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希腊以来，艺术通常都被认为是少数天才的专利，不能在日常的线性时间中均质化地产生，而是诞生于一个非理性的、充满生产性力量的、在内在性中见证和收摄超越性的事件性状态，也就是神灵凭附或灵感乍现的状态。正如诗人雪莱所说，灵感就像变化无常的风，往往来时不可预见，去时悄无声息，却在发生时为行将熄灭的心境之火煽起“一瞬间的光焰”，使诗人抵达“枭翼所不敢翱翔的那些永恒的境界，从那儿把光明与火焰带下来”。离开这一状态，诗人将与常人无异。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取代灵感，成为创作的源头。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任何人的指令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图像或文字作品，尤其是随着算法的优化与升级，这些作品的质量不断提高，逼近甚至超过拥有成熟技巧的人类作品。神圣的创作时间在这里被人工智能以工业化的方式敉平为日常时间，艺术不再因凝结着创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而显得独特，而是偏向于艺术工业——尽管其产品是差异化的、审美化的。

作者，正如解构主义所争辩的，逐渐走向“死亡”。在人工智能创作中，人类作者不再亲自投入“道成肉身”的过程，他提供的往往只是某种空洞的意向和先于他产生的词汇，而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对语词及语图关联的预训练，这些词汇得以自动转变为风格各异的艺术作品。作者在其中谈不上激情和性格，更没有个人的语言和身体的参与，一切都是与语词对应的图像或其他元素在“黑箱”中的自动重组，而非迸射的心境之火在精神与质料的“械斗”中、在狂欢与痛苦的催促下朝着感性身姿的凝炼。作者因此被去个性化，成为艺术活动的次要角色。这在某种程度上具现并极化了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文本概念，即“文本是来自文化的无数中心的引语构成的交织物”，也就是说，是既有的意义化符号而非作者创造了文本。当然，巴尔特的观念更多是一种解构作者权威的理论观察，但现下这已然成了一个现实的艺术伦理和生存论魔咒。ChatGPT等应用诞生不久就引发了这方面的广泛争议：人工智能是否有资格被视为作者？借助人工智能是否会有损艺术家的原创性？以及最终，人工智能是否会取缔艺术家乃至艺术？

这些问题同样也是针对普遍的人提出的。研究者意识到，当人工智能逐渐在高级思维活动和技术作业中占主导地位后，人与工具的位置可能会完全倒转：不再是人控制工具，而是工具作为“主体”反过来控制人的生活和思想。这里的问题倒不在于人们通常争论的人工智能是否会拥有意识，而在于人将自身交托给某种更加精确、更加简便且更具生产性的外在智慧体是否会导致自身的失落？20世纪以来的技术发展已经见证了人的某些异化，比如高效的信息交流加速了个体的原子化，削弱了个体与他人和世界的互动，由此导致了“客观和主观上的孤立、不快乐、缺乏参与，或与工作和他人仅有工具性参与关系的感觉”。质言之，技术在延伸和强化在世存在的某些维度时，也会随之弱化乃至取缔另一些维度，使主体不再是其所是。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全面到来，这种异化状况只会有增无减。目前人们对人工智能艺术最有力的质疑之一在于人工智能缺乏情感，因此无法创作出带有情感深度的作品。但正如言语行为理论所表明的，我们直接打交道的是欲望或情感的表达，而非欲望或情感本身，后者只有通过“表-达”（ex-pression）才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可见性和可交流性。这一事实反证了人工智能艺术的运行逻辑，即它可以通过提供某种无情感根基的、模仿性的和代替性的情感表达来引起真实的情感反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虽然ChatGPT不像人类那样拥有真实情感，但它有能力有效地模拟和模仿情感[……甚至可能导致]真实情感的概念不再存在，成为空想”。尽管这一提法不无夸张之处，但在我们看来，正是内在经验的可模仿性和可代替性构成了人工智能对艺术和主体最大的冲击。它意味着人们有可能迷失在无法区分的艺术作品中，进而将人最内在、最本质的经验交托给人工智能，让其“代替”自己去感受和表现世界；而它形成的认识表象反过来又会潜移默化地重塑人们经验世界的方式。艺术家或主体越是满足于这种模式，就越会被人工智能所宰制，使其鲜活的具身化经验被工业化的视觉盛宴所置换。正如马尔库塞（Marcuse）所揭示的，“人们在科学技术造就的富裕的‘病态社会’中得到物欲的满足和‘虚假的快感’，但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否定、批判和超越的向度，丧失了对解放、自由和美的精神追求，而成了被操纵、被控制的‘单向度的人’”。如何抵御愈发完善的技术对艺术和人的操控，将是人工智能时代艺术理论与实践不可回避的话题。

