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时期多样化创作与“平凡”视角的“以人民为中心”形象

新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美术创作逐渐脱离了对旧有美术模式的惯性依赖，试图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多种路径与范式的探索。该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美术创作不仅着眼于对“社会主义生活”这一“审美客体”[47]的多样性表达，还将艺术家自身对于时代的观察与感知、人文关怀、生命体验及审美趣味融到对于历史和当下的叙事中，在审美主体与艺术本体的融汇中，构成新的艺术景观。郑工因此指出该时期中国美术的“社会功能与形式语言”逐渐“回归到人的本位”之上[48]。宏观上，文艺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为中国美术话语实践的转向提供了相应保障。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拓宽文艺道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指出了“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于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性[49]。1983年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发出的《关于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通知》促进了弘扬主旋律的美术的发展。该阶段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美术创作因而获得了新的活力，表现在形式、题材、内容和手法上的多样化、探索性变化。

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50]的科学态度与创造精神对我国红色美术创作的推进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中，创作逐渐摆脱了一段时期内对于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庸俗理解以及公式化、刻板化（如“假、大、空”式的艺术语言）的表达。艺术家试图塑造“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真实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为群众带来“娱乐和美的享受”[51]。“以人民为中心”不再仅仅是艺术创作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血有肉的、具有多层次精神与审美需求的真实群体，是“真理检验唯一标准”——“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的践行者[52]。该时期的美术作品在“主旋律”与“多样化”[53]的倡导下，对现实生活的描绘，既丰富又深入，与以往的现实主义艺术相比，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延安时期”的“朴素与热情”[54]。邓福星尤其强调了这一时期美术创作中的抗战题材作品具备了更为“开阔的构思和丰富的表现手法”，突破了先前作品中单调的、多数为“写实性和记叙性”的手法……展示出更加深刻而广博的主题。[55]

因此，诸多艺术家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平凡人的视角与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创作了丰富的视觉形象，展示出人民英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无私奉献的人性光辉与人文情怀。而就如何塑造英雄形象这一议题上，《美术》杂志编辑部邀请了部分美术工作者召开了四次座谈会，指出了坚持唯物史论和两点论的重要性——应当尊重历史本来面目来塑造英雄形象。[56]同年，刘纲纪在其《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一文中，提出了“不能脱离实际生活”塑造英雄形象，即“实际生活更高的英雄形象，是艺术家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实行了集中和典型化的结果”[57]。

这些英雄的形象因此突破了以往宏大叙事中的肃穆面目和单一程式，变得更加生动、亲切。如王迎春、杨力舟在《太行铁壁》（如图7）的构图中没有特意突出八路军将领的核心地位，而以革命将领、战士与群众群像的形式铸造了一座屏障与丰碑，与峻峭的山岩几乎融为一体。艺术家将传统中国画技法与写实手法相结合，运用了宋代山水画中常见的大小斧劈皴法。“以侧锋方硬之笔勾线，湿泼干擦……造成一气呵成之势”[58]，实现了绘画语言形式的突破与绘画主题的深化，营造了气吞山河的民族精神与必胜信念。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如图8）以全景模式描绘了一幅包含124位革命人物（领袖、将领、身着红星衫的少年等）的集体群像。画面呈现出厚重的棕黄色调——让人联想到黄土高原的色彩。艺术家没有强调将领的中心位置，而将诸多动作各异、性格鲜明的人物横向排列，画面中还穿插着身着红星衫、载歌载舞、欢呼雀跃的少年形象，不仅带给观者直面历史的震撼之感，也展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与上述作品中追求的畅快淋漓的画面节奏与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不同，刘文西的《春天》（如图9）以平视的视角描绘了邓小平同志行走在春日景观中的场景。近景中繁茂、生机勃勃的枝丫增加了春日的气息，与题目相呼应。中景里的苍翠的山川，与远景里耸立于天际线之上的现代建筑群，形成了巨大的画面冲突感。刘文西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邓小平同志以朴实的形象、坚毅的神态行走在改革开放宏伟蓝图为背景的中国景观中，传达出他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必将成功的信心。这些美术作品透露出改革开放以后欣欣向荣、方兴未艾的时代气息。

对于人文主义的追求、开放的思潮以及观念的更新在这些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构成了该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美术特色。艺术家注重对于艺术自律性反思的同时，关注“个体生存、主体精神对于现实世界的呈现与超越”[59]。主题与形式也不再局限于革命历史画创作和对于宏大叙事的追求，生活中平凡的“英雄”成了美术家的灵感源泉与创作素材。李世南的《开采光明的人》（如图10）

