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殷波：中国百年社会革新中的工艺主体变迁
时间：2024-08-25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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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现代中国历经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完成了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实现民族独立、国家民主和社会进步。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涉及社会基本结构及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等，“确立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主体地位”成为中国社会根本变革的重要标志。传统社会的百工艺匠、游方艺人、城乡手工业生产者等工艺主体，因此在现代化的国家建设中实现身份地位的转化与建构。此后几十年里，当代中国展开系列社会体制改革，就社会制度中的具体组织形式及工作方式等进行自我革新和完善。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及价值理念发生持续深入地改写和建构，工艺主体由此经历生计生活的更新发展及主体意识、意义追求的变迁。历史上，我国农耕文明主要以土地为生产资料，根据节气物候进行周期性的耕作生产，安土重迁定居生活，形成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皇权统治下以家庭为单位精耕细作的小规模集约经济中，手工生产是有机组成部分，形成官营、民间私营和“男耕女织”结构里作为农民家庭副业的手工生产机制。工艺的主体因此是相应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中的工匠、作坊主、游方艺人以及家庭中以手工劳作补充生产生活所需的广大群体，包括从事手工副业生产的广大农民和满足家庭日用、礼俗之需或审美自娱的“女红”群体。传统工艺的主体既可按生产组织的形式与归属划分为官制工匠和民间的职业社群，也可按所属的生产空间划分为城市官府工匠及作坊手工业者、乡村家庭手工业者、游离于城乡之间的游方艺人等，整体上是“执艺事成器物以利用”的“兴事造业”之人。他们既是手工造物的生产者，也是文化、技术经验的传承者、创造者和实践者，推动了历史上社会经济流通、文化传承乃至技术生产力的提升发展。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中，从春秋时期《管子》提出“四民分业”的社会分工思想，“士、农、工、商”即不仅是职业的划分，也成为地位的区分，“农桑为本，工商为末”，手工业者的地位相对低下。不同朝代对工匠有不同程度的管控政策，在清初废除“匠籍”制度以前，工匠的户籍、从业等往往受到严格限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验积累和传承，但实质是对个体自由和自主性的束缚。此外，手工业者隐性的经验传承传播往往以默识、体验、实践的方式在师徒之间或家庭内部等较为封闭的系统中展开，以立言存志等形式留存流传的相对较少，加之工匠等自身社会组织兴起较晚，千百年来创造了古代世界造物高峰的大量能工巧匠处于寂寂无闻的文化失语状态。“身份”不仅涉及个人在某一社会制度中的地位，社会组织对个人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也包含个体对自身与社会之间联系的认知，涉及外在的社会认定、规约、评价与内在的自我认知和认同。在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封建帝制被推翻，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历史上具有不同程度人身依附关系、世袭职业并相对处于文化失语状态的工匠、艺人、手工业者作为现代化国家的生产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的地位获得根本提升，艺人群体获得新的认同与归属，传统工艺的持有者、经营者、发展者的“身份”发生根本改变。虽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工艺的主体作为手工行业从业者、手艺农户等在生计劳作的形式上具有一致性，但社会民主、个体自由、文化自觉和自信使得工艺主体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实践追求等发生根本改变，传统工艺中宫廷、文人、民间等身份区隔的樊篱被打破，工艺主体在现代化、开放性的社会中面向经济、文化的需求，传承发展传统工艺，实践其价值追求。工艺主体身份的根本转型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为恢复经济发展工艺美术生产，积极组织艺人归队，安置生活，恢复生产。当时，工艺美术同其他手工业一样处于个体、零散状态，“家庭手工业、独立劳动者和有少量雇工的小作坊占大多数，生产分散、技术落后、资金短少是其共同的特点”，“党和国家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方针政策，对这种完全分散的个体经济，有的由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进行加工订货，或统购包销他们的产品，有的则自产自销”，“在不同程度上把这部分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监督的轨道”，“促使生产者组织起来，为合作化创造条件”[1]。同时，各地还试办工艺美术合作组织，“不少改行专业和流散的艺人归了队，一些停产的行业得到了恢复，失传的传统产品得到了新生。”[2]经历战乱磨难的手工生产者转变为当家作主的工农生产者，发展生产，获得经济收入和待遇。