然而，人工智能艺术也存在解放的面向。随着人工智能对艺术的祛魅，艺术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普通人也能参与普遍的艺术实践。这将加速艺术领域自摄影技术普及以来所发生的审美大众化和民主化进程。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曾敏锐地察觉到摄影的革命性意义。在他看来，绘画等传统艺术具有鲜明的视觉等级制度，技术上的限制使其格外依赖对再现对象的“选择”和“提炼”，因此其作品通常只能表现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人或场景，并强调通过构图、姿势、光影等方面的安排使它们符合某种预设的理想。摄影全然颠覆了这种方式，它能凭借其真实性、快速性以及廉价性等特征，将原本被排除出艺术领域的普通人或者事物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那些曾被判定是边缘的、琐碎的、粗鄙的对象如今在摄影中变得平等可见，被接纳为世界的一部分，这使得摄影“预示了一种新的民主艺术”。后来的摄影实践更深化了这点，普通人不仅作为再现对象，还作为再现主体参与对世界的再现，世界在这种视觉共同体中被进一步解蔽。可以预期的是，人工智能艺术将延续并加深摄影的这种审美-政治逻辑，只不过它将更多地从再现领域转向表现领域。个体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自身内在的意向转化为外在的表达，而这曾经是艺术家特有的能力。

技术能改变人们观看世界、认识世界和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进而造成个体及社会在某些方面的迁变，因此在学术研究中，技术问题总是不可避免地指向精神的、政治的维度。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组织和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方式，一种流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表现形式，一种控制与支配的工具”。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趋发达，其对个体和社会的这些影响开始有迹可循，我们这里强烈关注的是它对艺术和主体产生的可能冲击。前文表明，人工智能是以工业化的方式“生产”艺术，这势必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但也会潜在地“代替”艺术家和主体对其存在经验作探索和表达。而这种代替在延伸主体表达能力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主体对技术表达的依赖，进而丧失对精神事务的自主探索和追求——这并非理论悬想，当代媒介技术的普及已经见证了大众在表达上的高度同质化，个体性在其中有意无意地被压制或淡忘。在更大范围内，人工智能艺术或许将导致一种艺术上的“富裕社会”，其背后则隐藏着马尔库塞所说的异化危机。

人工智能艺术之所以具有这种能力并引起社会深切的忧虑，其根源在于它别样的技术特性。相较于摄影对可见对象的真实呈现，人工智能艺术并不依赖对象的在场性，也丝毫不以真实性为准绳，可以说，它的本质就是“想象”和“表现”，而这将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艺术实践产生重大影响。毋庸讳言，人工智能艺术首先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从2014年加拿大科学家推出的生成对抗网络（GAN），到2016年推出的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s），以及2021年OpenAI公司推出的语图对比预训练模型（CLIP），再到其后不断完善的各类模型和应用，研究人员逐步攻克了人工智能语言及绘画技术的种种障碍，使得今天只需寥寥数语即可生成高质量的作品。但它显然也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承载某种空洞意向的语词转化为作品的过程，在我们看来是具现了想象本身。恰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说，想象指向的是“幻想、虚构、非现实、可能性、乌托邦”。

