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丝绸研究》将门类与断代研究相结合，是工艺美术史研究深入发展下的新成果。书中参借大量未曾被使用过的新材料，在实物、文献、图像互证的基础上形成观点，对明代丝绸的演变做宏观与微观双重视角的探讨。不仅阐明丝织生产分布、厘清品种更迭，还重视装饰趣味、解说使用风气。该书把工艺美术作品与社会功能紧密关联，将丝绸嵌入历史框架进行讨论，既为丝绸的解说提供了更多支持，又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参照。

初读《明代丝绸研究》书稿是五年前，当时就已十分钦佩熊瑛所下的功夫。如今再读新版，更觉受益匪浅。丝绸史不是我的专长，原不敢妄加评论，但因同做明代工艺美术研究，与作者多有切磋讨论，掩卷叹服之余，也应邀留下一些感想。在中国工艺美术涉及的众多门类（织物、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漆木器与其他）中，丝绸一直叫人又爱又怕。爱，自然是因其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上的重要性。在古代，丝绸生产和贸易量巨大，它不仅关乎国计民生，还联系着礼仪制度、文化活动；又因极具展示性，最能反映时代装饰艺术的风尚潮流，而备受各方瞩目。同时，丝绸作为中国特有的物产，长期以来，它还是中华文明外传的重要载体。

重要如斯、华美如斯，但丝绸研究的难度之大，依然令不少学者心怯。各类史料中，有关丝绸的记录卷帙浩繁，远超其他门类，想要穷尽这些文字，就已让人生畏。何况还要面对实物的匮乏，丝绸易腐难存，遗留极少，深入不易。两个因素交叠，使得近年来可信赖的丝绸史研究寥若星辰。本书是当前所见，研究明代丝绸最全面、可靠的专著，填补了学术空白，具有开创性。

一、材料宏富，解说入扣

学界已有的丝绸研究，以通史研究、个案研究最为常见。前者以专著为主，优点在于勾勒中国丝绸发展的基本脉络、呈现总体面貌；后者则以论文为主，着眼单件作品或某个品类、某种工艺，或讨论某个艺术史问题。总体看来，缺乏断代史研究，材料使用也相对单调，鲜有对一朝丝绸风貌进行全面描绘和深入分析。

《明代丝绸研究》之所以可靠可信，还得先从它占用的、宏富的研究材料说起。无论是实物史料、文献史料，还是今人成果，作者几乎一网打尽。实物史料，根据来源可分为考古出土与传世文物，本书均已倾力搜罗。而书中所覆盖的文献史料，更是前人所不及，不仅包括实录、律典、奏疏，还有方志、笔记、诗文、杂剧、小说等。这些原始文献能够还原历史语境，价值远高于后人的传抄摘录。

正因作者占有远胜于前人的文献资料，本书才能对明代丝绸生产组织、区域特色、著名品种、装饰手法、图案题材和设计构成等问题进行全面探讨。书后附录的《参考文献》显示，征引的文献约有350种，其中近九成为古籍，这在现有研究中无人能及。材料的丰富为其书写信史奠定了基础，实物与文献的相互印证、深入解读，又令该书在具体问题推进和研究视角拓展方面，都更有建树。

如此尽心竭力、披沙拣金式的甄别材料，使《明代丝绸研究》在分析问题时游刃有余、丝丝入扣。在丝绸实物遗存有限的情况下，作者充分展现了利用历史文献构建艺术史的能力。尤其是对《明实录》《明会典》的系统阅读、充分罗掘，对地方志的全面收集、剔剜抉择，解说了不少问题，校正了不少错讹。典型例证便是有关改机的讨论，学界一直认为改机是弘治年间的林洪所创，但本书依据《明英宗实录》，考证出至晚在景泰年间，改机已供御用。[1]

丝绸品种与地方风物紧密相连，却少有学者细致梳理与其关系密切的方志文献。本书在讨论丝绸新品种时，以地方志为线索，结合实物与图像，一一厘清潞、缂丝、绒类织物的花色、用途与传播路径。尤其是对绒类织物的辨析，可谓精彩。当前有关于明代绒织物的讨论多含混不清，本书将其重新分类梳理，辨明羊绒、倭缎、剪绒、天鹅绒等品种。通过地方志与《明实录》《天工开物》《皇明两朝书疏钞》等文献的互证，指出产自陕西且极受宫廷宝爱的“绒褐”，属于丝绒交织织物，是毛布的一种，而非以往认知的起绒丝织物。[2]明代真正的起绒织物，应是漳、泉、广地区所产的“天鹅绒”。根据《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等材料的记载，推断出日本在明末还未能掌握生产起绒织物的工艺，更新了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起绒技术由日本传入的观点，并综合多种文献分析解读，得出与时贤不同的观点，订正错谬。

