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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王岳川：21世纪国学与美学的文化自信（一）

时间：2024-07-17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14 分享：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时胜勋：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

时胜勋（以下简称“时”）：王老师您好，您是当代美学界卓有建树的学者，在国学、中国美学、文艺美学、书法美学、西方美学等领域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著作达50余部，总字数近千万言。《中国镜像》《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大学〉〈中庸〉讲演录》《王岳川品大学中庸》《君子之道》《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中国文艺美学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译著）《文艺现象学》（译著）《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当代西方美学主潮》《书法艺术美学》《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主编）《中国书法文化精神》《美丽书法》《中国书法美学史》等，在国学界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次受《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执行主编刘剑教授的委托，特邀您做一期专访，就您的学术研究和当前美学问题向您请教。

一、美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与生命体验

时：您作为美学家，可谓毕生在研究美，体验美，传播美，坚守美。您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大学时代就参与编写《美学辞典》，从事美学研究40多年，曾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您是如何走上国学和美学研究的道路的？是什么激发您投身学术和美学研究？您有哪些治学的经验和方法，您对自己是如何定位的？

王岳川（以下简称王）：一生与国学和美学结缘是幸福的。这使我明白了：最明亮之处，眼睛难以直视，最幽暗之处，眼睛难以洞悉。前者是太阳，后者或许是人心。我们只能引来金色的阳光，点亮幽暗的人心，承诺人心由幽暗走向明亮的可能性。

1977年冬，我参加了十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当时重点大学的录取率不到万分之一，中文系国学最热门，而国际关系、财经、法律等，都不如“文史哲”热。大学四年心定神闲地念书，长期三点成一线地生活：图书馆—教室—寝室。在大学图书馆，我潜心阅读4年的馆藏善本书，抄录的国学学术卡片有几万张。每日十几个小时昏天黑地狂读国学经史子集，其后写成一篇长达9万字的学位论文《杜甫诗歌意境美》，同时参加了王世德教授主编的《美学辞典》的撰写出版工作，承担其中“书法美学”全部词条大约2万字的严谨的辞书撰写工作，夯实了大学期间国学美学的学术根基。

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1984年我到北大哲学系进修学习一年。1985年考进了北大中文系文艺美学方向。凡事有道，读书亦有道。于是慢慢摸索读书门径：泛读，精读，读经典，读对经典的阐释和论战，读善本，读善本提要，补“小学”（文字训诂），补史（史识、史料、正史）；从疑处疑，也从不疑处疑。

1988年留校执教于中文系，我认为学者应会通中西，知古鉴今，花了一年时间翻译英文版《文艺现象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万字书稿之后，还出版了一部30万字的《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其后，翻译出版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撰写出版《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岳川《艺术本体论》

学术上我坚持“学无古今，学无中西”的理念，坚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义理”主要是指哲学入思方面，“辞章”大抵指语言修辞运用方面，“考据”则侧重对考古学最新材料的运用和文献学修养的根基。不论国学或者西学，阅读原典时最重要的是不能停滞在语言表面。道家讲“得意忘言”“君之所得者，糟粕而已”——将语言当作思想留下的糟粕，就是要人善于发现文字背后的东西。文字一旦写出来就成了凝滞的，但写作者的思想却像水一样流动，文字只是他思想所及之处掀起的一道波纹。解读者的心思也应当是灵动的，需要追寻的是那道倏忽划过的思想的亮光，从文字止步之处开始。

在北大治学40年，我写作出版了50多部国学和中西方文论、美学研究的学术著作，总字数近1000万言。在经年累月的苦读和写作中，我深切体认到，应从人类文化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坐标轴上，反思中国形象和人类文化走向。我在2003年出版的《发现东方》一书中申说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在其后出版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大国文化复兴》等著作中，重申在全球性的学术平台上“东方声音”不应被淹没，而应发出中国的声音。我在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重铸身份”；在艺术美学上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

