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式”是融合传统中国元素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兴现象，2024年初即火遍日常生活与文艺创作的诸多领域，成为文化、时尚与经济之热点话题。为深入探讨该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周庆富院长领衔并组织科研团队，围绕“新中式”展开多视角、多维度的调研，遂成一组研究报告。报告分别从“新中式”时尚潮流之兴起、发展及文化特征，“新中式”在文化旅游场景中的实践与创新，电子游戏中的“新中式”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影响力等方面，系统分析“新中式”现象之特点、发展历程及其多元文化特征与经济价值等。研究表明，“新中式”不仅是时尚潮流，更是文化自信之体现，其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紧密结合，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文化的自信力、创新力与影响力。

所谓“新中式”，大体是指：对中国传统设计元素、美学理想、文化观念进行提炼和抽象，同时融入当代生活理念、时尚趣味，并加以简化和丰富，由此形成的实用性潮流风格。这种风格适用于服饰、美妆、餐饮、家居装潢等多个领域，其中以“新中式”服饰的流行最具“现象级”程度，产生了最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所关注和讨论的对象也集中于此。应该认识到，“新中式”既是一种“式”，也是一种“势”，近年在“国潮”文化勃兴的背景下，“新中式”服饰作为最能表明身份、体现认同的符号，已经成为年轻的文化消费群体重要的社交媒介之一。

“新中式”从出现到火爆并非一蹴而就。最早尝试穿着古典中式服饰的仅是部分古装剧和国学爱好者，他们借助相关资料复刻古装样式，并在一些旅游景点和古代建筑、文化遗址“打卡”、拍照，这在当时仍属小众行为。时至今日，“新中式”服饰作为一种区别于以往“复古风”的时尚衣饰，已然经常性地出现在日常空间，它绝不等同于所谓“奇装异服”，而是充满展示性和前卫感，主要风格形式则由中国传统元素构成。

我们认为，之所以形成这种“新中式”流行热潮，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民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不断增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身体力行讲好中国故事的自觉意识更加强烈；第二，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体现在方方面面，服饰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承载美好愿望、表达美好向往的关键载体；第三，当代社会审美多元化作为一种趋势，对服饰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人们尝试在构建文化身份的基础上接受和探索更多可能，以强调和凸显个性；第四，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新型业态迅速崛起，大众文博类旅游持续火热，“新中式”服饰展示的场域和传播的途径不断增扩。

面对“新中式”热潮，社会各层面褒贬不一，也出现了不少负面评价，如认为“新中式”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和利用往往生搬硬套，显得急功近利；“新中式”背后的本土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过于浅薄、浮躁和激烈；“新中式”的概念十分模糊、没有标准，其流行注定只能是一阵短暂的风潮。这些意见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实上，“新中式”潮流并不完全等同于以往的仿古、复古风潮或运动，其本质是基于现实、面向未来的创新生产和审美迭代，因此应充分肯定“新中式”的文化意义和经济价值，重视其潮流的影响并适时引导和利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鼓励和肯定“新中式”潮流，打造高质量国货品牌，尝试探索符合新时代审美的中国正装

“新中式”潮流是人们追求集体文化身份的重要表征，某种程度上是不同阶层和群体共识凝聚的象征。“新中式”风格的所有载体都是当代生活中最为习见和适用者，而非整体模拟、复现、还原旧样的再造物。因此，“新中式”服饰兼具特殊场景展示和日常空间使用的功能，能够满足穿着者的多重表达意愿。

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正像一些观察者所认为的那样，“新中式”作为一种流行趋势，是消费者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的生活方式与环境下的“双向奔赴”。对于商家和企业而言，“新中式”潮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政府和相关部门则应积极引导商家和企业借助这股“势”，有深度地研究中国文化、提炼美学价值，提升产品研发能力，完成适度文化增值，深刻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打造高质量的国货品牌，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产业优势，构建多品类、全行业的良性生态。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是：一是要将“新中式”服饰定位为日常穿着的常服或正装，制作中侧重其实用性、耐用性和舒适性；二是对“新中式”的理解不能庸俗化，在设计和生产中避免简单拼凑传统元素；三是不可照搬旧有服饰形式，要在“中式”的基础上尤其强调“新”；四是充分调研、合理规避民族服饰文化禁忌；五是探索材质、形式、理念之间的适配程度。

