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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孙若风：由人工智能到新“天工开物”

时间：2025-02-03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0 分享：

文化产业初起阶段，北京在全国并不突出，但很快翻至榜首，相当程度上是拜科技之所赐，特别是互联网类型的科技企业。多年来，北京的文化产业一直稳居前列，也离不开科技的强有力支持。而这一切，又是与中关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2012年获批的 “中关村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是科技部、中宣部、原文化部等部委联合命名的首批。在人工智能与文化产业融合成为文化产业新高地的时候，海淀又抢上风口，2024年启动了“人工智能创新街区”、“AI原点社区”项目，并且实施《中关村科学城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引领实施方案（2023-2025）》、《中关村科学城人工智能全景赋能行动计划（2024-2026）》、《关于打造全国具身智能创新高地的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北京大学是中国当代美学的摇篮，开创艺术面向现实、审美面向生活的传统。第一任校长蔡元培首倡美育，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继之而起的朱光潜、宗白华，是中国当代美学的奠基人，这俩人都是我的同乡——安徽省安庆人。再就是后来的叶朗，当年他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刚留校的教师，也参与了这个全国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参与的浩大工程，在太原参加由他主持召开编纂会议，几十年过去了，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一些年后，叶朗先生又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在全国“两会”上，以文化产业为题作大会发言，我当时在新闻报道中说，这是首次在全国最高“国是”论坛上为文化产业发声。作为叶先生的后辈，曾任北大艺术学院院长的王一川，是我四川大学的校友，他写的《艺术公赏力——艺术公共性研究》，关注公民的艺术素养和公共艺术空间的建构。特别是文化产业研究院的老师们，始终站在文化产业最前沿，不仅在研究，也在行动。我曾多次参加研究院在江西抚州的活动，我还注意到向勇院长在老家四川宣汉大山里做的“白马花田营造社”项目，暑假期间北大学生踊跃参加。还注意到向勇的学生黄彬彬，带着一群小青年坚守在湖州窑里村，把乡创做得有声有色。艺术介入乡村是世界性潮流，但是，中国的乡创与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产业相关联，使得中国创客成为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创客现象”。在本次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又发布了中华美学基因库阶段性成果，这应该是中国美学与时俱进、传承创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从人工智能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角度出发，我期待海淀与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加强合作，强化“科创”与“文创”结合的优势，并且建议：一是在实现艺术与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加强对相关专业、行业的高校、研究机构、企业跨界，发挥艺术与技术融合后的“跨界联名款”效应；二是扶大与扶小相结合、政产学研相结合、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三是加强海淀在地发展与向外拓展相结合，比如“中关村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在北京多个区县都有延伸，下一步要继续发挥这个优势。

第一，人工智能开辟鸿蒙。

人工智能已经显示开天辟地的力量。当今世界，多个科技领域的突破到了临门一脚的节点，比如天体物理、生命科学、量子力学等，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重大突破，都有可能刷新人类的科学认知，带动产业革命。这其中，人工智能已经显示其作为颠覆性、革命性技术的特征。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将给其他科学领域注入新的动力。有专家认为，今年将是人工智能大规模介入生活的一年，果真如此，这将是开创人工智能黄金时代的一年。虽然我们认识到技术落地都会有一个周期，有时甚至是慢长的，但是，近年来总的趋势是，数字技术明显加快了转化节奏。“以人工智能为领头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发展”，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已经到来。

文化范式决定人工智能如何开辟鸿蒙。文化是科技的土壤，文化范式决定人工智能未来有其必然性。技术发明、应用，与文化相关，同样种子在不同土壤会有不同生长的周期、长出不同的果实，而且它们还将相互作用、不同品种还会相互嫁接。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在接受先进科技和工业文明种种成果时，就自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比如福州船政开创了中国现代科技、教育、军事先河，左宗棠、沈葆桢、邓世昌、严复、詹天佑等人，都是坚持“中体西用”或者说“西学中用”的原则。当年我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曾经下功夫研读过中国第一本体系完整的语法书《马氏文通》，这本书融汇汉语传统和外来理论方法，树立了中国语言学的典范。该书作者马建忠与其四哥、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都是学贯中西、开一代学风的爱国者。人工智能时代，文化何为、人类与人工智能如何相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回答。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当然会做出关乎人类命运的共同努力，而不同民族和国家发展人工智能，又各有特色。

文化自信与人工智能相互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正向发挥人工智能作用的定力与动力。人工智能全面重塑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也应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频共振。当此人工智能初起之时，强调中华优秀文化积极作用，具有方向性和功能性意义。

第二，数字时代在文化前沿已经发生连环突破

首先，边界突破。一是打破人机界限。数字化向智能、智慧演进，又进而向意识、情感、想象、审美的方向发展，增强了数字化能力，并生长出新的文化能力和审美能力。二是打破虚实界限。艺术虚构与技术虚拟出现合流，今天种种数字虚拟技术，在艺术虚构的召唤下纷纷出现。三是打破时空界限。多项前沿科技，特别是天体物理、量子力学、人工智能，均撼动着传统的时空观。数字时代，在地与在线，在场与在网，区隔已经不重要，反应了传统时空观变化。另外，打破城乡界限、打破传统与现代的界限、打破职业界限、打破社会分工特别是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界限。甚至是打破此生与永生、有限与无限、个体与整体的界限。艺术、技术、生活合流，理想的故事与现实的故事合流。

