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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彭兆荣、王永健、巴胜超：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二）

时间：2024-01-02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192 分享：

三、艺术民族志写作的“四种文本”范式

王：巴老师通过阿诗玛的研究个案呈现了艺术民族志写作“四种文本”的理念，展示了“四种文本”层层递进、交织互动的特点，我觉得对当下的艺术民族志写作而言具有启示意义。我想进一步追问一下，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思考，是否可以结合具体的案例来谈一下艺术民族志有几个层面的交织与统合？

巴：对于艺术民族志，在方法论方面，应区分出观念层、学统层和方法层三个具体层面。以上“交织与互动”理念所衍生的“田野日志＋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影像（音）文本”的“四种文本”写作，不仅属于艺术民族志微观“方法层”的讨论，还回应了宏观观念层和中观学统层的思考。

彭：具体如何解释？

巴：从微观方法层看，“四种文本”写作方法中，“田野日志”是田野调研的忠实记录，呈现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主位客位互动、相遇、交流的基本过程，将田野日志首先列出，呈现了艺术人类学之研究“情景”。“调查报告”是田野调研的资料梳理，相对于田野日志的感性书写，调查报告更具逻辑性、专题性、主题性，是田野工作的事实呈现。“研究论文”是田野调研的理论思考，它超越了田野日志的感性，比调研报告更具思辨性，是田野工作的理论呈现。“影像（音）文本”既是田野工作资料搜集的手段，也是传媒时代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文本，除了事后帮助研究者进行前面三种文本的书写，影像（音）文本凸显了田野工作的视听性。

彭：从中观学统层和宏观观念层看，艺术民族志要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人类学研究所推崇的“他者的眼光”，艺术学研究所具有的“视听综合性”，如何综合地在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中体现？二是艺术民族志如何体现艺术整体观和跨艺术比较视野？

巴：“田野日志＋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影像（音）文本”的书写方法对此的回答是：第一，田野日志能让艺术的书写者（学者、调研者、参与者）和艺术的实践者（调研对象）以人之交流状态，共同在民族志文本中出场，抛开固有的专业背景和研究视角，从整体的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呈现人情冷暖、喜怒哀乐，将“我”与“自我”，统统释放在生活的意识流中，让两者交流的语境、交流的过程完整呈现，形成开放性的文本。第二，调查报告“拣拾”田野中的只言片语，以某种主题、专题，逻辑性串联起来，通过时间的积淀（长时间的田野工作和多次回访），呈现文化艺术变迁发展的连续性。第三，研究论文是作者与田野的对话，材料与理论的交流，主位与客位的博弈，一种在主客之间的阐述与重构。第四，影像（音）文本是能被看到、听到的田野（艺术），是视觉听觉的综合材料，构筑起立体的民族志文本。通过影像（音）放映传播之交流，再将艺术民族志传播中所形成的交流文本（观众对文本的反馈），与四种研究文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互动的”民族志文本。

王：田野日志写作中人文温度的把握十分重要，这是我们在写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艺术研究并非只是一个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论层面的探讨，从以往的艺术研究来看，较为突出的是忽略艺术承载者与接受者的感性经验、创造性，以及情绪情感，仅从纯粹技术性层面记录艺术事象，如此便失去了对于艺术人文温度层面的把握，而田野日志这一部分是比较适合再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感性经验、创造性，以及情绪情感的，如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两次田野调查中，便写了大量的田野日记，这些日记在马氏去世后由其遗孀出版。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可以较为详尽地看到马氏在田野调查中即时所观、所感，其中不乏对当地土著居民的轻蔑与鄙视，甚至是谩骂。虽然这些日记在人类学界饱受争议，甚至有学者认为马氏这些日记的出版毁掉了他在人类学界的光辉形象，但是这些日记却忠实记录了田野的日常，为后来他那名噪人类学界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写作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可以说，我们的田野日志恰恰需要对田野日常所观所感的即时记录，尤其是当时研究者自己的感受、情绪，以及研究对象的艺术创作激情、情绪情感等，这些是日后写作田野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的材料基础。