想象取消了实在的种种设定，它以完全自由的方式处理对象，我们可以在其身上识别出双重性质：其一，正如萨特在《想象物》中所说，想象“可以将对象设定为不存在的，或者是缺席的，或者是存在于别处的；它也可以保持‘中立’，即不设定其对象的存在”。对象的“虚无”使想象迥异于知觉的“实存”，它是不在场的或虚构的事物以直观形式向意识的显现。其二，想象还意味着“自由变更”。人们可以通过虚构的方式任意改变对象，打破事物原本的实在规定，创造新的、非现实的事物；而这确立了想象对“可能性”的探索及其对现实的挑战和重塑。正是这双重性质使我们有可能洞悉人工智能艺术的创作机制。质言之，人工智能艺术所呈现的形象通常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如此存在，它们全然是人工智能程序根据语词或图像提示自由生成的。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变更”——可以随意拼贴现实形象或艺术风格，也可以创作更加梦幻乃至难以言说的艺术形象。用利科的术语说，这种想象不是“衍生性想象”（reproductive imagination），即不是对某个不在场“原作”的再现和摹仿，而是一种“生产性想象”（productive imagination），它创造了一块超越现实的“乌有之地”（nowhere）。这些艺术形象或直接或间接地挑战着人们的经验习惯，将其引向一场场全新的、全然自由的视觉盛宴。

这契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19世纪以来的艺术表现论。这种理论认为，“艺术家是通过努力寻找适合或‘符合’某种感觉的线条、形状、颜色、声音、动作和/或语词，来表达其情感状态的——这么说吧，就是将它带到自身之外”。这种表现论反对此前侧重摹仿自然外观和社会风貌的再现论，强调对内在经验世界作探索。与此相似，人工智能艺术并不试图再现客观世界，它是对客观世界的想象性变更，并且可以说它的运作过程也契合意向外化、实现为具体形象的过程，只不过艺术家的作用被大幅削弱了。曾经需要由艺术家努力凭借感觉、想象和技艺完成的工作，现在却在不同程度上由智能程序代劳，且后者的想象力和表现力似乎更佳。正是这种状况引发了我们的忧虑：主体是否会因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而丧失想象及自我表达的能力？当然，完全贬低主体和艺术家的地位也不尽准确，我们或可将他们看作是生成对抗网络中的判别器（Discriminator），负责判断生成器（Generator）产生的数据是否合适，二者相互对抗和协作，以此实现高质量作品的生，这为艺术家和主体留下了重申自我的可能。

此外，人工智能艺术还是一种视觉机制，可能进一步将我们推向图像时代。所谓图像时代，一方面是指图像数量的暴涨和应用范围的扩大，这将导致一种显而易见的视觉霸权；另一方面是指世界和主体本身的图像化及其引起的问题。质言之，人工智能艺术摆脱了再现的限制，它几乎能将任何拥有“感性概念图式”的语词转化为图像。在这种趋势中，所有外在对象和主体的内在经验都将倾向于被表达为图像，图像成为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那些无法被图像化的事物则趋于被遮蔽，以至于仿佛是不存在的。实际上，随着媒介技术的发达和普及，人们或多或少已经开始经历这一进程了：这在主体层面意味着个体对感性经验更感兴趣，非感性经验被埋没；在公共层面则意味着人们更易被图像化的事件所引导，图像之外即为虚无，而这将加速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总而言之，主体和社会在此过程中倾向于扁平化，并因此面临诸多潜在的危险。

就目前来说，人工智能还没有意识或情感，但它们已经愈发能以其伟力提供一种代替性的情感或审美功能。这使其能以极为隐蔽的方式侵入生活世界，改变我们与自身、他人和世界的关系。在这种逐步实现的技术社会中，个体不自觉地把自身交托给技术程序，这将日趋削弱个体感知、想象和表达世界及自身的能力。个体与他者原本以语言和互动为基础的交往模式，也倾向于被技术模式所取代，他者逐渐沦为符号性的存在者，甚至被替换为按偏好设置的、全知的技术程序。再者，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也可能随之演变为一种图像化关系，也就是说，世界被看作是一种全然确定的、为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完全了解且可以随意置弄的对象。这一切都将造成存在的不合理化。面对这种潜在的危机，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反思技术与存在的关系，重建主体与他者在技术性世界中的“善的生活”。艺术固然面临着种种危机，但在我们看来，它仍有可能承担起肯定和见证主体超越技术统治的责任。

本文作者吴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叙事学、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