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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李爱霞：从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看地方信仰实践

时间：2024-07-26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50 分享：

从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的研究视域看，信仰实践的具体方式是借助年画进行模式化的传播。民俗题材年画以其艺术表现力，通过叙事性的、静态的图像程式具体再现了地域信仰活动，并意象化地表达了民间信仰内部不同层次之间的关联。基于年画的特征和功能，审美性是年画的关键属性。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的地域性技艺特征、色彩模式以及造型技法等充分体现了地域审美心理，反映了地域性的民间审美特点。作为精神镜像的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反映出具有地域性的集体性格。与此同时，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又与地域集体文化进行着互动与同构，既强化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又充分表现出杨柳青乃至天津地域文化的复杂性。

一、民俗题材年画概述

源于地方信仰实践的民间信仰，在民间文化流动、传播中生成，在各地域之间民间文化的相互黏连、淬炼中演进。民俗题材年画以其独特的艺术传播力，通过叙事性的、静态的图像程式化再现了地域信仰活动，在年画发展中初见范式。年画笑谈中成“年话”于宋代。宋徽宗扩充翰林图画院，恰逢传统绘画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阶段，以及木版彩印年画的成熟和普及。当时，春节贴门神已成为家家户户的一种时尚。门神的文化功能已经从镇宅消灾演变成迎福纳祥。后来，祈求长寿、吉祥、富贵的习俗逐渐形成，年画完成了向“新年祝语”的演变过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①、周密的《武林旧事》②等典籍都记载了宋代春节期间京城年画等吉祥装饰品的销售情况，当时，张贴年画已在城镇居民中间流行起来。至明代，小说、戏曲曲本插图画的这种“蔚为壮观”极大地推动了年画的行进步伐，因其富有吉庆祥和、演绎民俗的范式而倍受珍视。年画的创、印、贴等全流程渐渐渗透入喜庆活动，装点节日气氛环境。年画的一些经典范式，如“和合”“八仙庆寿”“顺风顺水”等足以说明其趋于成熟化发展。

民俗题材年画是伴随着节日习俗在较长时期内的演变而形成的，反映了传统社会人民群众的潜意识和精神信仰。所谓“民俗题材年画”，确指那些叙事性的、图像中直接刻画民众现实生活情境以及民俗实践场景的年画。民俗题材年画强调的是年画作为画面对民俗活动、民俗事象、民俗仪式等的叙事性呈现。民俗题材年画是一种特定的年画题材，它在很长时间中为年画所独有，因此具有独特而珍贵的研究价值。一方面，年画本身是一种民俗事象，它本身就是民俗活动的有机组成；另一方面，年画作为一种画面媒介，展现了民俗活动的样貌，这就为年画带来了更多层次的意义与价值。也可以说，年画既是民俗，也是民俗的镜像。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民俗题材年画蜕变形成了“不一而同”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代表区位点的地域文化特征。民俗题材年画厚植于中国社会民间信仰的沃土，体现出民间地方信仰。民俗题材年画直指并记录了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的基本状态，对全面、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地域文化原生风貌具有跨越式意义。

妈祖文化由福建沿海地区发展并传播至天津本土的文化中，在民间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俗语，追溯至元代因漕运而传播至此已有700余年。随着妈祖信俗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妈祖信俗已经从指定人物的定式民俗信仰内化成了一种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天津以妈祖文化作为民俗文化事象发展的引擎之一，通过妈祖文化来加强南北、东西方各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妈祖文化又反哺经济、社会、民俗的发展。但时下各地域之间以妈祖信俗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同质化趋势和流俗现象普遍，亟需抢救以妈祖文化为代表的民俗事象。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正是基于年画的特征，以其审美性和传播性成为关键破题所在。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起源于农耕、漕运文化，因其题材丰富、贴近百姓生活，被誉为“民间百科全书”。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的表现形式和造型技法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审美价值。其地域艺术特色的形成是以社会伦理、文化教养和民间生活为基础的，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形制、深远课题和人文风趣。特别是，它使人们在欢庆喜悦之后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可以说，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迎合了人民群众求真、求吉、求利的内在需求，当之无愧成为人的思想、愿望等意识形态的表征。基于此，因传播过程中环境的改变，妈祖信俗的功能和理念与传入初期有所变化。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在以农业、漕运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杨柳青地区，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变迁，其作为杨柳青民间信仰的地域文化链条循环往复，展示出其与世俗文化“和而不同”的地域文化表征。本文通过作为精神镜像的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利用地域文化的区位优势，结合地域信仰活动、地域性技艺特征、地域文化集体性格等，从非遗保护、民俗学、文艺学及传播学等角度，对妈祖文化地方民俗实践做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保护和传承，以期探索在民俗传统与时代变革之间的平衡之路。