艺人群体作为国家的生产者、建设者不仅得到有效组织和扶持，发挥了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而且参政议政参与到国是国策的建构中，工艺主体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全面提升。国家举办一系列工艺美术展览和会议进行宣传和交流。如，1953年12月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展览会在京举行，其间召开艺人代表和工艺美术专家的座谈会，宣传工艺美术政策并听取各方面建议；1957年7月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在京举行，465名代表参加会议；1979年8月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565名代表出席会议。“不少艺人当选各级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1966年以前有377人被授予‘老艺人’的荣誉称号。1979年国家对艺术上有独特成就，创作上有重大贡献的34名技艺人员，授予‘工艺美术家’的荣誉称号。”[3]1988年，“工艺美术家”正式更名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为授予工艺美术创作者的国家级称号沿用至今。国家制定工艺美术技术职称制度，1979年8月轻工业部《关于颁发全国工艺美术技艺人员职称试行条例的通知》下达各地，1983年1月国务院批准颁发《工艺美术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到1983年底，全国评为工艺美术师职称的有1066人。”[4]时至今日，关于工艺美术人才的职称评定机制仍在不断修订完善，艺人群体的技艺水平、职业资格等能够得到统一的认定评价。可见，在社会历史转型进程中，曾经的宫廷工匠、城乡作坊艺人等经历战乱动荡，举步维艰甚至流离失所、改行转业，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员，并因社会贡献获得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值得指出的是，相对于经济收入、生活条件、社会评价等身份的外在构成，强烈的工作热情、职业使命则体现了认同与归属等内在的身份建构。新社会的政治氛围以及艺人群体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意识和社会发展使命等促使其突破传统手工艺行业在技艺传承与交流上的封闭与保守，即以往对各家绝活视如珍宝，“宁赠一锭银，不传一口春”以保守技术秘密，转变为相互观摩，交流工艺，集体攻关，公开示范，老艺人乐于接受没有人身依附的师徒关系，对学生们倾囊相授，示范传授绝技，发挥传帮带作用，新中国工艺美术行业人才辈出。同时，艺人群体乐于开阔自身眼界，与进厂指导的专家学者交流，在国家资助下去“采风”创作，并有机会进入艺术院校学习，或在工艺研究中进行工艺挖掘整理和创新研究，其创作因此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21世纪以来，我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包括传统手工艺主体的“传承人”身份加以认定和扶持，制度建设对工艺主体身份产生深刻影响。自2007年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分批公布，形成资格认定并辅以文化荣誉、经济待遇、传承支持。“传承人”身份的建构是在社会发展新阶段，针对非物质属性的、地方或族群代表性的、具有历史传统积淀的文化，就其具有传承传播关键作用的持有者进行认定和扶持，作为一种国家在场的身份建构，目的是通过制度设计将文化传承相关的使命责任进一步赋予文化主体，使之成为全球化、工业化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有生力量。对于传统工艺主体来说，“传承人”身份具有文化的标识性和荣誉性，也包含相关文化责任和使命。虽然学术界对于传承人身份与文化建构的本质还在进行持续讨论，但文化经验存续与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无疑已成为核心。整体上看，政治革新从根本上改变了工艺主体的生存境遇和内在心态，从依附走向自主，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交流，从寂寂无闻走向国家在场的关注和发展，是为历史的进步。虽然关于工艺主体的制度性评价应在何种程度上加以完善、可在哪些方面落地落实的讨论一直在持续，甚至不乏关于新“名利场”对工艺主体异化的反思，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工艺主体地位在社会现代化转型中获得了根本性的提升，其于社会演进发展中所面临和经历的新的问题和困惑，也可由手工艺文明与新的文明文化之间的碰撞或更为普遍的人性人情等维度加以观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开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历程。经济领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治领域，经政企分开、精简机构以及对外开放等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社会转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传统工艺主体由此经历了生计、生活的一系列变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政企分开、企业改制等在一定时期给工艺美术生产及其主体带来阵痛，但进一步推动了工艺生产及工艺主体的现代化转型，使之在适应现实的、变迁发展的市场和生活过程中实现新生。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初期，工艺美术企业改制——“关、停、并、转”，一度出现工艺人员流散、生产停滞、市场萧条的局面，但经过转型适应随之出现从事工艺美术生产营销的新型市场主体，包括民营企业、个体手工艺作坊、大师工作室和大量手工艺专业村、专业户以及以家庭副业形式开展手工艺生产的农户等，手工艺生产以适应市场和需求的多元化机制展开。