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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王杰连晨炜：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当代美学的理论生长点（一）

时间：2023-10-30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560 分享：

现代以来传统美学的表述方式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和艺术研究受到来自社会维度的影响开始与人类学结合，形成了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这些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们立足于美学和艺术研究，在保留自身学科特色的同时，借助人类学的方法积极探索各类小型社会的审美活动，这种跨学科视野已经成为研究当代美学问题的新思路。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都聚焦于对“审美的人”的再发现，通过还原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展示了美感在不同群体中的生成途径，它们对于当下中国美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学界进一步讨论。

一、社会转向：美学与人类学的遇合

自康德以来所确立的经典美学范式主张“审美无利害”，试图以此从作品内部形式入手用一种思辨式的基本方法来审视美学。这样的美学认知模式很重视关于美的本质的问题，正如韦尔施在其著作中所说，“美学的目标变成了建立普遍永恒的艺术概念”。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大工业生产给当时西方世界带来的变化，非理性主义的思潮也在思想领域开始流行，由此为美学和艺术领域带来了诸多新的表现形式，它们打破了对艺术的经典定义，颠覆了传统的审美认知。诸如杜尚、约翰·凯奇等先锋派艺术家给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难题，导致既有的美学研究方式无法完全解答这些新的现象，当代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转变也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众多理论家开始寻找新的路径，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美学的新路子。美学不再是对哲学思辨的延伸，而是面向新的理论维度，打破既有的静止而孤立的研究模式，改变过分聚焦内部审美形式而忽略外在文化和社会因素所可能带给审美和艺术的影响。这些新的变化充分说明，美感的产生以及鉴赏都离不开一定情境下的社会环境塑造，审美活动无法完全超越这种外部因素而单独存在。由此，美学研究需要打破学科边界，主动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等加强理论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深化与现实社会的联系。

20世纪早期，随着世界不同区域间联系的紧密和人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深入非洲、南美等地的小型部落中，通过田野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的非西方社会材料。人类学在近代完成了自身的体系化，从早期关注人类精神和身体的各个方面转向了对“感官知觉”和“人类体质”这两大块内容的讨论。其中，对那些非西方小型部落里文化和社会状态的研究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环。泰勒、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的探索使人们意识到各个文明都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发展轨迹，人类文明的形态是多元而丰富的。同时，这些人类学家搜集到的一手田野资料也带给美学研究者以启发，引导他们改变传统审美研究路径，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关注那些之前未曾给予足够关注的“他者”。这样的转变意味着美学与人类学的融合，来自人类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模式能够在社会转向的理论发展背景下为美学和艺术研究的探索提供另一种可能。当时的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引导学者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非西方世界的中小型社会，它在此后的蓬勃发展更打破了长期以来学术界盛行的“西方中心论”，重新唤醒人们对非西方世界的关注。这样一种跳出西方、走向边缘的研究视野对现代美学的理论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研究者得以从人类学的报告中发现之前所忽视的非西方美学现象及其艺术品，他们关注少数族群生活状态并重新发现美学和艺术学中“人”的价值和意义。

