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向勇：中国艺术乡建的本土美学实践（一）
时间：2025-02-26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
0 分享：
乡村性是乡村之所以成为乡村的空间依据和文化表征，不仅涵盖地理空间和自然生态上的物理特征，而且包括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层面的文化内涵，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呈现动态的特征。本土美学是对普遍性、同一性的超越，具有开放性、连接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乡村本土美学实践表现在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社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审美行动上。新时代艺术乡建是对乡村性的价值重塑，是对乡村本土美学的价值塑造，是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的创生模式。透过一系列乡村本土美学价值的生生路径，艺术乡建可以引入外部的创化机制和创意资源，激活内生的创生动力和创意主体，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建设的文化复兴与全面振兴。
艺术乡村建设（艺术乡建）是艺术介入乡村振兴的新形态，是指向乡村性（Rurality）的艺术总体营造，是地方性知识的审美表征。乡村性是现代性审视的理论关照，用于揭示乡村空间结构与地域类型，是全面描绘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治理差异、识别乡村建设环境的重要指标。乡村性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测量依据，更是一个文化生活的表征系统。乡村性是乡村之所以成为乡村的内在特质和基本条件，是整体意义上呈现出来的乡村发展状态，是描述乡村地理空间、生活形态、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学术概念。乡村性作为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社会现象，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都会呈现出不同特质 。乡村性不仅涵盖地理空间和自然生态上的物理特征，还包括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层面的文化内涵。在中国，艺术乡建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建设的新型方式，因此，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构成乡村性的内生结构和外在表现。本土美学（Indigenous Aesthetics）是一种地方性美学实践的经验重构，是基于本土文化、地方景观和地域特色所形成的美学观念和审美活动，是对现代主义的“普遍性、全球性和整体性”危机的反思性美学表达。本土美学是地方性知识的美学表征。美国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认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一种具有本土地位、固有特征的知识，是基于地方文化所形成的一种知识体系；“地方性知识”产生于特定地理空间单元， 与本土种族、民族、社区密切相关。地方性知识是对普遍性知识的超越，是“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是关于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知识体系，是关于审美世界的知识体系。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村地区的本土性知识生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具有日常生活性、身体直觉性、感知整体性和社会交往性的知识体系，为本土美学提供了创作手段、体验对象和灵感来源。美国艺术史学者史蒂夫·莱乌托尔德（Steven Leuthold）将“本土美学”这一概念置于“审美体系”中去考虑，强调审美经验的个体经验和暗示性的情感力量，认为“本土美学”指在世界各地独立于西方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审美经验的思想体系，是本土民族关于艺术所持有的特定看法，“深刻的地方感产生于精神事物和自然事物之间的联系，它是本土美学的核心”。本土美学是开放、流动的地方性知识的审美表达，它可表现为环境美学、城市美学与乡村美学。因此，本土美学与乡村性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 照亮了乡村的地方感知和地方想象，可以成为当代艺术乡建价值审视的观察框架和实践路径。中国乡村建设具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并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当代艺术积极参与下逐渐演化出一种艺术乡建的特殊模式。艺术乡建具有双重性的行动轨迹和价值逻辑，是艺术行动与乡村建设的双向奔赴。艺术乡建通过本土美学的价值塑造，重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性，并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让乡村保持特有的本土性、独特性和创新性。艺术乡建对乡村性的重塑，是通过对乡村本土美学的价值塑造得以实现的。艺术乡建面临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乡村自然环境的生态保护、乡村特色产业的价值开发以及乡村基层社会的社区治理等多元化诉求。