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有关妈祖信俗与民俗年画研究的著作与成果颇丰。李露露在《妈祖信仰》③一文中从世俗视角全方位解读妈祖文化，个案分析还包括对妈祖信俗、明清时期的妈祖祭典和清代妈祖信俗的现象和特点的研究。关于民间信仰与木版年画的个案研究虽然不多，但民间艺术、年画史、年画研究的成果却不少，如孙建君所著《中国民间美术教程》④中论述了木版年画作为民间信仰载体的重要性，以及各地造像图案的异同。王树村所著《中国年画史》⑤充分论证了木板年画起源，并汇集了各地妈祖文化的数据与范式。樊宇在《年俗活动中的年画信仰》⑥一文中着重于对“年”的心理需求和对画中多神祇内容形制进行研究。姜彦文在《内丘神码“神为我用”思想的艺术表达——以民间祭祀“行雨龙王”为例》⑦一文中论述了行雨龙王中的神符形象和风格，直抒其艺术格调与“人本位”思想的高度契合。从时间轴线上看，罗春荣所著《妈祖文化研究》⑧一书中不仅阐述了妈祖文化数千年的发展轨迹，亦剖析了妈祖文化的时代精神及其生生不息之势。在地域文化范畴中，时平等学者所著《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⑨涵盖了对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闽、粤一带不同地区妈祖文化的枚举，以及对杨柳青地区妈祖文化的归纳。在民间艺术层面，薛国平等学者所著《画家笔下的妈祖神像》⑩介绍了当代画家如何运用彩板画、工笔画、国画、传统壁画乃至西洋画等不同的艺术手段，助力妈祖文化的世界传播。辛太甲等学者在《传统媒介的视觉诠释——以杨柳青年画为例》⑪一文中，基于视觉传媒和地域文化性的视域，对杨柳青民俗年画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习俗文化等进行了分析。蒲娇所著《民间庙会稳态性研究——以天津皇会为例》⑫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天津皇会稳态性传承发展作了细致研究。尚洁所著《皇会》⑬详尽地描述了历史上天津天后宫皇会的举办情况。向云驹主编的《嬗变与传承现代社会转型期天津皇会的研究》⑭是迄今为止天津皇会研究之集大成，为集体性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保护依据。

二、从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看妈祖信俗在天津的地域传播

从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看妈祖信俗在天津地域传播，还得从民间信仰的民间基础、地域文化事象、群体精神诉求等方面来进行阐述。“民间信仰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宗教形态，它是指在各民族人民群众中广泛流行的，具有明显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宗教信仰。大众艺术迎合着大众心理，于是在长达千年的衍化过程中，年画形成了自我体系，有了规模性生产。年画在风俗习惯上衍生出多种地域文化现象，在其表层表现为民俗的物化、行为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年画的深层则是人以及人组成的群体长期积淀而成的心理习惯、观念模式和思维方式，进而成为社会群体内部的精神需求——信仰。”⑮