就工艺主体而言，从国家指令性计划组织回归个体的、灵活的、分散的创作和生产，以平等、独立和自由的市场主体身份参与经济活动，以强烈的进取心和创新性赢取市场回报，极大增强了工艺生产变通、更新的可能。一方面，工艺创作和生产不再以计划形式统购统销，并受多重因素影响从外销主导转向内需为主，在进一步面向本土生产生活的过程中汲取养分，在社会发展的整体环境中得以壮大。直到当前，国内不同代际、阶层人群对传统工艺的日用品、收藏品、文创品的消费需求多元化、持续促进工艺主体的生产创新。另一方面，市场具有逐利本质，消费需求中不无符号化、虚假性、盲目式需求，工艺主体及其创作生产也有可能走向文化精神虚无、极端功利化的误区，市场及消费也对传统工艺不无制约与异化影响。片面的市场导向、过度的经济效益追求可能导致工艺生产的乱象，甚至使工艺生产仅以代工的形式存在，缺乏与生活的直接联系和原创的意义融入。从根本上看，传统工艺包含生产属性，只有保持生产并拥有市场才具有广阔的生活基础和发展空间，而非固化为博物馆的历史遗存、停留在文献史料的描述记载或趋向于纯粹的艺术欣赏品，传统工艺经济生产价值的实现也不仅在于特定行业产值、利税等宏观数据信息，更关乎每一个工艺主体的生计生活。市场化使工艺主体获得自主选择参与竞争的机会，捕捉市场需求和消费动向，在获取物质效益的同时也实现生活的价值追求，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和工艺核心价值的发现，传统工艺主体以之为生计获得了更广阔多元的发展空间。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广大城镇获得内驱动力，城镇化进程加快，“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城镇化生活对工艺主体产生影响。事实上，不论留守乡村还是离土离乡进城生活，源自乡村的工艺主体的生活世界已然发生改变——伦理本位的乡土生活转变为讲求科学、理性、民主、公平和正义的现代生活，自然经济状态下的自给自足、封闭保守转变为市场化、全球化的高速流通，血缘、地缘、业缘对于传统工艺的影响逐渐淡化，工艺主体所依托的生产经验、集体文化、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发生改变。从刘铁梁教授分析看，传统工艺作为劳作模式，“不仅是指获得某种物质利益的生产类型，而且是指身体经验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方式”[5]，生活变迁对工艺主体及其生产创作的影响深刻，一方面，从乡村到城市、从乡村手艺人到成功经销商或获评“传承人”“大师”等转化，往往伴随与以往生活经验、乡土乡亲的疏离，部分传统工艺从传统生活基础、文化生态、集体经验中抽离，演化为个体实践。事实上，传统工艺的发展离不开群体创造，历史上民族的、地方的传统工艺往往依附于特定族群的生活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呈现的工艺形态融合了特定地域、族群不同领域的生产实践、审美文化特点，具有“不断地被再创造”的可能和族群“持续的认同感”。随着城乡生活变迁，地缘、血缘等维系的族群不同程度消解，经由个体实践的工艺经验在保留历史记忆和内涵的同时，也将面向社会结构变迁中新的社群、圈层，实现新的群体性的再造。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也为发掘利用传统工艺资源的村民群体把握市场需求、通过手工艺生产营销重构乡村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不少手工艺专业村等形成了适应城镇化、市场化发展的转变。如，历史上乡村中自制自用或小范围集市贸易的传统手工艺，在面向更加广阔的城乡市场时成为重要的副业生产，并在相关经验、习俗、观念的传承传播中形成乡村群体新的凝聚力。城镇化发展带来工艺主体的生活变迁，对传统乡土生活的影响弱化，同时形成新的发展空间，因而在工艺主体的创作与生产实践中形成回溯历史与创意新生等不同方向的演化路径，表现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为追寻昔日乡村记忆、文化乡愁而重新发掘的手工艺符号与产品，以及乡土手工艺延伸到城市文创、旅游等经济生活中的创新和再造。制度革新带来生产生活的持续改变，工艺主体的生计生活方式、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新的变化，同时引发工艺外在形态与内在精神、生产组织形式与社会功能的一系列改变。其中包含社会现实发展中的适应与提升，也存在“双刃剑”式的影响，如片面地市场化逐利造成工艺语言单一、形态雷同、意义浅表化等。整体上，作为工艺主体在开放、自主环境中的发展，体现了中国手工艺真实的发展面貌和动力，以及中国手工艺所关联的广大民众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具有积极意义。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工艺主体的价值追求发生改变，突出体现为以经济价值追求为主导、伦理价值追求逐渐弱化以及对文化价值追求的不断提升。如果说经济价值的追求是生产生存之本，手工生产勤劳致富是工艺的属性古今皆然，那么，在现代化政治经济体制中，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被全面激发，对经济价值的追求更凸显出新的内涵和意义，虽然其中不乏消费社会、市场逐利的负面影响。加之从传统的伦理本位的社会向现代的民主社会转型，封闭性被打破，基于血缘地缘的传统礼俗联系弱化，工艺作为传统礼俗的一种载体以及工艺主体在礼俗互动中扮演的社会角色等发生改变，工艺主体对于传统伦理价值的追求趋于弱化。此外，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国民文化自觉自信意识普遍增强，工艺主体对工艺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使命感增强，历史上相对封闭保守的工艺传承传播局面得以改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变为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工艺群体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勤劳致富，经济价值追求成为主要方向。