二、立旨高远，求真求解

《明代丝绸研究》的立旨颇高，不仅求真，更要求解。艺术史研究有许多考据论证，这是为了求真，若能在求真的基础上尽力求解，研究必然更加深入、更加成熟。

本书的精妙考订，几乎遍布每一章节，如在第五章中，将原断为宋代的缂丝《万寿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时代更正为明末。作者以定陵出土的万寿福喜缎龙袍上的“万寿”字形和排布方式、女夹衣上的五瓣花纹样为参照，并引用《酌中志》所记明末宫廷贺帝王生辰，宫眷、内臣袍服要缝缀“万万寿”“洪福齐天”花样补子，指出此件《万寿图》应属明代宫廷吉服补子，其下款识是明末或清代所制，补接而成。[3]所据既有图像分析，又有史料佐证，材料充分，令人信服。尤其随后提出，“现被著录为宋代缂丝的藏品中，或许相当一部分应归明代”，为后续研究指明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方向。

可贵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求真，她将丝绸与其他工艺美术门类交织对照，并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从微观、中观、宏观各个角度进行观察与解说，力求梳理丝绸与时代背景、造作体系、社会风气的联系，阐释现象出现的原因、风貌演进的根由，这在以往的丝绸史并不多见。

以顾绣为例，作为观赏绣，它在明代就已表表有声，其风格文雅、技艺精绝，历来为方家所重。但有关顾绣风貌演变的讨论却一直混沌。熊瑛考证各时期绣本来源与顾绣题材变化的关系，指出顾绣底本从追求画艺、到强调形似、再到复制拼凑，对顾绣发展进行了分期，剖析了顾绣兴衰的原因。她指出，顾绣之所以能够充分营造“画意”、契合文人审美趣味，源于顾氏女眷生活在文化气息浓郁的环境之中。她们多通文墨，有机会见识名家书画，刺绣配色也类于绘画。正是顾绣中浸润的书画修养与闺阁气度，使之备受文人重视。韩希孟作为顾氏绣娘中的佼佼者，喜以湖石、蛱蝶、芙蓉、萱草等作为创作题材，其作品构图疏朗，意境清幽，多以册页形式装裱。自韩之后，明代欣赏绣中花鸟虫鱼类“小品”显著增多。[4]此外，由于作者对绘画史的熟稔，能够洞悉花鸟草虫也是明末女性画家偏爱的题材，如文俶、周淑禧、黄媛介等，她们均有不少此类题材的册页、扇面作品，与韩氏绣品颇多相似，共同传达着明代文化女子的审美追求。

顾绣为何走向衰弱？作者认为随着家族的没败，顾氏女眷已不具备摹绣名作或自创绣稿的条件与心境。而明末书籍刊刻兴盛，《十竹斋画谱》《顾氏画谱》等书画谱录广为流传，很可能为顾氏绣女所借鉴。后辈绣女仅逡巡于前代经典绣品，渐渐不思创意，拼凑成幅。可以说文化修养和见识品位的欠缺，是晚期顾绣品质下滑的主要原因。熊瑛凭借对画史的熟悉，找到顾绣所参考的绘画、版画，分析图像的形式与气韵，打破了研究的学科界限，这对于追溯顾绣稿本的来源无疑是积极的探索。

类似的精妙讨论还见于明末“服蟒”风气。若只考虑晚明社会的失序纷乱、奢华相高，不免流于空洞。但作者用《万历会典》、明人文集等材料，结合明墓出土的服色僭越实例，指出蟒龙袍服自正统至明末的扩大使用，不仅有妆花技术的成熟作为支持，更重要的是，帝王将蟒服作为特赐，以此笼络臣下、安抚外夷、维稳王朝，至万历时期，彩妆蟒衣已成宫眷内臣节庆之衣，种种原因，才将明代“服蟒”之风推向高潮。[5]而“服蟒”之风日盛，又鼓动了妆花、织金、织成料的发展，促进了民间丝织水平提高，甚至扩大了丝绸贸易规模。这个现象反映的本质，是等级制度松懈、社会风气宽松、审美跨阶层趋同，它们共同成就了晚明丝绸的繁丽装饰与热烈风格。

晚明宫廷对世俗纹彩的偏爱，作者相信与内臣有密切关系。内库所贮御用段匹，往往由司礼监、尚衣监或内织染局内臣题造，花样钦定之后，内臣携花样至地方，组织匠人挑织造，并监督管理。有时权宦甚至自创新样、擅改服饰。所以，明代晚期宫廷吉服色彩绚丽、民俗意味浓重，与内臣的喜好有较大关系。织造内臣为饱私囊，时常克扣料银，工匠便偷工减料，致使段匹纰薄、颜色浅淡。因此，明代晚期丝绸虽样貌繁华，但品质远不及永宣时代，尽管技术走上高峰，艺术却已衰落。

