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李牧：艺术乡建和社会设计的实践逻辑（二）

学术交流

研究 | 李牧：艺术乡建和社会设计的实践逻辑（二）

时间：2025-02-21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13 分享：

从上述行动方案可见，作为设计思维和艺术应用的社会设计采用项目管理方式推进实践，与其他学科广泛存在的知识应用实践，如笔者曾经参与的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和应用民俗学（applied folklore）项目相似，其目标不在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生产或提供鲜活的审美经验，而在于目标社会问题的缓解和解决。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审美法则管束力和控制力的下降，在社会设计领域边界不断开拓和延展，跨学科和跨领域合作趋势日益明显的同时，以感性敏锐和创造力丰富进行自我标签的艺术家与设计师，在社会设计项目中的主导地位必然会受到挑战。对此，唐纳德·诺曼（Donald Arthur Norman）说道：“在过去的工业设计领域，设计师的工作主要专注于设计实体产品。今天，设计师是在组织化结构（而非个人情感化的世界）中工作，并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他们的重心转向了交互性、服务性和体验式设计。他们所遇到的很多难题，涉及各种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很多人却并未做好准备。他们根本无法认清问题的复杂性，却单纯地认为他们天马行空的方案能切中要害，因此，当代的设计师们常常纳闷自己的方案为何收效甚微。”因此，诺曼呼吁在设计教学中指导学生（未来的设计师们）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理解人与社会行为的多重性，以及理解行为科学和技术发展等相关议题。可见，艺术家或者设计师在具体社会设计实践中主导性地位的危机，实际源于自身理论和方法论储备的不足与缺失。

不过，随着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艺术和设计专业从业者的素养已然大幅提升。2021年，笔者作为人类学和民俗学者，参加了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社会设计方向召集人周子书发起，全国二十余所艺术类高校参与的“社会设计与中国问题”授课团队，与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蒋杰、邬雨乔团队合作，负责向参与工作坊的设计专业学生，讲授人类学知识与田野调查方法，并指导最终设计方案的设计和落地。如今，艺术和设计教育的转型，进一步推动了社会设计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在中国，社会设计已经取得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社区重塑成果（主要针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如中央美术学院对于北京花家地社区的实践和周子书所营造的“地瓜社区”等。如果说社会介入艺术仍然希望通过在审美经验层面传递赋能的呼声，而社会设计则从实践层面直面问题本身。在笔者看来，针对如何推进中国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这一问题，可依据上述讨论的社会设计实施方案进行落地。不过，或许因为社会设计在起始阶段主要致力于解决城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抑或受到美国芝加哥学派“社区研究”（communitystudies）传统的影响，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已有的社会设计项目，主要针对的是城市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s），对乡村发展与乡村振兴关注不够。在这个意义上说，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设计道路需要契合本课题重点考量的乡村问题。艺术乡建作为中国当代“社会设计”（姑且用此词）实践的创造性路径，或将有助于讨论文艺如何赋能推进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的问题。

三、再造城乡：艺术乡建的未来

中国作为拥有浓厚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家，乡村一直以来承担着维护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伦理秩序稳定的重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的深入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明显且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不论在物质文明抑或精神文明方面，乡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乡村）的发展极大落后于城市的发展速度。自“千万工程”开展以来，特别是2023年12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有效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已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中，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无疑是确保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

自20世纪初期开始，乡村建设实践一直在中国各地开展。从民国时期梁漱溟的“邹平实验”、阳初的“乡村建设学院”和卢作孚“北碚计划”等，到当代温铁军的“翟村实验”、欧宁和左靖的“碧山计划”、左靖的“大南坡计划”、渠岩的“许村计划”、朱胜萱的“莫干山计划”、靳勒的“石节子美术馆”、焦兴涛的“羊蹬艺术合作社”、陈卫的“太阳公社”、华润希望小镇和谢英俊的“协力造屋”等，都在尝试建构中国乡村发展的可行道路。总体而言，中国历来的乡建之路主要包含两种模式：一是知识精英人士主导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乡村实践，其核心是伦理秩序的重建，主要手段是平民教育；二是市场主导、资本介入模式，其核心原则是商业利润与经济价值为主导，文旅融合、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是其主要推进路径。这两种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原有固化的乡村形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提出了乡村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它们同样存在无法克服的困境。第一种精英主导模式提供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想原则，要求目标对象遵循既定的方案进行自我否定，并以此为前提进行自我革新，实际上剥夺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权，同时，这一模式很可能造成参与主体对于既有机制和精英模式的依赖。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既有机制和精英主导模式，正是造成城乡差距的根本原因。而第二种模式完全依赖于资本运作和市场原则，目标社区和个人主体完全进入利益链和全球市场，成为追逐利润的工具性存在。以上两种模式的困境根源在于赋能机制的缺乏而造成的目标主体参与不足。这便引向了当代无论是社会介入艺术、社会设计抑或乡村建设都在热议的新方向——“赋能”（empowerment）。