民俗信仰，又称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产生和传承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⑯。杨柳青民俗信仰是杨柳青地域文化与民间信仰相结合的历史产物。民俗文化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慰藉，而民俗可以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流动的载体。它含有民族或地域文化发展的积淀物，能够反映出每个历史时期人民的心理特征、文化特质及风土人情。民间信仰题材年画是人们精神世界的现实映照。民间广泛流行的民俗题材年画，不仅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逐渐转化为消灾祛邪、祈福纳祥的象征，成为杨柳青地区民俗信仰的重要载体之一。但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妈祖文化功能由传统的宗教主导转向如今的文化主导。“民俗信仰”元素在年画中人格化，画面整齐、对称、和谐，构图上有一定的模式。画面的服饰、边饰上都绘有吉祥图案，因此民俗信仰的元素不仅象征着祝福、吉祥、力量、公平正义，更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民俗信仰年画的审美和信仰双重功能在人们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民众对自然力的依赖更彰显年画的信仰属性，故民众不仅相信年画中的“民俗信仰”是公正不阿的，也相信“忠贞善良”的金标尺。在传播过程中，其所蕴含的真善美和助人为乐、勇于牺牲的精神，在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中被反复诠释。在长期的演绎和解读下，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凝结了地域、群体的思想和智慧，从而促进了杨柳青地域文化传统的形成和社会秩序的规范。因此，将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作为民间信仰的载体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将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作为民间信仰的载体，以觉察地域外流入的妈祖文化地方信仰实践是否符合新时代需求，还需从其流入杨柳青地区的历史脉络、历史习俗和民俗变迁来切入。天后信仰是杨柳青地区民众重要的信仰之一。生活在北宋时代的福建女性——林默，后世成了天后娘娘。她是杨柳青地区受人爱戴的女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天后娘娘也从司海之神变成了全方位多功能的女神。从出入平安到功名利禄无所不管，无所不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求子送子。以至于衍生出天津最重要的庙会——天津皇会⑰（图1）。在天后信仰发展最鼎盛的时期，杨柳青地区有16座天后宫，不过只有现在古文化街的天后宫被保留了下来。

▲图1 《天津皇会图》（作者拍摄）

在天津，以祭祀妈祖为核心的皇会是天津的地域标志性民俗文化。妈祖作为被“神化了的人物”为人所敬仰、崇拜。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不只记录了天津皇会及民俗活动中的宏大场面，还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加强了妈祖信俗在天津传播的社会影响力。

据记载，妈祖林默从小“能乘席渡海，云游岛屿间”⑱，她多次救助遇险船只，受到大家的赞扬。她去世后，当地人非常怀念。每当他们在航行中遇到危险时，就会祈求林默的祝福。南宋绍熙元年（1190），林默被封为“顺济夫人”，于至元十八年（1281）被授予“天妃”的谥号，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又被授予“天后”的谥号。

随着水运的大规模发展，天后信仰传入天津杨柳青，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民间信仰。天后的形象和人们对天后的信仰也被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生动地展现出来。《天后娘娘》是年画纸马中天后像的形象（图2）。图中的天后呈坐姿，面部丰满华贵，额头宽阔，眉毛弯曲，目光沉稳，面带微笑地俯瞰苍生。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传递出真善美的情感，使她的形象比其他女神的形象更加和蔼可亲。在色彩上，画中的妈祖身着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黄色服装，体现了妈祖的尊贵地位，也更加体现出光耀四方的寓意，是“付出”和“奉献”的集合体，进而迎合了“天人合一”“施之以礼还之以得”的价值观念。

▲图2 杨柳青纸马《天后娘娘》（图片来源：《中国木板年画图册》）

妈祖信俗自流传到天津杨柳青以来并没有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杨柳青地区妈祖文化民俗题材年画的形象有异于福建沿海地区做注脚。这是因为天津杨柳青地区的居民不仅希望天后能保佑他们平安出海，更希望她像观音菩萨般，能随时随地给予保佑。特别是在孝悌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女性承担着传宗接代的责任。但由于经常面临瘟疫的侵袭和破坏，孩童早夭现象时有发生。为了避免这样的不幸，人们虔诚地祈祷神灵保佑平安。这种强烈的世俗需求催生出妈祖信俗的多元化发展。因此，天后娘娘的身边还出现了眼光娘娘、癍疹娘娘、子孙娘娘、送生娘娘。

妈祖信俗既满足了人们对吉祥如意、子孙昌盛、健康平安的世俗愿景，又蕴含着勇毅、善施、无畏的精神。妈祖民俗题材在发展中也出现了新面貌，杨柳青年画师张克强在传续妈祖文化的题材上，巧妙用新手法诠释“老传统”，赋予妈祖形象以新范式。如年画《妈祖赐福恩泽四海》（图3）。此画中，妈祖手持如意，乘着祥云，两个仙童相伴，4只红蝙蝠在妈祖身边飞舞，与“福于天”谐音。创作者在画面中巧妙地将天、地、海、山、水以及人与神生动地结合在一起，扩大视觉空间。画面整体线条流畅，色彩绚烂，造型生动，使观者赏心悦目。其年画作品充分体现了杨柳青地区妈祖文化形象的独特性，无论是人物形象的造型、色彩还是纹饰等都直观地表征了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原汁原味的年画元素和独特风格，其大头硕骨的人物造型、画面中常有圆润、祯祥、和谐的童子形象以及细、秀、彩、丰、祥的作画风格及元素跃然纸上，是当代杨柳青地区妈祖文化地方实践的登峰之作。