在当前中国各类正式场合中，女式服饰相对较为多样，男性适用的装束仅有西服、衬衫、中山装等。随着新时代中国文明观的国际话语权全面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探索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符合新时代审美的中式正装的实践理应启动。这一实践可将“新中式”潮流作为契机，由国家层面统一协调，广泛调研、深入考察，组织相关研讨和评选，形成最终方案。

二、推进“新中式”多向度探索，强调基于中国文化的华夏文明、东方审美的包容性和丰富性

在“新中式”流行之际，不少声音提出，“新中式热”是“汉服热”的翻版和重复，并不值得过度关注。事实上，二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有关“汉服热”的争议至今不歇，比如：何为汉服？哪些服饰属于汉服？旗袍、中山装等是不是汉服？复兴汉服有何意义？汉服能否进入日常生活？等等。争议的原因在于“汉服”这一概念仍未跳脱出复杂的“传统语境”，其所要面对的是溯源、考证和严谨的界定，而与之不同的是，“新中式”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概念，它面向未来，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塑造和定义。

“皇汉”是汉服爱好者时常提及的一个概念，其底色是近代以来民族危机背景下形成的革命话语，是相当狭隘的汉民族主义观念，在这一概念驱动下的服饰/文化复古运动，自然极易趋于情绪化、拒斥理性爱国。“新中式”的提法则与此不同，它模糊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同类型和风格的“新中式”吸纳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服饰特色、展示多民族文化融合之美。

近年来，为推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些服装学院、民族文化馆等通过开设中华服饰文化课程、丰富中华服饰文化体验等举措，使学生和民众的理论认知不断提升，情感意识得到激发，这些工作属于“显”的部分；如果在应用于更广阔社会领域的“新中式”的设计过程中，鼓励使用不同民族习用的传统面料和纹饰，加入不同民族刺绣、蜡染、扎染、织锦等“非遗”元素，必将有助于丰富“新中式”的内涵，真正将“新中式”的“中”对应“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这项“隐”的工作相较于前者，更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推进“新中式”多向度探索，还要将“中”置于国际文化舞台上，与其他异质文化展开对话。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民众的着装风格受到“欧美风”“日韩风”的冲击和影响，传统服饰的生存空间一度被挤占，在世界一线品牌市场中，由中国自主推出的“中式元素”服饰品牌较少。在此背景下审视和考量“新中式”服饰的未来发展和文化影响力，应在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立场上凸显东方审美的包容性和丰富性，积极融会贯通；亦应在多学科、多领域专家的指导下，推动创造出更具抽象包容性的、体现东方审美风尚的“新中式”。

“绽放巴黎——中华武术邂逅浪漫之都”，图片来源：抖音账号“人民日报”，2024年7月25日。

三、借助“新中式”服饰弥合文化的代际差异，积极培育跨年龄阶层的消费群体

与流行一时的长衫、马褂、旗袍、唐装、汉服等中式服装不同，“新中式”虽抽象地、有选择性地保留和借鉴了传统和旧式服饰的形式特色，但始终以潮流性为其追求。“新中式”对古典和现代进行了有限度的融合与调剂，因此成为各个年龄阶层都能够“看到熟悉成分、品出新鲜滋味”的服饰样式，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年轻的“国风”爱好者与中老年“国风”爱好者的一次文化联谊，他们以网络话语体系重新整合了传统审美趣味和审美接受。

整体而言，“新中式”及其消费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首先，“新中式”是服务于人的形式，而非人需适应的形式，它能够根据人的需要来调整其风格的适用性和舒适度，因此其日常性占比可控；其次，持续拓展传统美学形式的可能性边界，不断与现代流行元素和异质文明碰撞、调适；再次，对古代中国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文化因素进行重新诠解，并利用特殊时空场景加以展示，同时借助特定时机将其融入现代日常生活；最后，因其形式尚未固定、概念界限模糊，可以植入不同个性、多重意义和内涵，产生带有不同群体印记的产品形式。上述既是“新中式”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更是可以引导其提升审美水平、参与消费转型、促进产业发展的方向。

消费是最直观的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人们对于自我形象的塑造。市场显示，“新中式”消费群体在人群结构上逐渐从年轻化趋向多元化，由此也催生出越来越细分的场景需求。有关部门应正视和重视这股风尚，推动借助其弥合文化的代际差异，培育跨年龄阶层的消费群体。同时，还应将“新中式”与文旅休闲、“City Walk”、城市宣传、文创产业、IP开发等有效嫁接与融合，创新叙事和运营模式，塑造出具有不同程度“异域情调”的“本土风格”，以此助力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真正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无限可能。

本文作者周庆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