因此，透过乡村本土美学的价值审视和生生路径，艺术乡建可以引入外部的创化机制和创意资源，激活内生的创生动力和创意主体，从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复兴与全面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前现代性）、工业社会（现代性）和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性）的历史演进，现代性成为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锚点。乡村性具有现代性的社会表征，在城市发展、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和全球化语境下呈现出流动性的动态特征。在这里，现代性不仅是一个量的时间性概念，更是一个颇具精神意涵的文化性概念。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将现代性分为“固态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指出“流动的现代性”在社会关系、文化模式以及个人身份等方面都具有“液态”特征：“流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流体不能长久地保持它的任何形状，它是易于连续地改变它的形状的……对流体来讲，正是它时间上的流动（即时间维度），比它占据的空间（即空间维度）更为重要”。回顾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历程，也经历了固态乡土社会向液态乡村社会转变的历史更替。古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古典时期，呈现了典型的固态社会的前现代性特征。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农经济模式和“差序格局”“亲疏有别”的社会结构。这种模式强调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熟人交往的生活方式，依赖土地和自然环境，依赖血缘、地缘和族亲关系，逐渐培育出独特的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乡土中国”。“乡土性”成为古代中国乡村性的典型特征，表现为“乡土本色、家族制度、性别角色、村落结构、礼治秩序”等乡土“礼俗”叙事。礼俗德治是乡土性的核心精神，儒家思想中的“仁爱”观念在乡土社会深入人心。“里仁为美”的儒家美学精神塑造了乡村社会邻里之间的乡规民约、交往关系和互助精神，强调个体的人伦教化、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儒家美学共同体的建构进一步导向了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具有“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秩序，在礼俗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体组织，使其社会成员“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成就了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可以最终引导在地乡民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此外，古代中国社会的乡土美学强调祭祀礼仪、传统节庆、村社庙会等日常性节日的组织，使之成为村民情感凝聚的精神纽带。1840年之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中国逐渐进入近现代社会，西方工业化、帝国主义、城市化发展侵袭乡村，固态的乡村社会开始瓦解，“半固态的乡村性”开始出现。梁漱溟认为：“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古代自治与礼治融合型乡村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法治乡村社会尚未建立起来，上层皇权、中层官权逐渐被基层绅权所取代，固化的乡村结构开始松动，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乡村手工业逐渐走向凋零，乡村产业发展不断受到阻碍，中国社会和中国乡村都在走向前所未有的历史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开启“乡村革命”“乡村救治”“乡村建设”和“复兴乡村”的时代浪潮，乡土救赎美学、乡土悲剧美学、乡村革命美学成为这个时期乡土美学的时代特征。1949年以后的现代乡村，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变迁，发生了结构性变革和本质性变化。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现代通信技术和交通网络的发展，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要素流动性增强，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乡村正在迈入“半液态乡村性”的新时代乡村社会。乡村开始探索新发展道路，也面临新发展风险。乡村系统由农村、农业和农民构成，新时代的乡村性体现在农村空间、农业产业和农民身份等乡村维度的独特表征和时代变迁。在这里，农村空间是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社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复合型空间，农业产业是一二三产的融合性产业，农民身份是生活者与消费者、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发展型身份。新时代的乡村性是新乡土主义的本土美学，体现了功能性与艺术性、个体性与国家性、乡土性与现代性、地方性与国际性的多元统一，是流动的当代性乡土美学。艺术乡建将乡村看作艺术现场，指向了艺术与乡村生活世界的审美构建。艺术乡建的乡村世界是一个人周围的真实世界，是一个具体而直觉感知的世界，是一个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谓的“生活世界”。