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尝试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对有关宋代女子首服“盖头”的诸多问题进行讨论。

一、“盖头”的源起

宋承唐制，包括继承了唐代的舆服制度。周煇《清波杂志》记载：“士大夫于马上披凉衫，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俗谓之‘盖头’。盖唐帷帽之制也。”[4]可见宋代女子首服“盖头”源起于唐代女子首服帷帽。

关于帷帽，《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䍦。’”[5]为此，朝廷曾下旨禁止此种行为，理由是“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刘肃《大唐新语》中也有与其相同的记载：“显庆中，诏曰：‘百家家口，咸策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䍦……过于轻率，深失礼容。自今已后勿使如此。’”[6]但是由于“递相效仿，浸成风俗”，其收效甚微，最终至神龙末，幂䍦始绝。[7]帷帽成为唐代女子出行时的时尚之物。

图1《明皇幸蜀图》（局部）

图2 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出土骑马女俑 

图3《清明上河图》（局部）

沈从文先生认为：“有属于硬胎笠帽下垂网帘的，应即帷帽。”[8]在现存的唐代图像中，如李昭道《明皇幸蜀图》（图1）中的骑马女子和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出土骑马女俑（图2）头上所戴之物即是帷帽。宋人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展现了宋代繁华的汴京都市，虽然画卷中出现的女子人数寥寥无几，但是我们也可以见到这种唐代服饰的遗风——女子骑驴头戴帷帽出行的形象（图3）。

虽然帷帽和“盖头”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唐、宋女子出行时使用首服帷帽和“盖头”的初衷却截然相反。首先，由于唐代思想进步，社会风尚多变，女子外出时使用帷帽是为了摆脱封建礼教束缚所做的大胆尝试；然而宋代崇尚理学，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通过制定“家规”“家训”等措施，对女子礼教的宣传不遗余力。但是由于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的进一步壮大，社会风尚也随之变化。有宋一代，“盖头”取代了帷帽的地位，它不仅是女子外出时所使用的首服，也是女子日常生活中（诸如婚礼、葬礼）普遍使用的服饰之一，其形制及佩戴方式、用途进一步扩大。二、“盖头”的形制及佩戴方式

 图4《货郎图》（局部）

图5《耕织图》（局部） 

图6《清明上河图》（局部）

图7 江苏泰州森森庄宋墓出土木俑贵妇（局部）

首先，我们参看李嵩《货郎图》（图4）、宋佚名《耕织图》（图5）中的村妇、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骑驴女子（图6）及江苏泰州森森庄宋墓出土的木俑贵妇（图7），她们头上所戴的首服均是“盖头”。其形制基本相同，均是把布帛缝制成风兜状，其样式类似风帽，下缀帽裙，佩戴时直接套在头顶，露出脸面，帽裙披搭于背后，下不及腰。图像中的“盖头”形象与文献的记载相一致。由于“盖头”在宋代女子首服中普遍使用，间接的刺激了宋代其它艺术形式在创作中对女子首服“盖头”的借鉴。如宋代湖田窑观音像（图8），活脱脱地就像一位头戴“盖头”的宋代女子，佛教中的世俗化色彩大大加强。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余光仁先生说：“宋代湖田窑观音像头部特殊配饰显然亦有这种宋代妇女普遍流行的盖头装饰的特点。宋代女子盖头也成为判断此尊观音像烧造年代的一个佐证。”[9]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宋佚名《水月观音图》（图9）和四川博物院藏宋佚名《柳枝观音像》（图10）中的观音首服造型的来源也是宋代女子首服“盖头”。

图8 宋代湖田窑观音像

图9《水月观音图》（局部）

图10《柳枝观音像》（局部）

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永徽之后用帷帽，后又戴皂罗，方五尺，亦谓之幞头，今曰盖头。”[10]宋代的一尺大约合今31.68cm，“盖头”方五尺，大约为158.4cm,其边长约为79.2cm。根据文献与图像互证，我们可知，“盖头”的帽裙披搭于背后的尺寸长度，大致在腰部位置，符合文献中“方五尺”的记载。

笔者认为，高承所说的“幞头，今曰盖头”，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看待，有些语义含糊不清。幞头的形制在宋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折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11]可见在宋代，幞头与“盖头”的形制差别很大。很多学者根据宋高承的此条文献将幞头认为就是“盖头”，实属误会。[12] 