▲图3 杨柳青年画《妈祖赐福恩泽四海》（图片来源：天津杨柳青画社）

妈祖文化传入天津杨柳青后，与当地民俗文化结合，在以民间皇会为代表的庙会上也有突出展示。天津皇会是纪念妈祖诞辰的重要活动之一，备受市民期待和欢迎。皇会在天后诞辰日举行，为期4天，即农历三月十六、三月十八、三月二十、三月二十二日。仪式由庞大而有序的信众队伍组成，沿着一定的路线行进，沿途有花会表演，天后娘娘和其他四尊皇后雕像被簇拥着前往天后行宫安放。沿途花会的表演大致分为音乐类、歌舞类、戏曲类、竞技类、仪仗执事类、艺术造型类和指挥勤务类⑲。而戏剧性的“高跷会”“鹤龄会”与“十不闲”等群演在杨柳青年画中均有所体现，如年画《鹤龄老会》（图4），真实还原了当时“热闹非凡”的高跷会情景。据说是乾隆下江南途经天津三岔河口时，接驾过程中，四个鹤龄的表演很受乾隆的赞赏，因此御赐金项圈4个、龙旗两面⑳。从《高跷会》《鹤龄老会》抑或《十不闲》等题材中不难发现，其时的妈祖文化当地民俗实践都与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相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集音、舞、戏、技等百花齐放之态并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之高峰，其技法之精妙绝伦，冯骥才同时期的评说足以印证。冯骥才不仅视其为珍宝，亦对其鞭辟入里地评说：

且看这块画版上的鹤龄会，所描绘正是春和景明，日丽物鲜，八位童子，身穿锦绣衣，头戴紫金冠，脖顶银项圈，胸挂长命锁。其中四个童子骑着红顶白鹤，且歌且舞。在鹤龄会中，这四个被称作“鹤童”的童子，实际是脚踩高跷，把藤胎的羽毛鹤套围在腰间；四只仙鹤，一做飞姿，一做鸣状，一做睡态，一做食样。这便是仙鹤“飞、鸣、宿、食”四种姿态。另几个童子，或舞龙旗、或举鲜花、或捧宝匣。鹤龄会的“鹤龄”二字，含长寿吉祥之意，十分招人喜欢。㉑

▲图4 杨柳青年画《鹤龄老会》（图片来源：天津杨柳青画社）

妈祖文化不仅增益于杨柳青人民群众，更恰到好处地与其地域文化相融糅，进而促成了具有鲜明杨柳青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其中杨柳青地区求子嗣的“拴娃娃”习俗就与妈祖文化有关。清周楚良的《津门竹枝词》说：“儿女欢欣眄岁除，娘娘宫里众纷如……十方弟子为祈儿……娘娘次号送生神，哄得孩儿降世尘，转面狰狞相恐吓，防他依恋不离身。”㉒因为女性要承担生育的重任，尤其是那些结婚已久未曾生育的女性，只能通过崇拜神灵得到安慰、解脱和希望。这些与个人利益相关的世俗愿望扩大了天后的职能，并逐渐分化为“送子娘娘”“子孙娘娘”“癍疹娘娘”“眼光娘娘”等形象。“从司孕育的角度，都是以陪祀的地位存在的。这样，天津成了天后娘娘主司孕育的一统天下，在妇女的心目中，妈祖已代表了其余诸神，甚至替代了她们，其地位之崇高，可想而知。”㉓