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作为唯一存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艺术乡建将乡村视为经验的世界，直觉的世界，是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日常世界。作为生活世界的乡村性，是一种整体意义的乡村感。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性表现出一种总体层面的直觉认知和审美体验。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很多地方都推出了美丽乡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具体措施，不少地方积极探索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未来乡村的新发展形式，力求在保留乡村人文特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其中，乡村建设的关键是乡村文化特色的提炼和乡村人文品牌的塑造。浙江南浔窑里村整村运营团队通过历史文脉、产业特色、区位优势和发展前景等角度的系统梳理，将该村设定为儿童艺术友好村的品牌定位，围绕“童年是一种态度”的乡建口号进行整村改造，营造出集艺术研学、创意旅游、娱乐休闲、益智游戏、陶艺手作、创意美食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儿童主题型生活村，吸引了乐高中国、麦琪萝丝等儿童品牌落地，很好地整合了在地的自然景观和传统手艺，增强了地方村民的创业积极性，推动村社文旅经济的升级发展。作为生活世界的乡村，是一种容纳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意象世界。叶朗认为，“生活世界是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世界，是充满意味和情趣的世界。这是人的精神家园”。艺术乡建的乡村是一个激发美感的乡村，是一个人与自然为一体、人与万物为一体的乡村。在这个美感十足的乡村，人置于一种具有生命气息的美感世界，能够强烈地感受生命的美好、世间的美好、当下的美好。贵州榕江通过古村落的创新修复、公共空间的艺术营造、民俗节日的网络直播、艺术家的驻地创作、文体旅的创意融合等艺术乡建方式，将榕江县域的多个传统村落打造成具有新乡土主义审美风尚的网红村，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访，实现了地方民俗文化保护与特色经济发展的双重平衡。作为生活世界的乡村，是一种关注日常生活体验的生活美学方式。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指出“美是生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充盈着朱光潜所谓“人生的艺术化”。“美是生活”，既是中国美学的实践起点，也是中国人生活的价值起点。吕荧认为，“美是生活本身的产物，美的决定者，美的标准，就是生活。凡是合于人的生活概念的东西，能够丰富提高人的生活，增进人的幸福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标准和尺度。乡村的生活美学包括“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呈现一种浓烈的中国古典美学风格。刘悦笛指出，“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中国古典审美者的人生就是一种‘有情的人生’。”乡村生活美学抛弃传统艺术美学的精英主义视角，打破“白盒子”或“黑匣子”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展演方式，主张从乡村日常生活和平凡事物中去发现美、感受美，强调个体与乡村环境之间的日常连接，鼓励人们用心感受乡村社会的平凡美好。当以生活美学视角在乡村现场开展艺术乡建行动时，我们会发现乡村有着丰富的审美素材可以被挖掘、妙用、转换。通过审美之手的创造、审美之眼的观看、审美之心的体悟，乡村自然散落的村落古建、春夏秋冬的农事劳作、四季变换的自然景观、房前屋后的手作工艺，乃至灶台前的烹饪手艺、邻里间的亲切问候，等等，都构成乡村生活美学的独特景观。这些日常化的审美对象，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和人文情怀，是乡村生活美学的关键载体。作为生活世界的乡村，是一种直觉体验的场景美学。乡村场景美学是指通过对乡村特定场所的空间叙事、艺术展陈和创意装置，营造出富有美感氛围的空间美学。在乡村现场，艺术家可以通过绘画、雕塑、装置、环境艺术等形式，将原本普通的角落变得引人入胜。广东南海罗行墟的驻地艺术家，利用竹艺手编、旧式家具展示和墙绘等艺术方式，在街角、老宅、院墙等场所进行艺术创作，将普通的空间陌生化，将功能的空间艺术化，呈现艺术化的场景奇观，很好地传达了在地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使整个村社充满浓郁的艺术气息。除了公共空间外，私人住宅内部同样蕴含着艺术介入的无限可能。通过简单的艺术装饰或重新创意设计，村民的住家、日常的用品都能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重庆北碚柳荫镇“村社艺术·柳荫计划”王天祥团队，推出“生活艺术家 柳荫走人家”艺术项目，倡导“家园艺术，让人人皆为艺术家”，以“走人家”方式，以艺术为礼物，帮助村民设计、打造“家礼”“家宴”。基于生活世界的艺术乡建行动，不仅美化了乡村的居住环境，还增进了村社成员的情感联系，提升了村民对家乡的成就感和认同感。作者简介：向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乡村创意与可持续发展教席主持人。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010-68396408
xuehuiwangzhan@126.com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2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