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介入：艺术乡建与本土美学的相处之道

如今乡村已经成为艺术家们创作、争夺审美话语权的竞技场。“介入”既是艺术乡建的方法论，也是一种带着价值判断、身份立场的社会参与，涉及主客体的关系构建。不恰当的“介入”既不利于乡村文化自信的建立，也容易引起本土的美学抵抗。为了缓解艺术乡建与本土审美体系的抵牾，必须谨慎对待本土审美体系，如何介入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自2007年以来，诸如渠岩的“许村计划”“青田范式”，欧宁、左靖的“碧山计划”、靳勒的“石节子村美术馆”、焦兴涛的“羊磴艺术合作社”、左靖的“大南坡计划”“景迈山计划”等艺术乡建项目不断开展，艺术介入乡村的路径呈现多样化趋势，其中渠岩的“系统改造”与焦兴涛的“弱姿态”两种介入范式较为典型。2007年，渠岩在山西开始了“许村计划”，其核心主旨在于以“艺术修复”的方式让生活回归到以人性体验为主体的本态，要求艺术以综合化的形态重回生活之中，探索一种更深层次的艺术与生活的形态确立。在多元主体的参与与协助下，“许村计划”表现为一种系统性的村落保护与改造，主要包括以下路径：一、村落规划和民居修复，提出乡村修复与民宿改造的“许村救助计划”，为村民提供“农家乐”和民居改造装修的免费咨询与设计；二、成立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将特色老建筑改造成创作中心、展示中心、艺术家工作室、艺术图书馆、新媒体中心、乡村酒吧、餐馆等，定期举办国际艺术创作活动，实施国际艺术家驻村创作计划、青年艺术家扶植计划等；三、举办许村国际艺术节，开展许村论坛，促进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的交流对话等。可以看出，尽管渠岩有着较为自觉的本土文化意识，不过其实施方案仍是从乡村视觉生产入手，以物理层面的古建筑保护修复为起点。许村艺术节也是审美经济的典型代表，对当地民众而言，艺术节所带动的经济意义也远大于艺术本身。这种由外至内的系统性村落保护，改变了乡村的外观，打造了艺术村落的发展模式，但一定程度上而言，并未真正触及地方性知识层面实现与本土文化的深层审美互动，也未能激发出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后来在广东佛山顺德开展的“青田范式”中，渠岩全面转向对乡村文化心态秩序的系统修复，强调以去艺术化的形式介入本土生活，基于青田的地方性知识提出九条脉络，包括青田的历史、经济、信仰、礼俗、自然、环境、农作、民俗、生活等各个方面，重建古—今、城—乡、人—物及人—人、人—神关系。显然，这种转向有着对许村乡建的一种反思，从“修房子”转向“修心态”“修文化”，更重视恢复乡村礼俗文化，尤其是艺术家所推动的青田艺术龙舟、“烧番塔”成人礼等活动更容易接洽本土审美体系。不过，尽管艺术化的手段退场了，但艺术家的主体意识、主导地位并没有改变，乡村依然是被拯救、被修复的对象。

基于强介入的种种弊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在讨论、反思一种“弱”的介入态度，如“介入的主体间性”“非介入的介入”等。所谓“弱”，汇聚着去艺术化、去精英化、去视觉化、去想象化、去游客化、去系统化的多重意义脉络。相较而言，焦兴涛“羊蹬计划”的“弱姿态”介入，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协商主义下的艺术在地化。艺术家不再主导、规划艺术的走向，而是退居到本土日常生活之内，倡导“面对日常本身而不是既定的美学体系进行即时随机的应答，以‘弱’的姿态与‘微观’的视角去建立艺术介入社会经验的‘例外’，让艺术自由而不带预设地生长在羊磴”。在长达十多年的羊蹬实验中，当代艺术脱掉了精英主义的外衣，俯身融入本土生活脉络中，艺术不再是艺术家的强力意志符号，而是被还原为“形式化的生活”。“羊磴艺术合作社”与当地的木匠、个体户、居民广泛紧密交往，以无目的的“玩”共同合作了“乡村木作”“冯豆花美术馆”“小春堂”文化馆、“羊蹬十二景”等艺术项目，连艺术展览也分布于全镇的门面房、蛋糕店、照相馆、草药铺等二十多个场所。艺术家们在“赶场”中重建艺术与生活的连续，构建“土而奇”协商新空间，艺术缓慢而持续地渗入本土日常，本土民众的审美感性被重视与表达。当代艺术在与本土审美体系的真实交往中构建了“共情共享的意义基础”，这既是对现存艺术制度的叛逃，也是对本土审美经验的质感触摸，开辟了艺术乡建与本土美学相处的新可能。不过，虽然弱介入是一种罕见的谦卑姿态，放弃了引导性，但这种介入的效果是有限的、微弱的，正如焦兴涛被采访时所言，“羊蹬艺术项目可能是目的最不明确的、功利性最弱的、对现实的产出、对当地人的影响也是最弱的”。值得注意的是，艺术乡建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纯粹的艺术自主性活动，而是有其内在的乡村发展目标，也是在此层面上，渠岩将艺术乡建称之为“中国乡村建设的第三条路径”。尽管艺术乡建频频因其精英艺术逻辑遭遇本土排斥甚至起反作用，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彻底取消艺术的社会功能。本土民众不仅需要艺术的人文启蒙，更需要和美的现代乡村家园。这也是许多艺术乡建者在实践中不断领悟到的一点。

