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谢亚平、卢枫：设计，是实践的文化——基于一个传统手工造纸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二）
时间：2024-02-12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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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韧性，是指物体不易断裂的性能。在文化范畴中，韧性是指文化能够持续创造和演化的能力，这依赖于文化主体生产动力对消费主体价值需求的前端供给及后端反馈。一旦其中主体存在的土壤变质或者价值导向不明，文化就会逐渐失去韧性。因此，持续勾连生产链与价值链是保障文化韧性的核心。总体来看，文化的生产主体以“人”为核心，但其价值指向却是相对多元的，这种多元主要包含着价值的双重判定。其一是文化作为身份价值的内容，这一重是人区别于世界万物以及同类群体的标准所在，前者是通过文化的意义创造区别于一般自然生产之物，后者形成了不同区域以及群体的多类型文化，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标准。其二是文化作为使用价值的内容，重点在文化生产领域形成的“工具”“审美”“技术”“关系”等价值，带有明显的需求解决与目的完成的指向。作为著名的“蜀纸之乡”，马村的手工造纸产业作为商业化的民间工艺，其价值导向以群体化的功能使用为主，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其造纸产业源于唐，盛于清，特别是清代康乾时期被钦定为“贡纸”“文闱纸卷”。但优良的商品属性并未长久支撑产业的兴盛，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战争、产业变革与资源消耗，使造纸业的生产销售链条断裂，商业环境与业态关系失去活力。1978年4月，李先念副总理批示“救救国画纸的生产吧”（图11），各县回应并采取了积极措施。在产能方面，1978年8月，筹建县国画纸厂，以造纸生产的全面机器化来增强产能效益。在品牌方面，1985年，开始筹建全国第一家手工纸业博物馆，以纸产业历史标榜产品品质。虽然这些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提升了产量和影响力（图12、13），但其核心生产对象依旧是以功能为基础的物用产品。而且随着机器生产的程序简化和标准化，匠人群体的存在价值被挤压以及纸种类的定向生产，严重破坏了手工艺生产创新的土壤，马村的造纸业陷入萎靡之中，仅有几家手工纸坊继续从事生产，造纸产业链与价值链已经呈现出单向的紧绷，文化韧性持续减弱。
图11.李先念批示，图片来源：谢亚平拍摄
图12.马村纸厂产品价目表（1900—1992），图片来源：谢亚平拍摄
图13.1990年雅嘉斋书画营销，图片来源：谢亚平拍摄
在马村的文化韧性恢复上，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团队强调了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重新勾连，其行动基础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传统手工艺村落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与价值服务体系，无论是业态分布还是业缘系统，甚至地方民俗中都有着充分的对商品生产的认知与实践基础，有助于双链的顺利勾连。其二，产业历史发展所积累的生产文化与地方传统的结合，展示出独具魅力的文化基因，能够促进更为新奇的体验与视觉冲击的消费内容，提升产业的品牌力与竞争力。基于此，设计团队对收集整理的地方文化资源进行了体系划分，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物的关系—技艺层，这一层是基于生产要素的发掘，主要围绕造纸相关的材料、工具、设施等内容。第二层面，定义探索—知识层，这一层主要是基于生产过程中的经验与知识界定，主要围绕造纸相关的语言、工序、民俗、符号等内容。第三层面，人的关系—社区层，这一层是基于生产相关的人际关系及相关的交流方式的整理，主要围绕生产制度、业缘业态、契约信仰等内容。三个层面的体系梳理，基本整合了作为造纸村落的文化内容。而重新勾连则需要重新引导“生产—消费”的循环过程，激活生产主体的生产动力与理清消费主体的价值需求。前者，基于主体所需的经济条件支撑、生产平台提供、评价机制完善、社会公众认可等内容，设计团队积极补充产业服务体系，为不同的生产主体提供文化创作的平台支撑，引导文化生产的完成。而在价值需求方面，设计团队在基于造纸村落的文旅发展模式下，进行了不同消费对象的需求分析，主要为村民群体的生活价值、研究群体的学术价值、旅游群体的体验价值，以及艺术群体的创作价值等，并围绕这些价值，延展并丰富产业链条，增加产业机会，也丰富了消费者的价值体验。在具体的实践上，团队首先扩展了纸文化产品的定义，提出一系列标准，延展了作为纯粹使用功能的价值。