如果说田野日志记录了调查者的日常和所观所感，体例具有一定的自由性，那么田野调查报告的撰写则是带有明确预设学术目标性的文本类型，它要求研究者能够在预设学术问题的指引下，有意识地对研究对象展开调查和访谈，并按照获取的材料完成文本写作。这些材料既有现场获取的访谈口述材料，也有研究者查找文献时和田野现场所获得的文本材料。研究论文是前两种文本所提供素材基础上的学术语言阐发，与研究者的学术积累和驾驭文字能力密切相关，需要研究者提出问题和分析框架，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前述两种文本所提供的素材进行有机的整合，为论文的写作提供实证立论。所以，田野日志、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前面调查和记录的不深入、不充分，会直接影响研究论文论述的深入性、完整性，这是我们进行艺术民族志写作的一个基本理路。当然，当下的研究中确实存在着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这方面我想请胜超兄结合自己的研究案例来谈一下如何完成一篇高质量的艺术民族志写作。

巴：当下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存在“凝固幻像”之窠臼，习惯于将民众知识理解为一个趋于静止、稳定的系统，由此形成的书写文本就只能是关于民俗生活的一幅幅凝固幻像。另外，乡民艺术民族志中，对艺人主体语焉不详，是典型的“没有主体的民俗志”。“四种文本”的方法论，某种程度能达成艺术民族志的流动性诉求。因为：第一，田野日志的语境性，呈现开放解读的文本时空；影像文本的交流性，呈现解码与编码对话的内容，并形成新的文本空间，由此呈现艺术民族志文本的开放性。第二，基于网络、线上互动、多媒体渠道、展览等超越传统民族志研究的“书斋性”——田野成果，即民族志文本还是回到了书斋——让来自田野的民族志文本，走出书斋，重归田野，形成艺术民族志文本的互动性。

此外，“田野日志＋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影像（音）文本”的书写方法，还可以形成“文本交织互动”，四种文本在内容上的互文，完成对研究对象的互相补充解释。四种文本的书写方法，对研究者来说，还起到了田野过程的“监督者”作用，毕竟没有田野日志，也不可能完成对研究对象的调研报告，更勿论研究论文和影像（音）文本了。

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中，艺术民族志是人类学视野的艺术研究理论表达的核心文本。基于《寻找阿诗玛：人类学写作的四种文本》的调研实践所衍生的“田野日志＋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影像（音）文本”的写作方法，能为跨学科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成员，提供一种规约性的艺术民族志撰写规范。对同一艺术事项进行“田野日志＋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影像（音）文本”四种文本的书写，可以规约研究者田野调研的深度。“两种温度交织、四种文本互动”的写作理念，是艺术民族志具体的写作方法，也是对艺术整体观、人类学他者眼光的回应。四种文本的书写理念，能达成文本形式与内容的互动，研究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文本内与外的互动。

作|者|简|介

彭兆荣，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遴选草案特别会议”中方专家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项目主持人、首席专家。联合国“人与生物圈”（MAB）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巴黎大学（十大）讲座教授；巴黎大学（索邦）高级访问学者；柏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人类学系访问学者及项目合作教授。在2016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位列民族学排名第2位，社会学排名第29位。2016《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中，位列民族学图书学术影响力第1位。

王永健，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日本关西学院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19-2020），日本基金会日本研究Fellowship（RJS-FW）项目资助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文化遗产与文化景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两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文化部科技司委托课题、国家外国专家局项目、部级课题四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和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有三篇论文分获“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全国艺术学学会优秀论文奖”和“费孝通田野调查奖”。

巴胜超，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出版《象征的显影：彝族撒尼人阿诗玛文化的传媒人类学研究》《阿诗玛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寻找阿诗玛：人类学写作的四种文本》《遇见阿诗玛：文化旅游情景中阿诗玛文化创新发展研究》《传媒、旅游与多民族乡土景观的变迁》等著作，拍摄《王的祭奠》《回到沙溪》《漫长的舞步》等纪实影像，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学、传媒人类学。

民族志书写的历史、方法、理论，在文化人类学界是经典的老问题，而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界，却是亟待剖析的新问题。笔者之一王永健曾谈到：“近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源自田野的个案研究成果，就深度而言，走马观花式的田野采风居多，且侧重于事例和数据的平面化描述，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来说，便很难得出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富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田野的时间规范、长度深度、多点调研、动态追踪，在艺术民族志书写中，除遵循“历史与国家在场、正视文化变迁、归还文化解释权力”外，有没有一种简洁直观的方法，既能体现田野的深度，又能重塑“写艺术”的话语目标，并以此与西方艺术人类学形成平等讨论的话语空间？2020年末，在王永健博士的邀请下，彭兆荣、王永健、巴胜超三人，就“文化体性与艺术民族志的书写”问题进行了交流，附文如下。请方家不吝赐教。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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