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书的《明清卷》由牟晓林博士完成，晓林本科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是陶瓷史方面的专题研究，尤其对明清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因此，晓林对于明清时期陶瓷造型特点和艺术特色的总结与论述还是较准确和到位的。

一、明代面对世界的古雅与多元

明代对于当时的陶瓷界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在景德镇设立官窑。明代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明太祖倡导戒奢崇俭的风气，要求祭祀礼仪一切从简，明代祭祀合天、地二坛，合祭共奉，一切祭器皆用瓷制。据《明实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洪武二年朱元璋规定，今后“凡祭器皆用瓷”，至此，以瓷质祭礼器祭祀逐渐定型并一直沿用至清末。皇家官窑的陶瓷造型想来是时代的标杆，并会影响到民间，因此关注皇家官窑礼器的制作非常重要。明代瓷质祭礼器主要有尊、簋、簠、盨、笾、豆、盏、爵、碗、盘等造型，如太庙正殿五筵即牺尊、象尊、（陶）爵、簋、豆、盏。其中，瓷爵还大体保留了三代礼器的形制。爵，除爵之外，簠、簋、笾、豆等是明代常见的祭礼器造型，因此，明代宫廷瓷器的造型类似宋代宫廷瓷器的造型，具有古意。

明代的陶瓷造型一方面有来自宫廷的礼器，还有来自各窑口的创新，明以前的中国瓷器可以说是以素瓷为主。虽然早在宋代磁州窑等窑口就开始生产铁锈花、黑底剔花等彩瓷，元代的青花又使中国的彩绘瓷更上一层楼，但一方面这些彩绘瓷颜色品种单一，前者是以黑白为主，后者则是以青白为主。另外，这些彩绘瓷都不是当时陶瓷发展中的主流，虽然在民间得到广泛的认同，但却不受当时的宫廷和文人士大夫及上层贵族阶层的认同。到明代以后，中国的陶瓷可以说是由一个以生产素瓷占主流的时代，进入到了一个以生产彩绘瓷占主流的时代。尤其是景德镇，在青花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三彩瓷、红绿彩瓷、金彩瓷、斗彩瓷、五彩瓷等。装饰的纹样、表现的主题、绘制的手段、工艺制作的工具和材料等都空前的丰富。进而带动了国内外许多地方的青花瓷的生产，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制瓷中心，而景德镇又是中国的制瓷中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文人审美生活的追求，明代的瓷器造型比起以往的朝代更加丰富，同时也充满雅趣。常见的日用器皿有各种瓶尊、碗盏、盘碟、壶罐、缸敦、簏盒、鼎炉、杂具等，其中敦为各式坐敦，景德镇俗语又称“凉敦”，是当时讲究人家夏天坐的凳子；簏盒则是用瓷做成的各种胭脂盒、粉盒、印泥盒、颜料盒等；鼎炉，原为古代早期的炊具和盛器，后发展为礼器或陈设器，其中的香炉也常用于焚香；杂具，多为玩物或书房中的陈设品，其中有围棋、别棋、屏风、帽筒、笔架、笔筒、砚滴、砚台、笔管、笔洗等，除此之外还有专供祭祀用的祭器。从这些当时流行的器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陶瓷产品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备日常用品和文化用品。

明代陶瓷器型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面向世界的外来因素。尽管从唐代开始，中国的瓷器就在欧亚非旧大陆上贸易和流通，但在这之前，并未踏进美洲大陆和大洋洲群岛，在欧亚非大陆，路途的遥远导致中国的瓷器从未真正满足过当地人的需求。但自15世纪末到16世纪，这一切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这一改变是由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开始的。1497年圣诞节前夕，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终于闯出了惊涛骇浪的海域，绕过了好望角驶进了西印度洋的非洲海岸。1498年5月20日他们到达印度南部大商港卡利卡特。这意味着其只要穿过马六甲海峡就可以进入中国南海，直接登陆中国进行贸易。这也意味着中国和欧洲遥遥相望的历史结束了，这两个强劲地区的人们终于可以面对面交流和贸易了。