在审美和艺术活动中，“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艺术能够和各种仪式产生碰撞，进而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完成二者的结合，构成这些社会中所要传递出的最为基本的审美样态。比如，不同族群的绘画、舞蹈等艺术实践都在传递着他们所独具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认知，这些艺术实践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当中，满足了个体在实用性和审美性上的双重需求。从这个意义来说，人们无法离开具体的艺术实践。当然，这种面向生活的倾向也使得艺术在当下所指代的内容已不仅仅是那些出自艺术家之手的经典作品，传统视野中很多曾经不被视作“艺术”的对象如今都能够进入人们对审美和艺术的讨论范围中，这些与个体生活相关的内容使得每个人都能参与审美实践。对此，人类学家迪萨纳亚克精准地指出，“类似艺术的活动存在于一切社会和生活的一切行为之中······艺术作为使重要的事情特殊的人类普遍的偏爱值得支持和耕耘——在学校、社区甚至每个人而不只是艺术世界中的艺术家的生活中”。当美学范围日益扩展，这种回归日常的倾向产生了对活态文化现象的关注，以此不断丰富审美内涵。这种新型的审美探索方式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人们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情境中，在人类学的启示下把美学和艺术研究重新带回日常生活实践，而基于这样的变化，包括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这些交叉学科的出现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以审美人类学的发展为例，20世纪70年代，贾克·玛奎在其代表作《审美人类学导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审美人类学”这一概念，指出“审美人类学”就是“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学现象”。这样的认识根源于作者长期以来的人类学实践，他在对非洲地区艺术的探索中发掘了诸多以往常被研究者忽视的非西方审美现象。该书主要讨论了“美学环境”与“人类学方法”间的关系，探索了人类学之所以能和美感经验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原因。此后，还有荷兰学者范丹姆对解释“非西方艺术”这一概念时所做的努力，他在探索审美人类学的问题时充分发展了语境论的研究思路，肯定不同文化背景下各种族群的地方性审美，并将田野调查、情境性、跨文化视野这些人类学的方法都融入审美问题中，为如何在小型社会乃至无文字社会里研究美提供了新的路径。范丹姆的研究一方面直接引入了人类学的方法论，为传统的美学理论注入了新活力，另一方面也从跨文化的视野入手，重点论证了外在的社会因素对美学形态表达方式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新的理念下激活了思辨性审美的新形态。

以上这些西方学者都具有跨学科的研究背景，正是基于他们的研究才有了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在西方学界的发展。这种跨学科的视野非常重视社会因素对美的塑造，秉持一种语境性的基本立场，以此消解传统意义上学科之间的壁垒，用新的理论方法来解决美学和艺术研究在20世纪之后所遭遇的新问题。人类学方法论所带给理论界的各类跨学科思维模式共同把日常生活纳入自身的关注视野中，借此从普遍意义上大众的行为实践入手，为研究特定群体的共同情感提供帮助。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从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的研究中尽力去把握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不同族群各自所展现出的特殊化审美经验，以此挖掘出别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顺着这一思路，“地方性”的路径与“情境性”和“语境性”的观察视角相融合，共同将审美对象放在它所生存的活态文化中加以讨论，在探索具有普遍性规律的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尽力展示不同艺术的丰富性与美感的特殊性，在流动的状态下观照审美和艺术的文化意义。

通过对不同文明背景下艺术的理解，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强调了艺术、审美的差异性和地方性，展现了不同社会传统下姿态各异的艺术形态和多样的知识生产与运转模式。它们积极引入社会因素，重视地方性经验，将“情境性”和“语境性”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关注点，以此体现对旧有美学概念的革新。关于这一点，霍华德·墨菲和摩根·珀金斯在《艺术人类学读本》一书中也有描述，他们指出人类学研究通过把艺术放置在其社会语境中，并“解释这些语境——不管它们是地方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扩展了艺术的定义和概念。这个相对主义与当代西方的艺术实践趋势一致，它已经见证了自身对加强西方标准来定义艺术的这一假设的挑战”。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随着20世纪80年代大量西方理论的引入，一批学者也开始关注到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等跨学科思维对当代中国学界特别是艺术界和美学界的重大启发意义。他们系统性地将美学研究和人类学视野相结合，用于解释中国的现象，并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将人类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融合在对文学、美学以及艺术问题的讨论上。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和进入路径并不完全相同，在对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跨学科的吸收上呈现出差异，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现有美学研究方法的不足，以及人类学所可能带给审美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并以此试图对传统的学术研究观念加以修正。

在此理论背景下，美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学界的遇合就十分自然了。面对美学认知所遭遇的危机，学者们将引入美赖以生存的社会维度视作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他们借鉴人类学的经验，并综合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理论资源逐渐关注到审美人类学这一交叉学科。审美人类学有着丰富的意义内涵，并因此具有生长性，这一学科“以民族审美经验和艺术活动为研究对象，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念改造传统美学，使其成为现代形态人文科学，目的在于恢复美学对当代现实的解释力，激活对现实矛盾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审美人类学虽然是一门引自西方的学科，然而它在进入中国社会后却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不适。这是因为它的所有经验都来自不同文化之中的人类日常实践，它以鲜活的地方经验来回应当代美学研究所可能面对的新问题。由于这一基本特质，审美人类学才能完成它与中国现实问题的有机融合。对这门跨学科的引介体现了学术界在当代审美问题上的新思考，同时，沿着这条思考轨迹，它还能够激活当下中国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并引发更多学者对相关问题的关注，以此不断推动本门学科在国内的进一步成熟壮大。