在我看来，做学问没有古尊今卑之分，也没有先人圣贤后人平庸之说，而是“黄泉路上无老少，学问途中无先后”，重要的是在滚滚红尘中童心尚存。做学问贵在“悟”，苦读数载，却往往于一念之间得以开悟，突然醒悟了求学之道，从而到达一个融会贯通的新境界。有人皓首穷经也许都等不来这种灵光闪现，有人也许尚在少年却早已经心得颇深。这种对比想来是有些残酷的，就像人的性命无常，从来不肯因为年龄长幼而去宽赦那些命运中早就注定的东西一样。

二、价值立场与学者中国身份认同

时：在您的学术历程当中，有哪些学者或哪些著作对您影响最大？您觉得这些学者或著作的哪些方面最能吸引您？这些学者或著作对今天的学术研究有何启示意义？

王：在东方思想的历史遗产中，孔子老子的思想具有重要地位。我很早开始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道德经》着手研究。孔子的思想启迪意义大抵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改塑，使得仁人君子理想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二是孔子的清贫自守、忧道不忧贫、责己宽人、重义轻利思想，对抵制当代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三是孔子对东西方文化有不可忽略不可抹杀的影响，并历久弥新。四是孔子及儒家思想17世纪传入欧洲，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许多思想家都受到过孔子思想的影响。孔子一生的政治追求是完整的人格内修之“仁”和社会秩序之“礼”的统一，在他那里，最高的人生境界是“闻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而最有效的思想启迪方式是“论难”与“答疑”。他的思想的博大与朴实、内在与超越，使其呈现为一位智慧长者的形象，并在睿智而超迈地揭示人生乃至人类面对的“同一谜底”中，使历史长河中一切意识形态化的“孔教”的“造神”悄然剥落，于斯可以还孔子本来的精神气质。由是，我读其书而想见其人其事其论其思，进而对太史公的评价深有共鸣之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诚哉斯言！

老子的思想不仅是中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思想。老子的思想智慧，不仅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外儒内道”、刚柔相济的观念，制约着中国文人的心理张力结构，规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自身的完善。他的思想不仅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诗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教育、法律、经济、逻辑学、心理学和宗教方面，同样具有不可忽略的思想意义。老子的思想在当前全球的消费主义和数字化复制浪潮中具有重要的警世意义，在生态失衡、生存竞争背景下的技术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问题面前，老子无疑是一种警世之钟，告诉人们以智能之思看生命之道、社会之道和宇宙之道。老子见素抱朴的思想智能，并不会随时代的飘逝而消亡，他那禀道之思和大慧之言，将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纪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全新的影响和启迪。

在北大我受宗白华、季羡林等学者影响较大。我1984年在北大哲学系做青年教师访学时，多次拜访请教宗白华先生。宗先生长久不说话，最后说了两句警彻的话：“1930年代民国时期，我们是开窗，让欧风美雨吹进来。现在到了1980年代，我们应该开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宗先生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具有前瞻意义的。实际上，宗白华是一位“体验”美学家，一位“散步”哲学家。这“体验”的沉醉和“散步”的自由，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位美学老人怎样在历史的断层中锲进了自己的独立人格精神之美，也可以反观百年历史怎样以苦难磨炼着诗性哲人的灵和肉。他不是一个在纯审美中乐而忘返的感受者，而是一个追寻生命意义的精神漫游者，一个以有限生命寻求无限境界的行吟者。我们只有走近历史，才能看到这位散步哲人的心灵撕裂感；我们只有真真切切走进他的心灵世界，才能测量出我们与他的真正距离。

季羡林是北大著名教授，长期致力于东方文化研究，他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类智慧，创新东方新思维。季羡林先生提出新世纪中国文化应该“送出去”：“我在国外待了很多年，西方人看不上中国文化，我们就送，白送还要送，还要坚持送，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送不可。”我很受启发，后来出版了一本书《文化输出》，提出在大国崛起时，国家应可持续地不断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坚持“文化输出”。一个大国目睹周边的一些国家侮辱妖魔化你，颠倒黑白黑化你，如果不作为就是犯罪。我们有责任把正面的中国形象展示出去，把中国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禅宗思想高度展现出去，让世界看看中华民族是个爱和平，爱人类，反对战争的优秀民族。我还为季老选编四卷本《季羡林学术精粹》并撰写出版了《季羡林评传》，深切感受到季羡林先生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

