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进路：剪纸本体研究的多重向度

由以上分析可知，剪纸本体研究仍旧具有广泛的探索空间，在此结合研究经验梳理中国剪纸本体研究的多重向度及研究进路，以呈现剪纸本体研究可包含的具体内容。

第一，是以剪纸实物为中心的图像搜集和民俗信息整理。自20世纪30年代，延安鲁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就开始对西北地区的剪纸纹样进行挖掘、搜集和整理，20世纪80年代各地文化馆、群艺馆牵头形成了剪纸收集、出版的高峰，这一工作持续至今仍在进行，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之一《中国民间剪纸集成》（以下简称《剪纸集成》）为代表。图像和信息搜集工作看似“研究”性质不突出，但在对实事的梳理和归纳中呈现出剪纸研究的内部逻辑和价值准则，同时也是发现剪纸本体研究问题的过程。《剪纸集成》遵照剪纸存在的地缘特征和文化差异，以重要剪纸产地为立卷依据，依照详细规范的编纂体例执行，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允许各卷本根据实际的剪纸活态情况进行微调。笔者在参与《剪纸集成》编纂工作中发现，“剪纸的民俗应用与俗规禁忌”章节最能体现剪纸分类研究的复杂性。例如《关中卷》与《陕北卷》的调研地点虽都在陕西且相距不远，但剪纸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形态不同，《陕北卷》将民俗应用及其俗规禁忌划分为“年俗剪纸”“婚俗剪纸”“丧俗剪纸”“宗教剪纸”“巫俗剪纸”“其他民俗剪纸”及“陕北剪纸的贴法与布局”；《关中卷》则分为“节俗剪纸”“人生礼仪剪纸”“庙宇祭祀剪纸”“巫俗剪纸”“生活实用剪纸”“关中窗花的贴法及布局”。[25]这一细节差异体现出编者在面对剪纸同质性与异质性悖论命题时的现实应对策略，从侧面说明了剪纸分类研究的难度和缺陷，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在信息整理中发现并解决。

第二，是以剪纸传承者口述史为中心的传承个体研究。剪纸技艺和知识的习得依赖于个体实践经验的积累，个体是实践的文化主体，是传承的微观结构。剪纸的创作者也是剪纸文化的阐释者，剪纸的活态研究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人的表述。因此，剪纸传承人的口述研究具有必要性。我国实行四级传承人评选制度以来，学者对传承者的关注度增加，[26]学位论文中也产生了不少以传承者为中心的剪纸研究[27]。研究多将个体置于生活图景中理解剪纸，强调生活对传承者的作用以及传承人对地方剪纸的带动作用。值得关注的是，近年学者对口述史研究对象的选择不仅局限在“亲身从事该类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的代表”[28]身上，而是具有将目光自上向下转移的倾向[29]。口述史研究对象应是在真实生活情境中传承剪纸的群体或个体，而不仅仅是传承机制中的传承个体，研究应关注作为普遍性存在的剪纸对个体的意义，在这一背景下，剪纸实践的性别身份、剪纸对民众的社会意义、剪纸与内在个体的互动等课题都可以开展。

第三，是将剪纸作为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在与社区多层面文化的互动中探索剪纸的本质特征。目前这一向度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多民族视野的剪纸文化个案研究中。在第一个研究阶段，学者已关注到苗族剪纸、傣族剪纸、满族剪纸，但考察的地域含义远大于民族含义，尚未进入到民族文化的整体研究层面。《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研究》（何红一，2007）、《中国少数民族剪纸文化研究》（马莉萍，2012）以多民族的视角研究剪纸的历史、分类、分布和价值，在民族间的比较中讨论剪纸的整体特征；《村寨里的纸文明——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乔晓光，2018）收录了三十个少数民族的村社调查报告，还原了剪纸在村社文化空间的真实面貌，呈现了多民族剪纸的个性化特征，这些成果为剪纸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良好开端。[30]将剪纸作为文化现象进行考察是由物质研究层面进入到观念研究层面，应将注意力从剪纸的视觉艺术特征向文化符号特征转移，以剪纸为中心对共同体文化体系的实践活动进行观察，发现剪纸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互动，并融合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视角多方位观察剪纸。以上研究中将触及到剪纸的艺术风格、历史演化、文化分类、功能内涵等问题，最终将在个案的积累中反映剪纸的本质问题。