由于宋代画家以高超的技艺，非常写实的描绘了“盖头”的造型，所以笔者根据图像中所呈现出的信息，进一步发现其佩戴方式具有多样化，并不是重复单一的（婚礼时所使用的“盖头”佩戴方式除外，笔者将在下文论述）。江苏泰州森森庄宋墓出土木俑贵妇（图7）所戴“盖头”的帽裙下摆制成圆形，下垂至腰部以上，帽裙的下端被割开，形成两个披肩状，下端制成尖角，自然下垂。如果我们把李嵩《货郎图》（图4）中的两位村妇所戴的“盖头”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其佩戴方式也是不同的。左侧一人所戴“盖头”包住了前额的发髻，在耳部位置用绦带结扎起来。倘若要想更清楚地看到绦带结扎后“盖头”的具体造型是什么样？可参看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李嵩的另一幅《货郎图》（图11）中的女子形象，清楚地显示出这种“盖头”的佩戴方式确实是用绦带结扎，并且结扎后的绦带两脚自然下垂；右侧一人所戴碎花“盖头”并没有把前额发髻罩住，前面发髻上所斜插的梳子发饰清晰可见，帽裙披搭于后背，自然垂下，并无结扎，其与宋佚名《耕织图》（图5）中的农妇所使用的“盖头”佩戴方式相同。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图6）中的女子头上所戴之物也应是“盖头”,女子前额发髻上的发饰清晰可见，只是“盖头”的佩戴方式不同罢了。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妓女旧日多乘驴，宣、政间惟乘马，披凉衫，将盖头背系冠子上。”[13]他又为我们多提供了一种“盖头”的佩戴方式。由此可见，“盖头”在宋代的形制基本相同，但佩戴方式是多样的，它在宋代女子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言：“‘盖头’确实是宋代女子普遍流行的头上应用物。”[14]

三、“盖头”的用途

由上文我们可知，从上层贵妇到下层妇女，“盖头”在宋代各个阶层的女子首服中普遍使用。上文中我们讨论了宋代女子首服“盖头”的源起、形制及佩戴方式等相关问题，一目了然。除此之外，“盖头”的用途在宋代女子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多样的。限于篇幅，笔者主要探讨宋代女子首服“盖头”三种“礼制”视域下的用途，即出门蔽面、婚礼、丧礼。

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进一步融合，逐渐完成世俗化。宋人崇尚理学，为了巩固儒家利益和伦理教化的至高无上地位，整个社会对女子礼教的宣传不遗余力。长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女子习俗中，流传着蔽面的传统，无论是“金华紫罗面衣”[15]还是“皂縠幪首”[16]，其都与社会的礼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宋代而言，宋代女子首服“盖头”也是作为“礼”范畴内的首服。如司马光《居家杂仪》记载：“妇女有故身出，必拥蔽其面（盖头）。男子夜行以烛。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17]宋代的女子首服“盖头”多用于室外，室内通常不戴，如洪迈在《夷坚支景》卷八中记载：“安定郡王赵德麟，建炎初自京师挈家东下，抵泗州北城，于驿邸憩宿。薄晚，乎索熟水，即有妾应声捧杯以进，而用紫盖头覆其首，赵曰：‘汝辈既在室中，何必如是？’”[18]

除此之外，有宋一代，新娘出嫁，也使用盖头蒙面。[19]“这是具有特定含义的盖头，与妇女平时室外戴的盖头存在差别”[20]，其佩戴方式与上文中提到的不同，它覆盖住整个脸部，长度大致在腰部位置。1975年，江西鄱阳县磨刀石公社殷家大队发掘了南宋洪子成夫妇合葬墓，[21]其中出土一件头戴“盖头”的戏瓷俑（图12），此女瓷俑头戴“盖头”，在宋代南戏表演中扮演结婚女子的角色。因为在宋代南戏剧本中，男女爱情故事占有很大比重，[22]我们从宋人津津乐道的南戏剧本《张协状元》中就可以看出此类爱情题材的端倪。如《张协状元》第五十三出唱道：“【幽花子】盖头试待都揭起。（贴）春胜也不须留住。（合）天生缘分克定，好一对夫妻。”[23]