以水墨写意手法，勾画了表情各异的矿工们走出矿井的场景。他并没有拘泥于传统水墨的表现形式，而是以笔触大胆而厚重的泼墨写意为基础，并融合了表现主义手法，提出了另一种改造传统的可能性。广廷渤的油画《汗水·钢水》（如图11）。

生动描绘出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钢铁工人们坚毅的精神面貌与质朴的性格特征。吴云华的油画《乌金滚滚》也聚焦于矿工的劳动生活。陈祖煌的版画《春潮》在表现壮丽山川与恢宏瀑布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画面中的工人形象的刻画，表现出艺术家对于“人类改造大自然”的无限潜力的赞美，揭示了经过“人的劳动改变的自然面貌”[60]。还有以朱理存为代表的一批工笔画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和发扬传统绘画语言形式并将其进行现代转化。

相较于新中国建设时期，工人的表现中“激进的宣传色彩逐渐消退，个性特征和审美意识得到凸显。叙述性的单一模式逐渐消减，画面的形式感逐渐加强。”[61]在少数民族女性题材表现中，

20世纪80年代初，朱理存深入藏族区、彝族区等地区实地考察，创作出一系列经典工笔，很多作品刻画了淳厚、温柔的乡村女性形象，如《姑娘们的节日》《草原上的姑娘》《牧民的儿女》等，体现出艺术家对于生命美、人性美以及人情美的追求。[62]

此时期另一个热门创作题材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女排连续夺冠，艺术家以不同的视角介入到这一激发民族精神的、振奋人心的事件中来。代表作品有徐启雄的《决战之前》（如图12）。

画家以合围式构图刻画了夺冠比赛前女排运动员围成一圈、相互鼓励的画面。作品笔触细腻，色彩简洁，巧妙地在传统设色中融入了光影对比。画面上方的黄色灯光与女排队员的红色队服之间形成了暖色渐变效果。画家没有刻意渲染决赛前紧张的气氛，而是细致描摹了画面中心女排运动员紧握的手，显露出她们必胜的决心。华其敏的《铿锵玫瑰——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是另一幅表现女排夺冠的拼搏精神的作品，画家采用了中国古典四条屏的表现方式，融入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桎梏，将不同时刻的女排运动员形象进行并置，生动地刻画了她们充满动感的强健体态以及胜利后的欢欣雀跃。画家还在四幅画面的背景中加入了圆明园、万里长城、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视觉元素。因此，新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红色美术图像显现出多样化、个性化与“平凡”视角的创作特征,突破了单一的形象范式与纪实性创作手法。

四、“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美术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鼓励艺术家积极创作“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63]。在2021年中国文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则再次强调了“丰富的文艺形式”对于“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以及“振奋民族精神”[64]的重要性，对新时代红色美术图像经典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时代的要求和保障。为此，国家也先后推动了多个凸显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及大型展览。如“走向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伟大征程时代画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代15位美术家作品展”等。这些艺术作品内容丰富，既有对于历史主题与经典场景的赓续与传承、历史名人与英雄形象的重新塑造，也有对于新时代人民的幸福生活，祈愿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等的主题的阐发。在艺术语言上，很多作品融合了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表现手法，呈显出崭新面貌与时代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一方面沿袭并推进了将“人民”视为主体的创作传统；另一方面，该类创作在主体丰富性、内容多元性及情感表现多维性等方面均有所拓展,从而实现了“中华思想精神的基调之上”的人文关怀的书写。[65]这些美术创作因此试图实现双重旨归，即在“架构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匹配的视觉叙事模式”的同时，凭借“当代视野”来达成“个体生命对国家、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审美创造”[66]。

