，由于孔子像的永立，巴西将广场永久命名为“中国广场”。孔子以其和善、仁慈、智慧的形象，似乎以中国广场为杏坛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文化的故事。同年，《灵魂之门——塔拉斯·舍甫琴科与杜甫对话》雕塑（图11）立于乌克兰，该雕塑形如两本翻开的书页，一边是中国古代线装书，书上有中国诗圣杜甫；一边是乌克兰羊皮书，书上是乌克兰英雄诗人舍甫琴科。书形的圆雕底碑与人像浮雕结合，两位来自不同国度的伟大诗人，从历史中微笑走来，共赴跨越千年的心灵之约，体现了中国、乌克兰两国文化的对话。2018年，《马克思》雕塑矗立于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里尔，创作者以“写意雕塑”方式塑造了一位目光深邃、手握书本、从容前进的伟大思想家形象。马克思雕像落成后，迅速成为当地的标志性景观，得到全世界的关注。特里尔市长莱博在给创作者吴为山的信中写道：“特里尔的市民，乃至许多德国和外国的游客，都因为这尊塑像的存在而重新谈论起卡尔·马克思。”可以看出中国纪念碑雕塑在海外中国文化的传播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力量。2019年，《百年丰碑》雕塑落成于法国蒙达尔纪市火车站前广场，这座大型青铜浮雕，以蓬勃大气、朴拙简率的格调再现了百年前胸怀救国梦的先辈们赴法求学的风采。

图10 吴为山《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雕塑 2012年置于意大利

图11 吴为山

《灵魂之门——塔拉斯·舍甫琴科与杜甫对话》雕塑 2017年置于乌克兰

这些传播海外的中国纪念碑雕塑自觉地将中国传统雕塑语言的造型方式和审美意识进行新的概括处理，创立并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本土艺术精髓的呈现——“写意雕塑”，在全球化视野下形成文明互鉴体系，以中国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形式，展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感悟与契合。

近10年的海外传播雕塑成果，反映了中国纪念碑雕塑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力求与世界雕塑平等对话的历史趋势，也反映了进入 21世纪之后，中国政府宣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发展战略。21世纪开始，中国利用各种文化活动向世界打开窗口，比如2018年北京夏奥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幕式，以及分布世界的孔子、老子等传统贤人雕像，皆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和伟大，强调了民族的价值，也显示出中国在全球化趋势中迫切召唤原来未能充分发掘出来的优秀传统。传播海外的纪念碑雕塑，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形式上，都很好地体现出积极与海外交流、共享的民族自信感，这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反思，是一种立在历史时空、传统文化复兴进程中的碑铭。这些作品共同透露出一个鲜明的学术趋向，那就是中国纪念碑雕塑对本土性和传统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自觉、自信，雕塑家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地展现着优秀的中国雕塑艺术。评论家孙振华说：“中国雕塑始终有一个不可遏止的冲动，那就是雕塑家们从来没有停止对雕塑民族化的探索，始终没有停止过如何从民族传统雕塑中吸收资源和养分，将外来的雕塑本土化，创建中国自身的雕塑语言体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雕塑家的一种自觉。”如果说，21世纪前，中国雕塑家注重“将外来的雕塑本土化”探索，那么，21世纪后，这种探索逐渐变化为“将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给全世界”的更积极的态度。

从“外来的雕塑本土化”到“积极在国际社会昭示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过程，实质是一种从被动在全球化中定位到主动守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转换，这种形态上的转换，既包含了伴随着思想解放而觉醒的雕塑家自身的人本主义，也体现了在当前中国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具有民族普遍性的审美诉求。21世纪，随着中国纪念碑雕塑海外传播的发展和崛起，全世界惊异地发现了中国纪念碑雕塑的原创力与蕴含的人性理想之美。海外传播的中国纪念碑雕塑记录了我国雕塑对西方写实传统的借鉴、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吸收、对传统文化发掘的一路求索，呈现出理念与创意的多元化、形态与风格的多样化，诠释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审美标准与理想情怀，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结语

纵观1949年以来中国纪念碑雕塑海外传播的发展历史，可谓是国家发展变迁和国际交流的一部珍贵记录，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创作环境下产生的纪念碑雕塑作品，无一不是与其产生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成功而深刻地体现了特定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征，以及国家和人民的集体意志。

中国纪念碑雕塑的海外传播，作为一种跨越国界传递艺术信息的国际传播活动，历经本土雕塑家的创作、特定媒介渠道的传播、海外观众的接受、国际社会的影响一系列环节，本质是一种面向全球积极开放的文化衍生的过程，这种文化的衍生，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精神内涵的体现，而且也呈现了不同国界、不同地域的识别性特征符号，以及一个国家的人民公共精神，是一个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或文化外交的重要方面，“无论是对民族图强的呐喊、对民主力量的凝聚，对英雄人物的歌颂，还是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结合在一起，呈现出阶段性的时代意义”。积极推进中国纪念碑雕塑在世界艺术格局中演变，体现了中国参与世界文化软实力竞争的需要。目前中国纪念碑雕塑的国际影响，依然存有拓延的空间；对纪念碑雕塑海外传播的动因、媒介、方式、路径、效果等问题的探讨，依然较为薄弱。回望它承载的由历史、国家、公众和舆论所形成的政治、艺术、文化意象，我们应该持有一种面向世界更为宽广、全面、客观的视野与观照，并期望此种观照，能够继续推动中国本土雕塑的国际化繁荣。（注释从略详参纸媒）

张雯，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传媒与艺术理论系主任、副教授

邹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美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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