也就是在大约1500年至1800年间，世界各地区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从而把人们带入了世界近代历史的早期阶段。欧洲的商人利用这些新航路的便利创立了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农产品、手工业品以及其他各种商品，包括瓷器都可以到达遥远的异地市场。从1500年至1800年的欧洲人虽然征服了菲律宾和许多印度尼西亚岛屿，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最多利益，但这绝不能证明他们是近代早期世界事务的主宰者。因为面对强大的政权，如中国、印度、西南亚和安纳托利亚，甚至岛国日本，他们都毫无威慑力可言。但无论如何，欧洲人“终于将马可·波罗所形容的富饶中国，以及那里数不清的新奇事物，拉到唾手可及的近距离内”。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也在探索着更广阔的世界，然而只有欧洲人把东、西半球和大洋洲的土地与人民联系在一起，是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平衡。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第一次通过海路到达了充满幻想的远东，打通了海路，为东西方大规模贸易做好了准备。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海峡后，随即开拓东南亚市场及与中国的贸易。1513年，葡萄牙人最先来到中国，在广州附近上岸。1517年，西方的8艘船抵达位于澳门东南面的圣约翰岛，开始了与中国的贸易。从此，中国的瓷器开始输往欧洲。1587年，葡萄牙东印度公司成立；1600年，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应许下，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紧接着，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成立。随后，丹麦、奥地利以及法国的东印度公司相继成立。瑞典东印度公司稍晚一些，于1731年成立。1602年，荷兰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并以其为跳板到中国购买和贩运瓷器。当时的欧洲，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海上贸易争霸，各国都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52年，荷兰占领台湾，取代葡萄牙人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海上贸易战争对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应该有一定影响，但荷兰人随即成为景德镇瓷器的最大买主。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使中国瓷器得以大量出口，以满足当时欧洲市场对中国陶瓷的需要。

当时的中国陶工已经能按照欧洲客商的要求，生产适应欧洲社会日常生活需要的陶瓷器型。明代销往欧洲的瓷器中种类最多的是餐具、茶具和咖啡具三大类日用瓷器。由于生活习惯和使用方式的不同，欧洲客商不得不对订制瓷器的器型、尺寸和装饰纹样以图样和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至于一些件数较多的成套餐具，则更配有调味瓶、盛冰桶、烛台、草莓碗、生果碟或篮、餐桌中央的摆设及其他圆形或椭圆形的餐碟。这些来样定制的外销瓷，极大地丰富了明代的陶瓷造型及陶瓷的装饰艺术。

二、清代制造业发展中的华丽与繁缛

清代在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6）执政期间，中国的陶瓷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一方面正值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中国和西方的陶瓷贸易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多的国家参与了这一贸易工作，最后包括了美洲大陆和大洋洲国家，可以说中国陶瓷的全球贸易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

另外，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也都思想开放，对西方绘画、建筑、机械均感兴趣，同时爱好文学艺术。康熙时期的中国画家焦秉贞研究欧洲透视法，曾作有名版画《耕织图》（1696年，代表着田地工程和丝绸加工之各不同阶段的图籍）46幅。其中一些图画奉康熙之命被复制在陶瓷上。统治者们对艺术及对西方科学、绘画与建筑的热爱，以及对传统伦理教化的重视影响了当时中国陶瓷艺术题材和内容的选择，也影响了其装饰手法与风格的形成。

在明代，派到景德镇的督窑官基本是不懂得陶瓷技术，也不屑于懂得陶瓷技术的宦官。而在清代，尤其是从康熙到乾隆时期的督窑官，不仅是行政官员，同时也是技术官员，如康熙时期，江西巡抚郎廷极（字柴垣），在景德镇督造瓷器（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兼职督陶7年）。郎氏对陶瓷史研究颇深且酷爱古器。郎氏督陶时，其窑称为"郎窑"。还有一位督窑官叫唐英，他能文善画，在职将近30年，先后为雍正和乾隆两朝皇帝烧制瓷器，由于他潜心钻研陶务，并且身体力行，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制瓷经验，由他主持烧制的瓷器无不精美，深受两朝皇帝的赏识，因此，乾隆年间的官窑也被人们称为“唐窑”。