以前住在北大中关园，与院内张岱年先生、汤一介先生、张世英先生等朝夕见面，拜访求教，获益良多。

王岳川《文化输出》

三、文艺美学专业阔度与大美雅正追求

时：您是文艺美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在北大研读文艺美学，又长达30多年教授文艺美学，出版《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文艺美学与当代中国思想》《当代西方美学主潮》《艺术本体论》《西方艺术精神》《哲性诗学》《书法艺术美学》《饮之太和：书法美学境界》《美丽书法》等重要美学著作。您认为美学在中国的价值意义何在？文艺美学的学科实质是什么？有人说文艺美学学科不合法或者过时了，不能指导和引领现实了，您认为文艺美学对今天的美学研究和文艺研究有何新的启示？

王：美学热在整个20世纪有三次，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第二次是五六十年代，第三次就是1980年代的全民“美学热”。在我看来，“美学热”不仅是理论的自我苏生，而且是被压抑的感性生命解放的勃发形式。当思想解放以美学热的方式表征出来时，美学实际上成为当代新生命意识存在的浪漫诗意化的表达——对人自身感性存在意义的空前珍视和浪漫化想象。人的理性化和感性诗意化整合，人的主体的无穷膨胀和主体精神的高度伸张，这一切铸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精神内核。美学成为思想解放、价值重估、意义伸展的别名，甚至成为全民心灵狂欢的当代“仪式”。

文艺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胡经之教授1980年提出创立“文艺美学”学派和学科，其后1982年在北京大学开始招收文艺美学硕士，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文艺美学丛刊和丛书专著，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艺美学流派。北大中文系文艺美学在全国影响甚大，文艺美学学科成为中国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二级学科。我和文论室同仁长期持续在北京大学招收文艺美学博士硕士达百人之多，开设《文艺美学》《书法美学》《中外文艺美学研究》等博士专业课。后来山东大学还成立了“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我坚持认为，由北大创立的文艺美学学派应该在北大中文系进一步拓展，在全国播撒。美学是人学，是人的审美精神现象学。文艺美学姓“美”，其中国身份、中国立场、中国经验、中国美学价值关怀，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美学重镇。文艺美学应该理直气壮地呼唤美，弘扬美，倡导美，抵制丑，呼唤中国美学美育的盛世。

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文艺美学面对新的问题、新的重点和难点。由20世纪80年代感性审美的沉醉，进入了1990年代世俗欲望的狂欢。本体的消解和方法的解构，使得美学成为“反美学”，“泛审美文化”使纯美学成为价值空场。反美学终于使美学丧失了纯粹诗意而蜕变为一种“文化工业”时代的现世纯肉身性的世俗性言说。于是，如何从审美发生学上阐释生命存在与艺术形式的同型同构关系？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对审美对象、审美主体、审美文本、审美关系产生了怎样的错位和转换？后殖民时代的克隆技术和跨国经济对市场化全球化时代中的文艺审美形态有怎样的形态重塑和精神消解功能？文艺美学应当怎样从新世纪中国文艺价值重建、精神定位、人格塑造等本土性问题出发，进行新时代的思想和精神唤醒？这些无疑都是新世纪中国文艺美学不能回避的问题，需要学者们进行艰苦的思想探索。不妨说，文艺美学作为一个中国学派学科创立之后，需要付出更大的心力，才能使既有的成绩得以巩固和发扬，否则，前景似未可乐观。

我仍然坚信，在反艺术和反美学的“后”时代，文艺美学仍有其不可取代的存在价值，真正的文艺仍然是一种灵魂唤醒的本真生命活动，是人的寻求生命意义和自我审美生成的过程。只有在艺术本体与人的本体紧密相连之处，文艺美学才有可能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中真正寻找到自己的思想地基，才会有新世纪东学西渐式的理论播撒和学术辉煌。

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

时：文艺美学的对象广泛，包括文学艺术门类众多。您在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长期践行。我想知道，在当代如何进入文艺的美或者审美精神呢？