如联动四川省图书馆共建了传统工艺工作站，与非遗传承人共同推动纸质文物修复用纸的标准，以及文家乐民宿协会要求入会的民宿都应符合“五个一”标准，即：具备一个纸文化主题院落、开展一系列文化体验活动、具备一定品牌特色、提供一套规范服务、引领一方文明乡风。同时，我们还在酝酿建构夹江纸的品质标准，从源头上定义地方文化的品牌性。其次，团队还在深挖马村纸业文化的理论深度与精神意义，引导乡村的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和热点，并建立文化话语权和知识权威，增强文化开发的多重价值性。最后，团队还丰富了产业的存在形式，向线上进行文化消费引导，向线下探索产业联动的可能，并进行纸文化展览、纸知识教育等。如“纸说纸话”——夹江纸的探索与研究工作坊，丰富产品内容，推进在地教育，在多样化的产品消费与文化研习中继续实现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可持续，恢复文化生长的活力。主体的生产倾向主要围绕消费需求进行，当消费导向的价值链与产业链重新勾连时，新产品、新平台、新路径都在催动旧产业关系的变革，并带来新的角色和身份。在以业缘为核心关系的传统手工造纸村落中，这种变革也在逐渐带动物缘、地缘、亲缘、神缘关系的转向，为新的乡村关系提供了建构的基础。虽然高校学术团体、艺术创作团体、政府管理部门、社会机构资本等多样化、差异性的主体纷纷涌入，但基于共同致力于乡村发展的目标下，主体之间仍保持着良性的博弈并展开积极的乡建活动。总体来看，确立一种平衡稳定的场域关系对于乡村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乡村关系是保障各方主体进行权力输出的路径，提供一个共商共建的机制避免了矛盾的集中；另一方面，乡村关系是激活生产效率的润滑剂，多方均衡配比的生产要素能够促进产业的高效发展。因此，这种平衡性受到乡村产业布局的广泛影响。传统的手工村落，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核心的农业社会体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聚落合力发展、家族宗亲寻求行业配合等，共同生成了多样化的地方关系。近代以来的手工村落，是兼具自然及工业资源共用的工业社会体系。在效能导向下，村民对化学试剂以及物理动能有着高度的崇拜并作为产业竞争力，塑造了现代化的业缘业态基础。当代的手工艺村落，在自然及工业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通过开发“文化资源”来重构新的文化。这是基于服务业上的考量，产业关系的重新布局也自然围绕这一变革趋势进行。从马村的历史发展来看，其乡村关系的发展受到产业变革的影响剧烈。1978年，落实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后，纸产业转获生机。到1983年，实行造纸生产责任制，造纸工具、设备以及原料分配到户[8]，家庭生产的模式逐渐兴起。但到了1990年，随着纸业联合社的成立以及多次更名与改设，夹江纸业在机遇与挑战中努力发展。1994年后，夹江纸的销售基本进入市场调节[9]，特别是这一时期多家机械造纸公司的成立，带来了机制纸产量的飙升。工业乡村体系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社会关系基础，表现在众多手工纸商家、槽户在这种竞争态势下纷纷放弃手工生产或者转投其他产业，仅有状元纸坊、大千纸坊等较少的几家手工槽户继续生产。这种变革以及当时新世纪初的“进城潮”，使马村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变。根据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王璐在马村下辖的石堰村统计的资料，1995年，从事家庭造纸的比例为45%，为139家；到2020年，这一比例降低到了15%。在村居住人口比例中，46岁及以上的达到了82%，特别是69岁以上的达到了50%，掌握一定造纸技艺的工匠也仅有6人。[10]这种历史性的产业关系变革与乡村人员流动，使石堰村的社会形态与结构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乡村主体在外流和内同中逐渐趋于更小体量的群体类型。在失去差异化的能力下，乡村发展囿于某一领域的持续供血，逐渐失去活力和生长性。基于这一考量，设计团队以马村一二产业为基础，以着重发展第三产业为目标，进行乡村新主体引流，并推进马村乡村关系变革的本质分析与博弈引导。在乡村关系分析方面，我们认为马村的手工社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表现在三个体系之中。其一，从经验到知识的转变。农耕文明的生产形式限制了对经验的收集、整理与系统建构的机会，在较长的时间中，口口相传、手手相教成为主要的传承方式，但由经验构成的社会网格体系难以链接现代庞杂信息量的传输以及高效转化信息的产能。同时，随着乡村基础建设的推进以及艺二代们的回归，客观环境以及主体条件有意愿及有能力去优化乡村的经验系统，重塑以知识共享为核心的业缘关系，为新的产业机会与市场需求提供知识化的产业原料具有紧迫性。