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寒月、徐赣丽:传统手工艺现代转型中的文化中人及其实践(三)_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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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张寒月、徐赣丽:传统手工艺现代转型中的文化中人及其实践(三)
时间:2024-11-14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0      分享:
 三、转译:调适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的联结
以嵌入路径为线索,前述分析了文化中人与手艺人、地方文化的联结过程,通过揭示发展网络中不同维度结构关系的规约以及不同行动者的实践策略,阐明这一网络是汇聚多元力量探求有机协作的动态过程。有鉴于文化中人的实践最终是以外部市场为导向,因此,还需深入洞察隐藏在“过程”背后、编织于网络中的意义,即需要探究文化中人是如何立足相对稳定的地方内部发展结构,践行转译职能将传统手工艺转向外部市场及生活。
(一)重构传承结构
当下传统手工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外部需求倒逼的反向拉动状态。传统特色的产品以其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以及“手作”等特征被赋予“灵韵”区别于大众商品,在现代消费市场获得新的价值表征。但“打工经济”等对区域生活的影响,使得传统存续的根基和所面对的现实语境亦发生变化,手工艺的传统价值式微,内部传承动力不足。因此,文化中人外导发展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立足新的语境重构传承网络以满足需求,进而制造和获得传承动力。其主要措施是跨地域间的技艺迁移以及跨群体间的媒介沟通。
民族地区传统手工艺的变迁较接近“文化周圈论”演变式,偏远山区村落由于相对较少受到外部浪潮直接冲击而继承着更为精湛的传统技艺,文化中人也竭力寻求与这类手艺人合作。例如,在NL、YJ处工作的织娘均来自邻县从江县YX村,N蜡染传习所的画娘来自距县城36公里的苗寨。当然也有外部他者直接进入村寨,将设计纹样图交给当地女性,并在约定期限内前去取货。但当地人却表示更愿意与文化中人群体合作。究其原因,外地人与手艺人间的屏障主要由文化结构造成,包括语言和对技艺的半解。村落女性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汉语和书写表达对她们都是较大的挑战。外地人对于当地技艺和生活惯习又多停留于知其然,所提供的设计异于手艺人日常制作的纹样,双方缺乏有效的话语、技艺沟通机制导致合作不可持续。这正是文化中人所处的衔接节点,他们可以充当手艺人和异文化群体间的媒介,弥合其间信息不对等的阻断完成产品制造,同时也可以承接双方的优势资源,形成有序协作。正如YJ所言,“所谓的传承是织娘继续在织布,又有我这种能在侗寨了解审美也了解织娘织布(的人)······织娘织得开心,设计出来的面料也能看得懂。在原创的同时,就随时都会更新”。
从流动路径上看,文化中人的跨地域合作是进入内部地区的传统探求,但这实服务于其鲜明的外导性发展目的,旨在将传统手工艺纳入更加开放、多元主体参与的结构中。在搭建内外部信息沟通桥梁的同时,地方手艺人和文化中人的合作还能够破解由社区民众所延续的内部传统结构断裂困境,推动其朝向多主体参与的联动网络转型。可以说,在民族地区地理位置、文化资源、经济追求等因素综合影响下,这种传承生产方式将成为重要倾向。
(二)调适文化观念
传统手工艺是前工业时代人们应对生存、生活境况的物质实践,也是地方民众日用而不觉的技艺,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这与其转型所面向的现代性、市场化间存在错位。例如,传统手工艺品的制式多源于手艺人经年累月操作所形成的身体惯习和文化图式,但这在当前的消费市场中往往具有局限性。侗布织染的传统色调较为单一,蜡染也常因图案布局太过繁复导致后续利用和设计空间有限,因此逐步引导手艺人转变观念是必要之策。具体而言,文化中人主张多带手艺人外出学习参加培训,接触感受新事物和现象,开拓认知。并且给予手艺人足够的成长空间,引导她们尝试多种排线染色、图案绘制,帮助理解新式产品信息,于日常实践中将新的观念与意识逐步融入其默会知识体系,最终这一转变的达成倚靠以下两个维度的合力。
中国传统乡土工业曾在与现代工业化组织对立中走向崩溃,农民背井离乡前往都市找工,但在现代工厂制劳作中,劳动与个人生活体系分隔,农民最终能够获得的只是报酬,而未能在新秩序里得到生活的满足。虽然手艺人走出村寨到县城工作的个体流动,以及外部信息的不断渗入,同样也隐含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手艺人围绕传统所形成的理所当然的“日常”间的对立。但本质上手艺人所面对的依旧是我群文化语境,并且手工艺作为传统的载体,还发挥着维系个体在新的生活处境中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重要作用,即她们通过手工艺实践,能够牢固与传统的关联,确认自我身份认同以应对生活空间变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因此,她们更倾向于将从事手工艺产业视为安全的生计选择。在这一层面,文化中人创造的协作结构为手艺人提供了“借助手工艺”这一核心手段进行生活“位育”、推动生活文化调适性变迁的场域。
进一步,文化中人也深刻意识到民族传统是其资源动力。因此,他们在对手艺人进行观念引导和实践指导时还扮演传统文化“守门员”角色,承担调控创新尺度的重要任务。这表明,在这一结构下的“转型”并非是以传统强行迎合创新,更不是单向度的现代化改造与规训,而是致力于推动手艺人基于传统文化体系在新的实践空间中理解新的审美文化,并融汇于身体实践中以缩减生产与消费间的观念差异,构筑新的“日常”。由此,双方的合作也就更具可持续性,能够有效避免以往“牺牲掉乡村空间主体性与文化性而换取的短暂产业发展和经济繁荣”。