王：文艺美学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规律，其领域包括广阔的文学和艺术领域——诗歌、散文、戏剧、音乐、书法、绘画等。我认为，研究文艺美学不能做泛泛的空头理论家，而要做技进乎道的艺术践行者，必须深入各门艺术领域才能真切体验到艺术美。

我在《中国镜像》《诗·言·道》《目击道存》《艺术本体论》等著作中强调：在当代世俗化浪潮中，文学的诗意审美越来越稀缺，全面阅读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很多人读的写的都是消费性轻松的文字。那种家园式的、终极追求式的、有着诗意的高迈和升华感的文章已经很少见。诗的精神消逝了，世界成了一个打油诗、下半身诗的平面。“散文时代”则进一步消解了诗歌的形而上和小说的虚构，把它们变成了一种现实，变成了对当下境遇的描述。散文在这个层面上承袭了诗意散落的碎片，整合了现代人的感伤，加上市场的炒卖，这是散文时代的景观。散文时代消逝之后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传记时代”。基本倾向是作家们热衷于用半自传体写作，渴望写各种欲望。甚至许多传记都将重新用新历史的形式改写历史，包括重新写秦桧、严嵩、周作人等。历史中的白脸与红脸也许将在这种新历史书写中角色互换，对历史书写成了翻案的新历史。这个时代急切需要有良知的批评家的加入，需要批评家新尺度的建立。否则这个时代将变成一个尺度散漫的时代，一个私人传记和窥视欲成灾的时代。

中国绘画审美精神重山水。山水艺术源于中国山水哲学。儒家孔子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说，还有“水有九德”，而道家庄子对山水也很重视，山水不再是与人不相干的自然山水，山水成为人可居、可游、可卧之处。中国山水画其本质在于“山水在说”——说人类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说人间诗意可居、可游、可卧地栖居，说东方山水的哲学意蕴和人间情怀，说今日山水生态美学的何去何从。山是有神的，大山水画离不开“正大气象”！水墨画最能体现中国哲学之道。水墨将大自然天地万物五彩缤纷姹紫嫣红的各种色彩，做减法—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到最后“损之又损”为“一”——黑色。这种黑色在老子《道德经》中称之为“玄”、玄色，“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音乐的审美精神是生命的自然流露，艺术需要亲历沉醉。我一生喜欢钢琴和二胡，下过诸多功夫。2012年我与著名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受邀担任中央电视台“CCTV民族器乐大赛”二胡专业组的电视预赛和决赛评委，在决赛现场与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于红梅、陈耀星、陈军、周维、姜克美、王晓南、朱昌耀等讨论评比细则，并担纲央视二胡专业组评委。2013年3月4日，我受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于红梅教授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全国“首届胡琴艺术节”作题为《中国音乐文化的美丽精神》讲座。讲座结束后，同邓建栋教授、田再励教授、周钰教授等亲切交流。2014年，受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宋飞教授邀请，我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文化与音乐》讲座并与宋飞对话。讲座结束后受宋飞教授邀请，我现场演奏《二泉映月》。我与著名音乐家朱哲琴、何训田成为多年的朋友，与作曲家瞿小松在中国音乐学院演出厅演讲对话，与作曲家叶小纲、刘索拉、作词家阎肃在北京电视台做文化音乐前沿对话……通过与顶尖级的音乐家们深度交流，提升了我在北大给博士生开设《文艺美学》课程的教学层次，并体悟到孔子人格在音乐中完成—“成于乐”的音乐践行意义。

北大是中国百年二胡美学史的重要开端。1917年，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后，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成立“北大音乐研究会”“北大书法研究会”等，均聘名家担任导师。1922年，刘天华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导师。1922年10月，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改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成为近代第一所音乐教育高等学校音乐学院。由蔡元培校长兼任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原北大音乐研究会的导师们被聘为音乐传习所教师，聘任28岁的刘天华教二胡、琵琶。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二胡列入高级音乐学校的教育科目的肇始。我认为，刘天华全力推广二胡等传统乐器，创作出10首著名二胡曲，使更多国人了解并欣赏二胡的魅力。从北大走出来的刘天华，是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二胡鼻祖。

王岳川《西方艺术精神》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艺术学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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