以2021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联、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组织实施了“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组织规格最高、选题规模最大、参与创作人数最多”的一次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共有3000多名美术工作者共同参与，审定结题200余件作品。[67]工程作品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来,在不同历史阶段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事件。工程作品展示了诸多可歌可泣的场景，塑造了大批鲜明的人物形象，并包含了油画、版画、中国画、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有的作品描述重要历史事件，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如章仁缘的《井冈星火——朱毛会师》，封治国的《南昌起义》，沈尧伊的《遵义会议》，王珂与张煜的《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殷会利的《瓦窑堡会议》，蒋铁骊的《五卅运动》，丁一林的《以大国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孙景刚、邬大勇的《红潮——五四运动》，曹晓阳等人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有的作品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场景，以及展现出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如王铁牛的《1959——大庆石油会战》，丁一林的《以大国姿态登上国际舞台》，邬大勇、陈洁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刘玉龙的《三峡工程》，雷务武、雷璨铭的《碧海蓝天下的港湾——北部湾经济区发展》，陆琦、靳庆金的《美好生活奔小康》，俞晓夫等人的《北京奥运会》，田黎明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等。李劲堃与林杨杰、莫菲、黄涛的《长江之歌》（如图13）非常具有代表性，以“高远、平远”的视角，展现了长江广阔磅礴的地貌风光，描绘出万千气象。作品不仅有对于自然山水的刻画，还有对于人文景观——三峡大坝等水利工程的着笔。整体设色浓丽，笔法苍润，融入了中国画传统技法（皴、擦、勾、染等）,描绘出一副新时代的“青绿”山水画。体现出新时代长江流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也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68]这一科学构想的呼应。一系列作品反映出艺术家们以“当代人文关怀的审美视角”[69]介入历史与社会空间中，重新认识、理解与表现历史与当下。作品大多主题鲜明凝练，创作上仍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为主，在融合了多种现代主义表现技巧与当下审美经验的基础之上，构筑了一种使观众身临其境的可以被触摸、感知的历史情景与时代叙事，体现出新时代艺术创作成果以及艺术价值观念，以及一种“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70]的精神。

新时代美术话语实践产生的阶段性变化体现了外部因素（社会发展、环境变化、时代变迁、外来经验等）和内部因素（艺术本体的回归、艺术语言的演进、艺术个性的表达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从美术创作观念与实践融合的角度来看，新时代的美术与其说是拘泥于“美术创作的形式、风格、功能等创作本体”的范围内，不如说是与“观念史及社会学中的意识形态理论、文化学中的进化学派”产生紧密的联系。[71]在此基础上，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并置于世界与本土文化的共时关系中来讨论，则能够更好地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红色美术创作内涵与意义。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理念充分表现在艺术家对于新时代人民大众形象的塑造之上，以及对于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生活的再现。一系列优秀的主题性美术创作表明，只有“心系人民、情系人民”[72]，美术创作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新时代的艺术家立足于时代坐标，把握精神风貌，避免对于当下生活的“直白照搬”[73]，用多元化的艺术手法与形式风格诠释了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和开放的文化心态。其次，“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美术创作持续地深度挖掘民族与本土文化资源，推进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性转化，重视挖掘“本土文化价值”，“在弘通西方艺术精要的基础上复归本宗”，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态势。[74]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之上，不断发掘、创造“符合本民族实际的视觉文化图式”[75]。最后，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形象构建和图景描绘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成为当下艺术家需要直面的问题。邹跃进指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特征之一就是“中国形象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内部关联。[76]这种紧密的联系不仅清晰展示出20世纪中国美术话语系统建构的演进脉络与方向，也对新时代中国美术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美术创作中呈现出丰富的视觉图像，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一种直接而明晰的路径，从而展示了“真实、立体、全面”[77]的中国形象。因此，如何从加强新时代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的角度，介入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美术创作中，并进一步突显中国现代美术话语实践的本土化意义和独特民族价值，亟待在当下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性探索。在主题性美术创作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关注的同时，一些新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第一，现实主义绘画语言在重建历史、对历史事件进行图像化的基础上，熔铸了民族精神的艺术实践，在一系列重大美术创作工程中较为常见；但是，如何在艺术性与主题性标准、个人与集体叙事之间，探索以艺术语言的多样化为目标的中国美术话语建构还需进行更多的关注与研究。第二，在理论探索方面，如何实现以中国精神为表现对象的美学和方法论理论体系建设仍然是相关学术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救亡图存的战火中、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以及新时代的征程里，始终激励着艺术家们用画笔描绘丰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美术图像。这些作品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从“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创作走向了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艺术探索，并构成了不断演进的中国现代美术话语体系的重要部分。“以人民为中心”的美术经典作品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奋勇前进，以图像化、视觉化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取得辉煌成就的奋斗史。贯穿其中的中国精神，作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力量，在新时代赋予美术创作新的时代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如何在“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中熔铸中国精神，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信心，成为中国艺术家在新时代构建中华民族精神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作者简介：尹成君，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楠，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2021级文艺学方向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