美学与艺术和人类学的相遇并非偶然，其中蕴含着理论的必然。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美学自身面临的困境有关，也与人类学学科特性所带来的启示有关，同时也与两个学科内在属性的相似之处有关。这是因为，“任何文化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即人对现实的体验，任何文化都是根据人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感受和体验而创造的”。美学就是对感性的延伸，它基于人类的感性经验分析如何将人的具体经验转化为审美实践，人类学与之类似，也是努力探索感性经验向文化实践的转化之道。这种对个体本质生存问题的探索契合了美学发展中的特质，将人类学和美学结合在一起，由此诞生的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也把人的审美艺术活动作为主要考察内容，以此共同推进当代的审美研究。

二、审美的人：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域

美学在近代西方社会经历了变革式的发展，这一进程伴随着早期工业革命的兴起。自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关系结构，在社会结构上带来的变化导致了大量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并重塑了城市和乡村的面貌。这样一种效果看似是经济行为，却在此过程中意外带来了艺术市场繁荣的积极结果。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学和艺术与经济、资本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排斥的，它们之间在很早的时候就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

马克思曾经指出，“艺术和诗歌等精神生产部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敌对”。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它们之间的敌对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人类已经普遍性地迈入了文化经济时代，文化以及文化创意成为各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文化经济概念的提出“揭示了文化认同世界与商品和服务生产、分配及消费之间的交织关系，涵盖了对文化更广泛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宝贵力量，人们认识到它还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和经济财富。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文化自身的变化所带给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美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它也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随着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和消费主义的不断扩张，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都发生了改变，这导致了审美关系也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特征体现在社会系统中，审美和艺术从一种异质性的文化存在转变为当代社会结构的一大基本构成原则。这样的改变使得经济和审美之间可能产生诸多新的联系，经济、技术、文化、个体情感结构之间的联系也在新的规则下被重新组合。

在这种新的情形中，审美逐渐成为日常生活里一种特殊的资本，不再抽象且难以捉摸。马克思曾指出，物品的使用价值需要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然而在一般等价物出现并成为货币之后，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分离，资本通过这种分离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事实上，现代以来的美学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浪漫主义时期的学者曾将美学和艺术视作是绝对神圣和自由的，与现实生活的琐碎、复杂状态截然不同。但是，在审美从自律式转向他律式之后，特别是在它与经济、资本产生直接而密切的关联之后，审美对象的内部意义也发生了改变。人们对某个审美对象的鉴赏实质上已成为对某种象征性符号的偏爱，审美的形式逐渐大于内容。因而，当下的美学研究所要面对的一大重要命题就是针对越来越多的同质化现象，学者们如何重视差异性的存在，并以此重新将美学的内容与形式关联起来。

针对这一命题，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相关学者都主张从“人”的角度进行回答。这一观点特别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审美属性的表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他将聚焦点放在了批判资本对“经济的人”的异化上面，同时也指出了审美可以作为人最本质的属性来抵抗现代化负面效应的冲击。由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正是通过对“美的规律”的把握，人类才创造了艺术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各种运行规则。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论述又恰好与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关注人类生活与审美互动的基本原则相契合，进而形成这些交叉学科的基本问题域。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异化。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类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的异化，即生产者和占有者之间分配的不均衡，以及因此导致的内容和形式间的严重断裂。这种生存状况的二元化表现在审美领域也是一样的，所以在生产活动符号化的今天，人们可能面临着更为深重的异化局面。理想的状态下，包括艺术、情感以及物质生产在内的全部人类活动都应该遵循“美的规律”这一基本价值，因为对于美感的捕捉和把握正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本质规定。只有那些符合美的规律和价值的人类活动才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生活，也才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美。“美的规律”涵盖了人在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双重尺度和规律，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了以“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尺度和规律来生产、创造、实践的诉求。这种要求趋向于无限，真正的美体现了这一规则，同时还包括了人性所可能达到的精神规定以及美学所包含的人类感性存在的丰富性。