其次，行业突破。一是从文旅融合到与相关产业融合，到文旅社会化。数字技术在融合中，一方面助推突破行业壁垒、发展穿针引线的作用，一方面与文旅融合形成新的合力。二是从生活性服务到生产性服务。文化服务长期被定位为生活性服务。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加强文化创意拉动相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推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文化向相关领域覆盖的重要标志。从数字人、数字资产到数字空间。从趋势上看，数字人、数字资产和数字空间有可能形成类似于电商台平的“人、货、场”的关联。三者将共同经历以虚入实、虚实相融、以实入虚（脱实向虚）的过程。四是从to C到t0 B，到t0 B+ t0 C。从文化工作的主要任务出发，从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品质的需求出发，很多to B的数字化工作从一开始就考虑到to C 的指向。在当前文化共创、共享的新环境下，居民、游客、网民，更在to B工作中更加关注对个体的服务、调动个体参与的积极性。

复次，能力突破。一是数字化赋能生产者、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顶天也要立地，以创新为主导，用新科技全面赋能文化行业每个人、每个要素、每个环节。在数字技术的迅猛演进中，赋能生产者（包括参与共创共享的消费者），壮大文化建设主体；赋能文旅装备，用先进技术保证文化工具先进性；赋能生产对象，除了传统的文化业态，还包括通过融合形成的种种新业态，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场景和文化产业场景。三是加强文化、文创和文化经济数字化。加强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要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建筑业、信息业、旅游业，文化体育业、特色农业。文创与数字化兴起，在时间节点上出现时代同框，在发展上同频共振。IP由一个互联网术语衍生为文创术语，是文创与数字化密切关系的缩影。四是防止技术对人的异化。比如 “信息滞胀”、“信息茧房”、“信息欺骗”、以“场景”代替“风景。

第三，发挥中国科技思想积极作用

首先，充分认识中国科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一是要认识到科技是文化的起点与元点。先民从仰观天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观察中，在“天文”“地文”“人文”关系的思考中，走出蒙昧。宇宙法则与人的道德律令具有惊人的同一性，这是全球性的现象。二是要认识到中国科技思想决定了中国科技和中国文化的走势。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中国神话，是中国文化的“原型”，也包含着中国科技思想的“原理”。《周易》是中华文明的元典，也是中国科技史的源头。中国古代对自然规律探讨中所表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文化的内核。晚明时期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新的经济、思想、科技抬头，宋应星（工艺）、李时珍（医学）、徐光启（农学）、徐霞客（地理学）等，坚持的仍然是将“人工”与“天工”结合的路线。虽然这次社会转型由于朝代更替而推迟，但验证了中国传统科技思想的生命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今天，这种作用将体现得更充分、自觉。三是要认识到中国科技思想与中国文化一样，需要与世界对话。任何文明与其他文明比较，都有其优势与局限性。这种交流，从古至今没有改变，今天更加密切。

其次，充分认识中国科技思想的文化特征

——科技观。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一理”，源于先民最对天地自然和自我的观察、认知，这种科技观与人文观一体化的哲学模型，从古至今，未曾改变。虽然在汉朝经由董仲舒将“人文”与“天文”的对应推向极端，形成谶纬神学，但仍通过中国哲学自身得到调节，在汉魏六朝重返“自然”，这是人文与科技的双重胜利，因此，在这一时期，不仅实现了“文学自觉”，而且在科技上也成就斐然，一大批文学艺术家与祖冲之等数学家、科学家交相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开启了唐宋科技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同时提出，也表现出二者同进同退的关系。

——方法论。与中国哲学观、科技观相辅相成的是辩证的方法，天地日月，阴阳二元，一分为二，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避免绝对化、片面化地看待世界、事物。技术也有两面性，应该趋利避害，化害为利。AI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对待洪水，不是采取诺亚方舟式的躲避，也不是鲧的“堵”，而是禹的“疏”变水害为水利。

复次，充分认识中国科技思想的当代价值。

——重实用。与古希腊和印度文化的先验理性、宗教理性不同，中国实用理性关注现实，发达学科是天文历法、地理学、算学、农学、医学、药学等，服务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四大发明作用人类文明进程，大量实用技术今天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中国特高压、盾构机、5G、无人机、沙漠防治、超级钢、高速铁路、汽车电池、太阳能发电、核电等世界瞩目，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实用上。

——重民用。《考工记》是皇家考核工匠的专著，反复强调的却是“百工”、“民用”。今天的科技发展，仍然表现出以民为本、民用当先的特征。特别是互联网、数字技术，已成为大众工具，而且随着技术的快速普及，越是基层、乡村，越体现出局部反超城市的能力。大数据、沉浸式技术、元宇宙、大模型等，从数据量的积累到应用场景的丰富，离开了民用领域的支持与推动，就离开了源头活水。

——重艺术性。中国美学是生活美学、生产美学，技术性与艺术性结合是自古以来中国科技的传统，是前人艺术人生的体现。进入数字时代和艺术时代，数字技术与艺术相向而行，形成跨界联名款效应，共同赋能生产生活，赋能人工智能。

——重标准化。标准是人类文明的进阶，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要素。《考工记》是一本标准化著作。中国的要义也是精准拿捏标准。人工智能时代要形成人文引领、标准协同、法律规范的管理体系。

作者简介

孙若风，文学博士，高级记者，博导。全国旅标委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中央美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委会首席专家、沉浸式文旅产业专委会艺术顾问，工信部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兰州大学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散文学会校园文学专委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大学兼职教授、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