工坊里的蜡染手艺人正在描画现代图案。贵州省丹寨县排莫村,张寒月 摄


(三)营造新生活美学
基于传统手工艺产销结构变化的现实特征和外导性发展目的,在调整技艺传承结构、引导日常观念转变之上,或可将传统手工艺现代转型命题理解为:若制造能主动契合当下生活,则可在文化与经济间搭建桥梁,消弭内外部阻碍。其中,设计创新正在成为关键。
设计首先是一种工具,基本功能在于转变物态和物性,如手艺人完成的平面的布,通过设计转为立体直观的产品,便于消费者即时获取产品适用与美学信息,同时还能推动传统手工艺突破以往粗制化、同质化瓶颈。其次,设计还是一项文化实践,具有生活性和导引性,能够助推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文化衔接。设计以生活为起点和目的,通过设计之物进入并服务于人的需求。在消费文化语境下,设计实践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形式恰恰具备德·塞托所强调的“战术性”生活实践的条件,可以策略性地对日常生活实施正向积极干预,具有主动参与生活变革的可能性,以设计引领消费者塑造生活品位,建构生活文化即是重要的路径之一。设计师ZJ曾将侗布消费者群体特征总结为两点:黏性强;强调直观的好看与独一无二。当下传统手工艺作为一种品位经济服务小众群体,其消费者往往因产品所带来的感官满足和自我实现,对此保持强烈稳定和长期持续的认同,但消费者对于异文化领域的手工艺同样存在理解局限。因此,他们在文化认知与消费认同间的空白恰好提供了协同设计以其文化性、视觉性和功能性效用进入民众日常生活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契机。
在当前日常生活审美化风潮下,手工艺成为人们彰显个人品位、营造适意生活空间的重要途径,呈现审美化消费倾向。文化中人也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动态,通过系列产品搭配营造美学空间,尝试从美学生活出发将产品变现。许多设计师开始寻找自我或自主设计的原点,努力创造具有东方文化内蕴和审美意识、更适合东方人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的设计方式。传统手工艺无疑能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人工织造还是自然染色,都鲜明地彰显着独特,且其中所积淀的优秀民族文化和东方美学更是珍贵的文化表达。以此,文化中人通过对传统手工艺设计化转译,不仅能满足消费者对品质生活文化的需求,还能引导营造一种新的国民生活美学。


侗布、侗绣与茶席。贵州省榕江县MB工坊,张寒月 摄


侗布、侗绣与围巾。贵州省榕江县MB工坊,张寒月摄

小  结
地方传统手工艺的现代转型很大程度源于现代性所赋予的多样生活选择,以及区域间经济差异格局,深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本文引入“文化中人”这一概念,将其作为研究窗口和分析路径,旨在讨论实现地方与外界、传统与现代生活的良性衔接这一问题,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文化中人的研究对于审视传统手工艺的发展转型有重要的视角转变意义。文化中人所处的发展空间,是多种资源汇聚中心,连接生产和消费两端。以往研究常通过流水线或“过滤线”系统描述审美经济,追踪展示“材料”从创意艺术家到消费者的变动,而对生产端多有忽视。从文化中人的视角出发则能够将手艺人及其所属的文化传统纳入,更为完整地呈现造物、设计、生活转化中间的复杂变化;充分说明非人因素——手艺、民族文化在协作网络中的制衡作用。以此引发的不同结构性规约和差异化嵌入机制,更阐明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多方动态协商并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是立足本土、尊重地方传统基础上所做出的调适性变迁。
其次,文化中人的实践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也提示了思考“传承”的重要思路。长期以来,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关注主要基于乡村或特定社区强调纵向时间序列上的代际延续。但民俗在“后传承时代”,亦通过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具有多样化的形态,也为多群体所用。跨文化认同、跨地域蔓延成为当代民俗文化的重要特征。正如鲍辛格所言,当代民间文化财富不再是越过漫长的时间之流被传承,而是跨越广袤的空间被交换、被采纳,横向的联系和过程广泛地取代了纵向的联系和过程,因此从横向视角出发在新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民俗的赓续和新变很有必要。以文化中人的实践为节点,在内部和外部的互动联系中关注传统文化在不同地域空间发生的“转译”与“融汇”,能够更为聚焦地审视民俗文化在新生活背景下所发生的变迁及衍生的不同实践意义。 
最后,由文化中人所联动的传统手工艺发展结构,契合了当前强调依托文化资源形成区域内生动力以助力乡村振兴的民族地区发展方针。通过对文化中人的类型与实践分析,实际涵盖了地方手工艺发展的四种内外部关联模式。(图2)如前所述,第一、第二种情况常受限于沟通机制无法有效完成资源转换。即使手艺人能够直接与外部他者合作,结果也多为工艺品的单向输出和他者对材料的再利用,制造过程与“再创”工作分离。这虽能提高手艺人的经济收入,但合作的长期性以及产品对民族文化内涵的体现都十分有限。因而第三、第四种路径更为可行,即由文化中人作为发展带头人,雇用并引领手艺人发展产业。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所融入的设计师角色,可以说是传统手工艺应对需求,扩大市场份额,并朝向更精致化、审美化转向的必然选择。总体而言,后两种路径更为健全,更能带动区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每个环节的可逆性实际表达了各行动者的主体性和双向选择权。传统手工艺现代转型应是多元主体基于平等发挥各自能动性交互作用的结果,要警惕强权和越位。只有当每个行动者都能自如地发挥个体价值,于实践中获得自我满足,才能实现集体成就,实现传统之于当下的意义。


作者简介

张寒月,中山大学中文系民俗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1级民俗学博士研究生。

徐赣丽,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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