每月的农历初一和十五，当庙宇开放时，已婚无子的女性纷纷涌到天后娘娘的神像前烧香祈福，然后在子孙娘娘的神像前，用红线绑上一个小的泥娃娃。她们还会在嘴里念叨着自己的姓名和住处，并说：“好孩子，跟我来！”此外，还有一些道士敲钟打鼓，烧香祭拜。天津这个独具特色的“拴娃娃”求子民俗在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中也得到了生动展示，如《大姐拴娃娃》（图5）。这幅年画传神地再现了女性去天后宫寻子、绑娃娃的场景。画面中，天后娘娘将宝娃抱在龛室中央，她头戴凤冠，身穿黄袍，背后圆形光芒闪耀，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另外两个人站在两边，为天后扇风。中央祭坛左侧是一尊手持鲜花的仙女雕像，身着简朴的服饰，头戴斗笠，手拿扁担和水锤。天后宫左侧壁龛供奉子孙娘娘，右侧为送生娘娘，她们都是抱着婴儿的形象，反映了这两位女神的神职。这两个神灵都与儿童保佑有关。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张桌子上都摆满了姿态各异男孩形象的胖娃娃。因为在传统社会，男性被视为家族的后代和继承者，因此子孙娘娘所抱着的婴儿都是男孩的形象。“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使大多数女性都渴望婚后生出男孩，以完成继承家族的任务。因此，拴娃娃时期的杨柳青年画也不同于其他地方，“人”虽小，但“五官”齐全。其中最为传神的还数画中央的孙三娘，一心求子的孙三娘早把“香资”放在神案上，以示虔诚。同时，画面中还有一位道姑在低眉敲磬诵经，假装看不到这些女性们在“偷娃娃”，其实那道姑“在敲磬之间，正觑着一只眼瞧着她们呢，只是当作不知，这正应了天津的俗例儿——偷娃娃”㉔。画面中虽有多位人物，但杂而不混，对人物的刻画优美而富有表现力，生动再现了女性在天津天后宫为孩子祈祷的场景，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天后在当地广大女性心中主司的特殊地位。《大姐拴娃娃》正是以杨柳青地区为代表的北方习俗与以福建沿海地区为代表的妈祖文化习俗相结合、相融糅的产物，其不仅融糅了“民”与“俗”，也是“传统”面向“未来”的契机，它提供的是一种更适应新时代的民俗生活原境，亦表征了杨柳青地区地方民俗实践的包容与进取性。

▲图5 杨柳青年画《大姐拴娃娃》（图片来源：天津杨柳青画社）

妈祖在年画中被人格化，妈祖像不仅象征着好运、祝福、力量和公平正义，更承载着当时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精神慰藉。特别是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依赖更凸显了妈祖年画的信仰功能。“在一个相对愚昧的时代，经济欠发达，教育程度又有限，神像在传播信仰方面的作用就会显得突出起来。”㉕因此，人们不仅相信年画中的妈祖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将彰显其精神。

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融合了天津地域文化与妈祖信俗，展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高跷会、鹤龄山老人会、十不闲等表演以及拴娃娃等民俗活动都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在画作中。这些画作不仅展示了创作者高超的绘画技艺，还满足了人们对于妈祖的崇拜和祈获祝福的愿望。它们记录了民俗活动的宏大场面，巩固了妈祖信俗在天津的地位，同时向人们展示了天津民俗和地域文化的特色，为世人留下了一笔遗产宝贵的天津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资料。

妈祖信俗在传播过程中所蕴含的真、善、美，乐生、无畏精神，在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中被常态化展现。在长期的增益和解读下，内化为地域文化、群体民俗的集“思、智（知）、行”为一体的结晶，是破解和缓解当下同质化、流俗化等诸多非遗保护问题的行动指南，从而促进了杨柳青地域文化传统的再更新和其民间习俗惯性的再创。因此，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作为民间信仰的载体之一具有重要意义。当下，在接续传承地域文化民俗传统的同时，应基于其地域传播方法与文化媒介。

结语

回顾中国民间年画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部分的中国民间年画都是为了满足普通民众追求生活幸福平安的基本需求和期望。从天津妈祖信俗年画的实例即可看出，杨柳青民俗题材年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杨柳青地域民间信仰的重要载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俗题材年画蜕变形成了“不一而同”的艺术风格，具有浓郁的代表区位点的地域文化特征。民俗题材年画在中国社会民间信仰的沃土上牢牢扎根，作为民间地方信仰的一种文化价值观载体，体现了地域文化价值。另外，民俗题材年画为我们记录并揭示了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的核心状况，这对于全方位、深度地理解中国传统地域文化基因具有重要价值。保护和挖掘年画文化资源是我们正确看待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的基础任务，是破解同质化、流俗化等诸多非遗保护问题之匙，这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李爱霞，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产权保护。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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