因此，在当代美学的研究之中，需要学者们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将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基本特征与本质规定和具体的美学分析相结合。只有将对各类具体美学形式的分析与探索人类生存的意义有效结合起来，进而找到人类在特定语境下“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具体形式，才能最终获得当代人类生活的实存感与真实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相关研究者就要对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学科特性予以高度关注，努力从理论上助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把握好“美的规律”的属性并在实践中真正成为“审美的人”，以此获得审美经验的完整性。

从“经济的人”到“审美的人”，马克思及其之后的众多理论家都在思考人类如何抵抗来自各个领域的异化威胁。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个体精神空洞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物质文明的发达无法解决人类所有的生存危机。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个人被必要地视为‘物’，视为能将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不是人。简言之，个人被分解成各种功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人类显得似乎无所不能，创造了诸多物质上的奇迹，但这种创造并不能完全消弭普罗大众在异化等问题上所遭遇的困境。事实上，在今天，只有从审美的维度中入手才可能为人类找到抵抗和超越异化的方法。审美就是通过直达人们的深层情感结构以到达精神上的境界，因此审美也是一种活态化的文化形式和独特经验，这种活态无法被凝固，而是通过对审美经验的激活保持某种状态，在其中实现个体的自由感和幸福感。当审美经验被激活的时候，艺术创造力才能爆发出来，这种激活与审美主体的感官息息相关，所以美学的复兴首先便离不开对感性的强调。基于此，马尔库塞提出了在文化工业的挤压之下以“新感性”重新回归人性的论点，他认为“美的东西，首先是感性的，它诉诸感官，它是具有快感的东西，是尚未升华的冲动的对象”。通过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否定和反抗，感性能够实现以全新的感知经验去感受事物进而形成新感性。它能够借助对艺术的重新塑造融合技术理性与感性，实现当代社会对个体生存者的解放。

自美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对人的讨论就是一代代美学家的重要关注话题，以此将形而上的美学与生活中的人相联系。在当代经过“意志的人”“经济的人”等诸多有关人类属性的讨论后，学者们意识到“审美的人”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当代理论界有复兴人文主义的诉求，而美学也迫切地需要迎来自身的复兴。在这种大前提下，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都从人的角度为美学的复兴提供了理论上的补充。就审美人类学而言，它既聚焦个体的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感知美，又聚焦集体的人因所处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对美产生了哪些不同的认识。就艺术人类学而言，它基于艺术生产的物质性强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及其对文化产业的推动，同时也涉及对人类生存的内在精神价值进行探讨。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多重语境叠合的理论背景中，传统单一的话语模式和语境思维都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理论发展。这种情况给人类的生存意义也带来了持续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生活中诸多对象的模糊化。由此，传统对本质主义的追问在当下社会已成为不可能，美学需要在非本质主义的理论建构下重新发挥其重要的意义。非本质主义的最终指向就是要破除中心论，重新发现人文学科或者是更广泛意义上社会科学的批判性，这方面，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也都做出了自身的贡献。它们基于文化语境的多样性破除了本质主义，并且打破了理论界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论”。

换个角度来看，其实“审美的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今天人类社会存在的本体，如何成为审美的人仍然是当下美学研究中需要着力思考和面对的关键问题。尽管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可能被很多东西淹没，并在很大程度上遭遇到异化的危机，但是理论者依然应该努力去寻找解决之道。“审美的人”正是在生活中可以实现的一个目标，它其实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实践之中。在当下社会，真正的艺术仍然存在并保有其重要的价值，由此也证明了人类所拥有的审美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探索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它们内部的具体研究方法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

作|者|简|介

王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重大人才项目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集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美学、审美人类学、当代美学问题。担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副会长，全国马列研究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马克思主义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基本问题与批评形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的历史演变和范式转换研究”首席专家等。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出版学术专著《审美幻象--现代美学导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现代审美问题：人类学的反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