第四，剪纸的历史研究也有待深入。古代出土剪纸实物集中于三处：一是吐鲁番阿斯塔纳北区墓葬；二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北区石窟；三是陕西陇县原子头遗址唐墓。[31]学界认同古代剪纸功能与佛教密切相关，江玉祥、张冬萍认为古代出土剪纸为冥器，[32]谢生保、张玉平、许雅娟将敦煌剪纸归纳为敬神供佛的功德剪纸。[33]学者对古代剪纸的传布路径持不同观点，有学者持中原传入观点，有学者则认为西北地区可能是剪纸的发源地。[34]目前针对古代剪纸的发源、功能、传播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不多。历史性研究构成理解剪纸本体性质的重要面向，在此基础上可开展与活态剪纸的互动性研究，古代剪纸研究和活态研究的相互映照将进一步明确剪纸的本体性质。

四、活态文化研究方法：剪纸本体研究如何衔接传承实践

剪纸本体研究决不是排斥应然研究。剪纸的应然研究应以本体研究成果为逻辑起点向传承实践延伸，剪纸本体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应然研究。恰当的研究方法可以在本体研究与应然研究之间游刃有余，既是剪纸本体研究的可靠方法，也可为剪纸保护传承研究提供出发凭证（剪纸历史性研究除外），自然地衔接起剪纸研究的“实然”与“应然”。此处以活态文化研究方法为例展示剪纸由本体研究通往保护传承的一种可能性路径。

19世纪末，克洛凯（Louis Cloquet）将活态纪念物（living monuments）定义为“仍然为社区所使用的建筑”；1903年，李格尔（Alois Riegl）发现了文化的生命在于文化自身的价值，第一次在理论上强调了遗产的文化意义，由此引起了西方对遗产活态文化价值的关注。[35]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引入“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的术语，更加明确清晰地突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元行动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的认知。[36]国内在文化领域使用“活态”一词最早在神话学研究内部引介。20世纪80年代末，李子贤、兰克、刘亚湖等人在研究中有意识地突出神话与生活的关系和社会作用；[37] 孟慧英则着意构建“活态神话”理论体系，试图探寻神话学的本土研究方法。[38]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较早使用“活态文化”一词便是在剪纸研究领域。2002年，乔晓光在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延川年会发言中依据田野调查经验强调了剪纸的活态文化特性和剪纸作为活态文化的可持续价值，其后在《一个人民口传身授的活态文化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手记》一文中阐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文化特征。[39]可以说，“活态文化”一词是国内外学者在把握文化遗产关键性质过程中的主动选择和必然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初传入我国之时便为双方寻得了概念表述的统一性。

活态文化同时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官员Gamini Wijesuriya认为活态遗产方法（Living heritage approach）的核心理念是“保持原有功能的延续性，旨在赋予核心社区权力，让他们的需求主导保护的决策过程。”[40]这一方法关注了文化遗产的连续性和延续性带来的必然变化，并为社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制定方法，强调活态遗产的过程化特征及管理结果。活态文化的概念最先是在剪纸领域被提出，因此当活态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研究方法时具有对剪纸研究的天然适应性。乔晓光认为：“活态文化强调以生活事实调查为主体，以文化传承人、地方知识及生活经验解释为活的文本。在村社习俗活动事实的调查中，以参与式动态跟踪和口述调查结合的方法，发掘文化活的形式（仪式）及其过程，发掘传承人及生活当事人对事实的经验解释，注重‘文化空间’中核心信仰主题的地方性知识调查。”[41]

活态文化研究方法所使用的主要技术手段是田野调查法。但是活态文化研究方法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基于剪纸在中国存在的文化事实，强调剪纸的发生动机及其与社区的整体性关系，意图传达理解剪纸本体、应对剪纸传承发展的文化观点，因此活态文化研究方法又区别于一般的田野调查方法。活态文化研究方法的理论内核是：承认日常生活是剪纸的基本存在方式，并将人和社区视为日常生活的客观化过程。具体来说，活态文化研究方法的核心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这也是区别于一般田野调查方法的主要因素。

第一，活态文化研究方法强调剪纸的日常生活特性，这一点是认识剪纸和研究剪纸的出发点。剪纸融合在地方知识、基本规范、特定居所、民俗惯习等日常思维中，内化为主体生活中的日常知识，参与着生活世界的构建，剪纸这一现象正是胡塞尔所说的不需要“预先给定”的“自然的生活”。[42]剪纸作为最普遍存在的民间美术类型不仅具有物质存在性，它本身就是“生活”，是生活中当然的、真实的、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43]基于剪纸的日常生活特性，活态文化研究方法强调将剪纸还原到日常生活中进行观察、研究，将剪纸作为日常知识探寻剪纸与生活文化事实的具体性、关联性和参与构建的整体性。

第二，活态文化研究方法强调人的作用。日常生活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其中连续的客观化过程，包括个体和团体，[44]乔晓光所说“生活当事人对事实的经验解释”即由此出发。在中国非遗四级保护制度中，剪纸的传承者是被文化机构认定的剪纸传承人，但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剪纸的传承者是在日常生活中制作剪纸、欣赏剪纸、使用剪纸、认同剪纸、参与剪纸的文化构建的个体与团体，即“生活当事人”。生活当事人通过剪纸与社区民众、民俗文化内部发生互动，主动而潜在的参与社区文化构建。因此，活态文化研究方法不仅关注剪纸的直接操作者，也关注乡村社区中与剪纸发生频繁互动的民众。