在广大农村，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农忙时间短、富余的农业劳动力进一步从事手工生产等副业，大量手工艺专业村、手工艺乡镇发展起来。相对以往“男耕女织”生产结构中手工生产除一定比例为自产自销、自用自织或礼俗交往中无偿应用外，仅有部分进入市场流通，在现代化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壮大过程中，手工艺生产者面向市场进行制作生产获得经济效益，对经济价值的追求具有普遍性。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城镇，市场经济发展，资源按市场需求配置重组，劳动力自由流动，伴随国内消费市场潜力不断壮大，进一步形成工艺美术企业的聚集区和产业带，部分工艺美术产区的年产值达亿元至十亿元以上。从工艺主体角度看，伴随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价值观演变，以往受传统道德和家庭观念影响较深的个体在自由和独立过程中获得包括经济财富价值的全面实现，因此也体现为传统工艺作为产业的进一步壮大和发展。随着传统伦理本位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化，家庭人伦关系对个人生活仍有根本意义，同时，现代法律意识、个体权利认知等不断深化，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等发生改变。一方面，传统手工艺关联民俗应用和伦理价值，保留家庭亲情等人伦内涵及意义的追求，仍是传统节日和人生礼仪中仪式感营造、赠礼以维系情感的重要载体。如当前“国潮”设计，往往结合四时八节等传统节日，发掘应用具有文化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元素开发新产品以满足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宗法关系、差序格局变迁，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个体意识强化，生育观念改变，通过传统手工艺表达和寄托生命繁衍、宗族延续等人伦追求趋于弱化。加之工业化、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科学知识技术广泛传播，借由传统手工艺表达和寄托驱邪禳灾、抵御难以抗拒的天灾、人祸和疾病等自然伦理的追求不再强烈。整体上看，社会变迁中，人们极大突破了传统血缘、地缘的关系网络，在重视家庭亲情、社会群体联系的同时，也呈现出后现代社会伦理的特点——“信仰活动世俗化、生活内容片面化、需要结构平面化、精神需要边缘化、伦理尺度隐匿化”[6]，因此在手工艺的制作、应用、接受、传播过程中传统伦理价值的追求相对弱化，手工艺形态和功能既是价值观的表征，也作为造物体系参与新的伦理观的表达与建构。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人民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实践主体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发展。传统手工艺之主体的文化使命感及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全面提升，极大突破了传统手工艺作为隐性知识传播的封闭性及在文化认知与评价上“重道轻器”的局限，在更加自觉、广泛的意义上加以传承并实现艺术与技术追求并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工艺主体身份转型，“主要还是沿用千年相承的艺徒制，但有了改进和发展。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艺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原先‘只许串门，不许参观’、‘留艺保身’等陈规陋习也随之消除了，老艺人公开技艺、乐于传艺”[7]。高等教育领域民间艺人进课堂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机制中传统手工艺在文化意义上的传播传承等，超越了传统社会中工艺作为具身经验和生计方式的无意识与功利性束缚，改变了“不愿意”传授或“不能够”传授的境况，体现了工艺主体的文化价值追求。此外，历史上传统工艺受“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念影响，在工艺的评价与接受上有“重道轻技”倾向，当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在现代化的体制机制中得到全面认可和评价后，技艺及技艺包含的工匠精神、境界得到自觉和普遍性的认知与评价，工艺的文化价值得以追求更加全面。总之，一百余年的变迁是中华民族从救亡、革命到建设发展的现代性进程，也是从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过程，宏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均发生了重大改变，微观人生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深刻变化，手工之工艺作为积淀深厚的传统造物方式以及人最本质创造力的实现，在社会、人生持续深入的变革中遭遇冲击也不断被重新发现，并在存续演进中不断作用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普通人的生活。工艺主体在身份、生计、意义追求上的演变是物质、技艺、制度背后“人”的变化，交织构成工艺形态与内涵的演变，理解工艺主体的变化因此是把握工艺变迁发展的关键，物态辉映人心，工艺中绵延的是人的精神，刻录着时代的印记，在人与物的联系中书写人生建构历史。作者简介：殷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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