实际上，艺术乡建应具有一种“自反性”（reflexivity或“反身性”）精神。所谓“自反性”，乃是“对我们知识的无意识预设（范畴）的系统性反思”，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诊断，表示着自我观察、自我批判与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即“对反思的反思”。艺术乡建作为联结现代与传统、当代艺术与本土艺术的触媒，不仅要自我观察，也要通过他者观察自身，不断根据艺术介入本土的实际效果修正自身的行为，以处理、避免可能的审美实践风险。这意味着一方面要基于文化平等主义，尊重本土传统，发现本土的价值，不将自我意识强加于本土，帮助本土进行体系性审美梳理，发掘阐释本土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在实践中基于本土文化结构与本土实际需求不断调整着力点、发力点，探寻现代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点。

一种和谐的相处之道应该既突显本土审美体系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同时又要强调艺术乡建的引领性。一般来说，本土文化由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而缺乏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意识，具有一种制度变迁先于文化更新的滞后性，往往需要另一种文化唤醒、激活或弥补缺陷。艺术乡建恰要在此发挥作用，“让乡民重新感知乡村的美，从而引领新时尚和社会革新”，要找到本土文化的缺口，研究本土的真问题，探寻本土的真需求，努力提供一种解决本土发展问题的艺术路径。实际上，本土民众并非不能接受艺术，也并非不愿交往艺术家群体，而是诸多艺术实践并没有真正理解、尊重本土审美体系，更没有找到融入本土生活的切口，即本土发展的现实问题与内在诉求。无论艺术家群体对本土怀有何种乌托邦或桃花源的想象，都无法回避本土所面临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教育衰败、老无所养、道德滑坡、礼俗式微等切实问题。如果不积极去解决这些基础问题而去大搞当代艺术游戏，自然难以获得本土支持与认同。为此，艺术乡建可考虑与本土表达协商共同议题，如教育、养老、生态、环境等，既不破坏本土审美体系，又能发挥当代艺术的引领精神。例如，艺术乡建与乡村教育的结合，广泛针对乡村留守儿童、妇女等开展艺术教育、普及性公益教育或通俗性乡土教育等。中国美术学院“以乡土为学院”的艺术实践教学体系，每年有3000余名师生奔赴全国60多个教学实践点开展实践活动，其中“千村千生”基层服务项目至今已连续开展20年，完成全国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170余个；溪南乡村公益图书馆服务于当地儿童，让儿童的成长与溪南村近700年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自然环境相连接；景迈山计划以“乡土教材”式的展览对地方性知识进行通俗视听再现服务于乡土教育，使得村民得以深入了解本土村寨文化历史，树立本土认同与自信。以艺术为中介的各类乡村教育既能带来现代文明的视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又能梳理本土审美体系，让本土民众在反观自身生活的过程中建立文化主体性，改变其看待本土文化的眼光。再如，艺术乡建与乡村养老的融合。以福建安溪金谷村的“母亲的院子”项目为例，著名雕塑家陈文令为了母亲和村里老人的养老生活， 将金谷溪建造成一个公益性公园，以在地性的艺术语言打造出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养老休闲新场景，即便他个人的八件代表性当代艺术品穿插其中也毫不违和。该项目之所以能获得热烈反馈，是因为艺术家本就在本土审美体系之中，且精准契合了本土的养老需求。可以说，如果缺乏本土的问题意识以及对弱者的关怀，艺术乡建就很难真正在地化、落地化，容易掉入经济唱戏或脱离日常的误区。

总的来说，艺术乡建应该具有文明的维度与视野，要努力在本土议题协商中推动新的艺术形态、艺术价值、艺术观念与本土审美体系的结合，共创共生新的乡村艺术形态，使之进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体之中。

结 语

乡村有其自身的美学根基、审美意识、审美体系，以及主体性，而非可以随意进行所谓艺术创作的对象。如何“介入”关系到艺术乡建与本土审美体系的相处问题。在现代社会，本土审美体系既具有自我意识又支离破碎，丧失了自身完整性，渴望重建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但是，当代艺术是反群体的、分离的、异化的，标榜自由、个性、创新等现代价值，与本土审美体系的传统性、日常性、群体性、认同性的审美取向形成抵牾。在此不同的审美逻辑之下，艺术乡建实践中的水土不服现象较为突出，当代艺术语言在本土的运用很多时候突兀、隔阂，甚而显得荒诞。不顾及本土审美体系的艺术乡建只能进一步加剧两者的紧张关系，导致本土文化的自卑感与匮乏感，引起乡民的消极对待。中国乡土文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不能平地起高楼，将外来的先锋艺术嫁接在本土审美体系之上，甚至对本土审美体系进行盲目改造。如今，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意识到艺术乡建中的审美话语体系冲突的问题，也逐渐对介入的方式予以调整、修正，总体呈现为从局外人到局内人、从强姿态到弱姿态、从实验场到生活场、从断裂到连续、从主导到协商的变化。通过对常见的“系统改造”与“弱姿态”介入范式进行批判性思考，可以发现这两种类型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鉴于此，应该尝试构建既能体现本土审美体系主体性、自主性，又能发挥艺术乡建主导性的新关系，可考虑与本土表达协商共同议题，努力形成一种新的乡村艺术形态，推动其转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

季中扬，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教授。

张  娜，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