第三，活态文化研究方法强调社区（或村社）对剪纸的整体价值。“社区”在这里既含有费孝通所说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含义，也契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的“社区”术语。村庄是剪纸生存的空间实体和文化场域，将剪纸还原到社区中进行研究，既是剪纸的地域性差异决定的，也是其日常生活特性使然。这一方法有利于发现剪纸与生活惯习、节日活动、民俗仪式、物质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保证获得信息的具体性和文化实事的完整性。

活态文化研究方法使《公约》中“社区、群体、个人”的实践主体价值得以突显，并符合我国剪纸研究与实践的语境。活态文化研究方法擅长从文化实情出发、从实践主体出发思考剪纸的社区传承问题，倾向于将剪纸置于社区原生语境中通过激发传承个体内在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以解决传承发展问题。活态文化研究方法的理论内核是社区和人，对剪纸本体研究和应然研究具有普适性，二者的契合之处将启发剪纸的当代传承。

首先，活态文化研究方法尊重剪纸的社区文化意涵，注重在传承实践中维护和延续剪纸的地域性差异。剪纸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的首批试点项目，研培课程的制定者从活态文化研究方法出发，研培过程首先对参加培训的剪纸传承人进行了深入的口述访谈，目的是了解各地区剪纸的生存现状和传承困境，最大程度遵照传承社区剪纸文化内涵和剪纸技艺。课程创作阶段鼓励传承人创新形式的同时激发传承人从生活社区中发现创作主题，引导中青年传承人保持本土文化特色，呈现创新作品的地域文化差异。研培结束后，组织团队分赴传承人所在社区进行回访，注重传承人返回社区后的延续性效果。研培过程体现出活态文化研究方法对剪纸依存的社区文化的尊重。

其次，活态文化研究方法关注传承个体或传承群体的主体价值，通过激发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刺激剪纸的本土传承。多次活态文化研究的实地调查表明，当研究者进入到剪纸原生社区进行文化调查时，社区群体（并不仅限于掌握剪纸技艺的个体）普遍表现出对本社区剪纸文化及周边文化的高度关注，在社区文化精英的引导下这一自觉关注有可能转化为自觉传承。例如，在对云南省澜沧县龙竹棚村拉祜族剪纸进行活态文化调查时发现，外力可转化为文化复兴的内部传承动力，同时外来文化也为传承带来荣誉感和自豪感。[45]活态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外来者对社区文化的尊重和好奇引发了社区群体对自身文化的尊重和好奇；外来者对剪纸整体价值的关注带动了社区民众参与社区整体文化的自觉维护。

第三，活态文化研究方法在传承社区和传承个体（群体）中发现传承命题，并将其应用到剪纸的当代传承或普及中。剪纸本体研究中包含剪纸传承的根本性命题，例如剪纸创作中的记忆再现、剪纸艺术语言的表达方式、剪纸创作群体中的性别问题、剪纸创作中的“即兴实践”现象[46]、剪纸为创作者带来的疗愈功能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发现和研究依赖于活态文化研究方法朝向传承社区和传承个体的内部观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成为社区内剪纸传承和社区外剪纸普及实践的依据。另外，这些剪纸本体研究命题也将为社会全龄段美育[47]、儿童美术教育等领域产生积极作用。

结  语

中国加入《公约》以来，新观念、新方法、新需求被学者接受，“他者”参与引导剪纸研究向更广泛的交叉学科延伸，为剪纸发展传承带来机会的同时也为剪纸研究带来学术危机。第一阶段虽紧紧围绕本体研究，但研究方法相对单一、考察数量有限，并未充分回答剪纸的基本问题，现阶段依然有必要坚守和超越剪纸的本体研究。成果丰富的本体研究向上勾连着剪纸的传承、保护与发展，为时代命题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例如目前遇到的传承现状与剪纸社区传承传统割裂、传承人发展观念与学者传承期待错位等传承难题都有可能在本体研究中寻到依据。反过来，剪纸的应然研究会反馈于本体研究，应然研究将延长和拓展剪纸本体研究的时空限度，也有可能为本体研究难点提供方法和方向启发，从而补充本体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剪纸研究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部分传统美术和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研究近四十年来的发展轨迹，传递出相通的研究特征与发展趋势，暴露出民间美术研究缺乏系统理论构建、“用”大于“研”的整体现象。期待学者能继续探索民间美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研究服务、适应非遗转向研究为非遗实践提供扎实的理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