三、视野宽广，可资借镜

本书虽是丝绸研究专著，却值得其他工艺美术门类乃至相关学科参考借鉴。原因有二。其一，客观上，无论古今，丝绸装饰总是新样式最快捷的传播者，关注工艺美术史、设计史，尤其不能忽视丝绸史。正如尚刚师所言，丝绸装饰的出现、风靡和演进往往牵动工艺美术的全局，引领着装饰艺术的潮流。

其二，本书所括资料丰饶、视野宽广、自有创见，更重要的是，把工艺美术作品与社会功能紧密结合，将丝绸嵌入历史框架进行讨论，既为丝绸的解说提供了更多支持，又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参照。譬如，作者花大力气厘清的丝织生产情况，看似与艺术无涉，实际上却为明代丝绸各方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她从技术优势、地理条件、气候变迁、匠籍制度、“领织”方式等方面，论述了明代丝绸“北弱南强、西弱东强”“官弱民强”的整体情况。这些内容不仅为明代丝绸品类的发展、艺术风格的转变做了铺垫，也为关注经济史、地方史的学人提供了有效信息。

再如，本书第五章谈到明清之际的博古题材时，作者认为它的构图琐碎、设色受限，美感并不突出，无法从审美的角度解释它的骤然流行。但从明代雅集玩古题材绘画与古物鉴藏类书籍（《格古要论》《遵生八笺》《长物志》等）着眼，便可发现文人阶层的崇古、鉴古、玩古、仿古风尚，才是博古作为装饰题材流行的内在因由。若有学人讨论士林清会、文人趣味对社会风尚的影响，此为一例。

又如，作者谈到“民俗吉庆”类丝绸图案时，关注金银器的学人便可发现，这些装饰题材在明代中后期的集中涌现，有着相同背景；在实物的使用上，丝绸与金银器又可相互映照、互为补充。此外，明代宫廷的节俗时尚，对后世的器用设计影响颇深，十分值得留心。如清宫年节筹备的各色“大吉葫芦”题材陈设，端午所用的五毒扇子、棕子，中秋的玉兔簪子、荷包，凡此种种，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裁造衣物是丝绸的主要用途，明代实物遗存中有不少成衣，其中织成袍服又占多数。作者从设计思路分析其构图形式，将纹样织造时的平面效果与使用时的立体形态结合考虑，指出织成袍料“专样专用”的构图设计，令图案和款式都更规范，既遵循冠服制度，又保证穿着美观。笔者还需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国内外设计师以“中国风”为灵感，创作了不少作品，丝绸图案更被高频使用。明代丝绸也是如此，如爱马仕就曾将定陵出土丝绸上的“童子执花”纹用作领带图案。图案从来都是文化的载体，了解其内涵更有助于设计出既具有传统内核，又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可喜的是，本书对纹样的解说不限于名物考证，作者更注重探索新样式出现与流行的深层文化原因，并从中提炼时代设计思想，亦值得服饰设计、图案设计相关等领域关注。

《明代丝绸研究》作为一本学术专著，虽沉博深入，却并不晦涩。作者文风平实、娓娓而谈，高而不冷，可说文如其人。作为同窗同门，我与熊瑛师姐常一起看展览、拍图录、查资料。她既是我学术上的益友，也是我在读博期间的无私伙伴。我们一期毕业，又都习惯在半夜造文，有时文思不畅，我还会到她宿舍敲门骚扰。她不仅要陪我头脑风暴，还要给我准备夜宵。我俩自园中银杏初黄动笔，一直写到次年海棠渐开。我深知她对专业的热情，对学术的审慎。《明代丝绸研究》成稿时，有五个附录。其中史料简编共援引古籍文献315条，约5万字，其中包含不少未见他人引用，却带来新认识的文献，极为珍贵；《明代纪年丝织物出土简况》（不含定陵）和《明代顾绣存世情况》，共计2.1万字。这些不遗余力、费尽心血收集的材料，是她遨游学海撷获的欣喜，也是她想与学界共享的诚意。此外，我知晓她近期在补充明代丝绸对外交流的相关材料，众所周知，中交流外是艺术史研究最为复杂的主题之一，但以其坚韧不拔，我想《明代丝绸研究》再版时，定可展现其全貌！

张燕芬，女，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艺术学博士。研究方向：工艺美术史。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中國美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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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张燕芬：丝丝入扣，娓娓而真——再读熊瑛《明代丝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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