早期的赋能理论与实践，是基于对已有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认识，致力于为处于弱势和劣势地位的个体与群体提供支持、帮助以及拓展社会空间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变化，赋能的内涵也逐渐发生改变，它不再遵循一种自上而下的固定模式，而是以目标个体或者社区的主体性参与为中心，强调赋能过程的平等性、对话性和协作性。赋能的路径与手段多样，除了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外，文艺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根据张颖对西方艺术界有关赋能理论和实践的描述，文艺赋能社会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20 世纪60 年代至80 年代，第二阶段则从20 世纪90 年代至今。在张颖看来，在第一阶段中，“西方艺术赋能的核心理念是将艺术用作表达和抗争的工具。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视为对社会的批判，以激发社会觉醒和意识改变”。这指向的便是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的社会介入艺术实践。在以“参与”和积极融入社会生活为核心理念的第二阶段中，“以人际交往、互动为特征的当代艺术实践强调对话与协商，并致力于激发赋能行动的参与者共同建构新的能动性与创造力”。与第一阶段不同，第二阶段对于社区的中心地位以及协作模式的强调，使艺术活动逐渐摆脱艺术家的绝对主导和绝对控制，逐渐有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设计的属性。但是，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西方艺术赋能实践发生的主要地点仍然是城市，而不希望忽略和牺牲乡村利益的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艺术如何赋能乡村、激发乡村内在活力？

目前，艺术乡建已然成为艺术界的趋势和潮流，正如艺术乡建的实践者渠岩描述，“艺术家不再沉迷和陶醉于艺术自身的荣耀，而是强调艺术家在社会变化与时代变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与使命”。针对源于精英主义视角和资本主导造成的诸多问题与多重困境，渠岩虽然提出运用超越单一艺术法则的“多学科”知识互涉与共享视角，摈弃单一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和价值判断标准，并推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机制，但是其提出的所谓乡村“情感共同体”以及具有十余年实践经验的“许村模式”和“青田模式”，都停留于城市艺术家对于乡村的艺术介入。可以说，现阶段艺术乡建的实践者们虽然希望投身于“社会剧场”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附着和规约其上的美学架构和审美原则，仍然使他们无法摆脱对于乡村田园诗般的浪漫主义想象。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艺术乡建所谋求建设的情感共同体或者说亲密关系（intimacy）是单向度的。对于所谓的亲密关系，最近一种获得较为广泛的伦理认可的阐释，是指不同个人和群体为创造共同的情感边界而通过相互之间的文化挪用，形成共同的亲密性实践而实现。也就是说，已有的艺术乡建模式并未构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亲密关系，相反，单纯来自城市的精英视角和商业模式，实际上并未突破传统的城乡二元差异。因此从逻辑上而言，全面乡村振兴的实现，其关键在于增进城乡互动，突破城乡藩篱，谋求城乡融合发展。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仅应该关注具有优势的城市建设如何引导乡村振兴，同时，也应该破除“城市中心论”，寻求和依托乡村优势，促进和改善城市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赋能的意涵应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对话机制，它不仅是指城市艺术对于乡村的赋能，同样是指乡村传统对于城市的赋能。以众多艺术乡建实践者均有涉及的民俗传统，或者更确切地说，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在当代社会强调本土性与国际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以及艺术性与功能性相结合的语境下，非遗实践不仅是来自官方或者精英阶层对于传统文化基因和民族知识的保护，同时也是乡民或者乡村社会反哺城市生活方式和审美认知的路径与方法。通过非遗实践，城乡联动合一、融合共进，构筑着不同时空、不同主体和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协作与共生。

结语

在当代语境中，艺术不再是游离于物质与经验世界之外的超然存在，而是成为发挥自身能动性、积极介入社会的功能性媒介。这一转变的发生，源于艺术实践的目的，由创造被静观之“物”向制造“事件”发生的改变。在这一情势之下，艺术家通过社会介入艺术实践探究社会问题。然而，囿于传统美学原则和艺术价值观念，社会介入艺术除了指涉社会问题的表面之外，实际上未能深度介入，更难以促成目标问题的缓解或解决。社会设计作为一种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协作模式，虽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艺术家的主导地位，并放弃了艺术的审美旨趣，但是它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前提下，有力地促进了对实际问题的深度认知和最终解决。在社会设计的框架之下，艺术乡建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已有实践项目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引发了关于艺术乡建的深层反思——如何构建城乡之间的亲密关系？在笔者看来，其中的关键在于创造共同经验，并基于共同经验划定共有边界，同时在频繁和紧密的相互关系中实现双方对于对方的引领和反哺，寻求“城市的乡村”和“乡村的城市”的共生发展模式。因此，在如何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问题上，首先应该定位城乡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一体架构，寻找二者相互促进的平衡点，避免一味贯彻基于城市中心论和城乡二元论的城市引领方针，分别结合城市和乡村的综合实际，以文艺赋能为手段，专注融合发展，从整体上把握精神文明建设的逻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