伴随着宋代坊市制度的逐渐废除，商品经济贸易发达，“每一交易，动即千万”[24],一种崭新的物质文化生活出现，一个新兴的商业社会已经在宋代初露端倪。这种城市商品经济的极具繁荣，催生了宋代女子服饰的奢侈攀比之风，大婚时女子所使用的“盖头”的奢华程度不言而喻。如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临安婚礼前三日：“男家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花粉盝、洗项、画彩钱果之类。”[25]高春明先生认为此处的“催妆盖头”应为红帛。徐美云也说：“从后晋到元朝，盖头在民间流行，并成为新娘不可缺少的喜庆装饰。为了表示喜庆，盖头都选用红色的。”[26]由此我们可知，宋代婚礼中所使用的“盖头”应为红色，正好与新娘身上所穿的乾红大袖团花霞帔相匹配。到了大婚当日，新娘迎娶到新郎家，二人并立堂前，新郎“以称或用机杼挑盖头，方露花容，参拜堂次诸家神及家庙”[27]。在宋元十分流行的小说话本中，也有与其相关的文献记载，如在《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中记载：“这小夫人着销金乾红大袖团花霞帔，销金盖头……小夫人揭起盖头，看见员外鬚眉皓白……花烛夜过了，心下不悦。”[28]这种宋代民间结婚时所使用“盖头”的风俗进一步影响到高墙深院中的皇族宗亲，如《宋史•礼志》记载：“诸王纳妃。宋朝之制……锦绣绫罗三百匹，果槃、花粉、花幂（花罗“盖头”）……”[29]当然，诸王纳妃所使用的奢华“盖头”与民间结婚时所使用的不能同日而语。宋代以后，女子出嫁戴“盖头”的风俗一直延续不衰，有清一代，上升为礼制规范。[30]

图13 山西长治故漳村宋墓东壁北部壁龛的壁画

图14 临夏祁家庄宋代砖雕

此外，宋元小说话本《快嘴李翠莲记》记载：“沙板棺材罗木底，公婆与我烧钱纸。小姑姆姆戴盖头，伯伯替我做孝子。”[31]吕祖谦《吕氏家范》记载：“妇人皆盖头。至影堂前。置柩于床，北首。”[32]由文献记载可知，“盖头”在宋代的丧礼中也有应用，但是此处的“盖头”不同于女子在室外和婚礼时所使用的，而是具有特别的颜色和材质的规定。根据《宋史》中有关凶礼的“服纪”规定：“高宗时期御朝浅素，孝宗时出现了白布幞头、白布袍、白绫衬衫，光宗在此基础上又规定士庶于本家素服。”[33]所以笔者认为，宋代女子在丧礼中所使用的“盖头”应是白色，粗布材质。[34]宋代的岭南地区地处位置偏远，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较小，所以当宋代北方人看到此地区女子头戴白色的“盖头”时，遂讶曰：“南瘴疾杀人，殆比屋制服者欤？……当闻昔人有诗云：‘萧鼓不分忧乐事，衣冠难辨吉凶人。’”[35]在周煇《清波杂志》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广南黎洞，非亲丧亦顶白巾，妇人以白布巾缠头。”[36]如山西长治故漳村宋墓东壁北部壁龛的壁画（图13）中，即有一女子头戴“盖头”，身穿圆领白色长袍的形象。临夏祁家庄宋代砖雕墓（图14）中也有一女子头戴“盖头”，身穿长裙，外罩褙子的形象。这一类题材被考古人员称为“吊孝图”，这些身穿丧服的哀悼女子似乎是对哭丧场景的反映。但目前考古报告中把女子头上所戴之物称为“孝巾”[37]，笔者认为有误，其应为“盖头”，因为“孝巾”一词最早出现在后世明代人的文献记载中，宋代并无此称呼。

综上所述，宋代女子“盖头”的用途被宋人在现实生活中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结语

“素脸红眉，时揭盖头微见”[38]，由于宋代思想观念与风俗之变，由唐代女子首服帷帽演变而来的“盖头”成为了宋代女子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首服。有宋一代，“盖头”的形制及佩戴方式、用途特征鲜明，体现出宋代理学思想对女子服饰的普遍影响。此外，在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宋代女子首服处于中国古代女子首服承前启后的转折阶段，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它不仅使“盖头”成为了女子群体中普遍使用的首服，也为后世女子首服式样的创新奠定了基础。从某种角度说，今天，我们看到中式婚礼中的女子头戴典雅或乡村中的妇女头戴质朴的“盖头”形象，实际上在宋代女子的首服中已见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