其二，从记忆到真实的转变。在20世纪以来的手工产业土壤破坏与生产收益的失衡下，以造纸产业为标识的乡村集体现实逐渐流失为共同记忆，认知失衡，场景虚化。新主体对乡村历史的模糊导致主体感的缺失和弱化，需要在新的产业与社会关系中赋予新主体们积极的关系定位以及身份角色，创造真实归属感。其三，从情感到契约的转变。马村的手工社会性质虽然赋予了其部分商业化的属性，但传统农业生产带来的地缘、血缘与神缘依旧发挥着较大的限制作用，村民的情感属性成为日常生活、生产的主要道德担保。在此基础上的乡村“五缘”结构自觉导向了感性化的标准，人情张力挤占了交易空间。但随着乡村逐渐面临更大市场、更多群体，以及更广泛的交流，强调“五缘”结构中的业缘传统，发挥契约的规范价值，将乡村的信用体系转向理性化的逻辑，从村规村约到现代化成熟的商业体系，马村的产业传统也将迎来更多的创新机会与创意价值。基于此，在博弈引导过程中，设计团队在复苏一个产业、复原一个乡村、复建一个社会关系的理念支撑下，更加强调适配当代产业布局下的关系组织，以此引导不同群体间的有效、公平博弈（图14），包括新业态、新身份、新契约三个方面的构建原则。首先，在新业态方面，在手工艺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商业关系中，补充平台的服务力量，并引导进入社会关系空间的延展，推进线上线下虚实共存、多群体文化交流的知识共享以及跨学科建设的技术共创，主要依托传统工艺工作站的布局管理。其次，在新身份方面，根据三个空间的布局体系，引导具有新力量、新知识、新资源的工艺从业者进入业态体系之中，辨识自我身份与功能定位，在对纸业新产品的生产交易中，逐渐形成纸业归属感，主要依托相关协会的成立和建设。最后，在新契约方面，发挥乡约、公约与法约递进式契约体系的作用，引导不同利益群体的自我道德约束与精神信仰，强调集体性的价值认同，主要通过村民公约、协会标准与教惩结合，促进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
图14.主体博弈引导图，图片来源：卢枫绘制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乡村的重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是时代命题，也是共同富裕的一份答卷，这是现实的实践考量，但乡村本身所具备的“落后性”在主客观上都已经深入了人的认知领域。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用来指涉不同的文化体系，前者以城市为中心，描述上层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而后者则以乡村为中心，代表大多数农村的文化创造，并认为小传统处于被大传统同化的被动过程中。[11]但从中国今天的文化实践来看，乡村的小传统反而具备着独具魅力的资源特性，而大传统也拥有先进的知识体系与生产经验。二者的关系并非对立与高下，而是处于持续合流的过程中。这种合流的过程依赖来自大传统环境下的设计师团体的参与，他们具备的实践能力、转化经验，以及共情审美特性，决定了对小传统的研究是基于平等互助的行动逻辑，同时带来了乡村文化生长、经济发展与关系良性的助力。而从合流的实践内容来看，正如设计团队在马村的实践，从历史文脉的彰显，价值、产业双链的勾连以及新主体的引导，确立了大小传统具备了共商、共建、共生的场域环境。（图15）而设计作为其中的文化变量，正在持续修正着大小传统的差异与冲突，并为未来的乡村发展提供引导性的力量。设计本身在这一过程中，也被不断融入文化生产之中，成为实践着的文化。
图15.四川夹江马村手工造纸村史馆《人以何居》展板，图片来源：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团队绘制
但这种实践并未改变乡村的本质，其最终结果依旧在向乡土深处蔓延，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的延续，乡土不仅是思考人与自然本体的庇护所，更是一切生命及其生长动能的母体。设计与文化的合流，正是再从乡土中寻得文化源流庇护并努力生长的过程。这种回归，是对现代设计厚厚的玻璃幕墙和机械劳动的反击，杭间教授在《手艺作为回“故乡”的“任务”》一文中说：“‘手艺’在故乡层面有了更多更好的意义。”[12]为了突破那堵“围墙”，设计师在其中的任务正是建构起故乡美好记忆的价值导向。而由手工艺及其物体系建立起来的记忆景观和体验程式，则在其中发挥着媒介的价值，引导着对故乡文化的认同和本体的自省自觉。这种对故乡的记忆眷念也支撑着中国人进行新时代的审美创造，并使地域性的文化精神再次扎根生长，宣示一种对本土美学话语的主导权，以此深度激活乡村文化的生命力。谢亚平，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委员会会委员、重庆市民协主席、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装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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