瓷质祭祀礼器进入鼎盛期，最直观的体现是该时期与礼乐制度相关的典籍十分丰富，尤其是乾隆年间所绘制的两本清代典制书籍：《皇朝礼器图式》与《备物昭诚》。其中关于祭器的记载十分详实，名称、形制、色彩、用途、数量、陈设等细节皆有详细记录，当时的制瓷中心景德镇集中了十几万陶瓷工人，他们的劳作既是为了宫廷和富户的订货，也是为了出口，大量的瓷器与日俱增地向日本、朝鲜、俄罗斯、菲律宾、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直至欧洲出口。

此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和商品出口大国，当时整个世界，包括欧洲的审美都受中国影响。十八世纪的欧洲特别盛行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家具与古董。谢耐和写道：“中国的花园和建筑由于钱伯斯的缘故而在伦敦附近的丘郡颇为时髦。中国促使人们改变了自然情感，使之趋向于由浪漫潮流发展起来的方向。”成套餐具在欧洲国家受欢迎的程度与这些国家民众的饮食习惯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荷兰油画中经常描绘宴饮的场面，各色食物放在银器或瓷器中，而同时期的英国油画则更多地表现喝茶或者喝咖啡的场景。

除咖啡壶和餐具外，其他的许多日用瓷器也是依据西方的模式制造，形制却随着18世纪欧洲的潮流而改变。这些瓷器包括啤酒杯、剃须碗、牛油盘、便壶、奶油碟、生果篮、唾盂及其他器皿.如果说是元代是中国陶瓷艺术审美由雅进入俗的开始，到明清以后俗文化的审美观便开始占据主流，甚至影响到了皇室和精英阶层。尤其是清代以后，一方面市民文化在明代的基础上有所递进,而且由于城镇经济活动的进一步繁荣，各种市民的娱乐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戏曲、小说、木刻版画等进一步繁荣和多样化，推动了民间艺术形式和内容上的更快成熟；另一方面，欧美的文化艺术也随着商品进出口的互动而登陆于东南方和南方，带来了西方的充满人工矫饰的、华丽美的洛可可风格。同时，一部分文人追随古人的风气甚盛，并标榜艺术的“正宗”思想，而另一部分不得志的文人则把眼光转向民间，使自己的作品贴近民间的色彩。大量使用强烈的对比原色，追求浓艳和热闹。因此，在整个清代，市民文化、俗文化成了主流。于是，受时代的影响，制作鲜艳明快、繁缛华丽，反映世俗生活、具有教化功能的瓷器就成了清代陶瓷匠术所追求的目标。

清前期的陶瓷不仅在工艺手段上、成型方法上、装饰手法上有所创新，同时在其所表现的题材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康熙三十年之后，由于康熙皇帝广开科举，弘扬汉文化，在当时的五彩瓷及青花瓷中就出现了“状元过街”“独占鳌头”“五子登科”“连中三元”等题材的画面。儒家以父系血统为继嗣的人伦要求、中国人重视家庭延续的思想和以子嗣为承传的多子多福的习俗也表现在当时的瓷器装饰上。这一类的题材有：象征多子的“榴开百子”的石榴图案；象征多子、多福、多寿的“三多”，由石榴、佛手、桃子组成的图案；还有“望子成龙”“麒麟送子”“子孙满堂”等祈福的吉祥图案。在康熙时期的五彩瓷和青花瓷中有许多反映文人学士生活和爱好的画面，如“羲之爱鹅”“东坡爱砚”“渊明爱菊”“茂叔爱莲”“竹林七贤”“岁寒三友”“秋声赋图”“米芾拜石”等。

以儒教思想为主流的清统治者非常重视艺术的宣传和教化作用。因此，当时的统治者一方面对在明末蓬勃发展起来的民间木刻版画加以限制，同时又不惜人力、财力，建立和扶植皇家出版业，大量刊刻图书，并利用版画印刷便利的特点，绘刻印行了许多“殿版”版画作品。而这些作品也往往被表现在当时的青花瓷和五彩瓷中，

清中期，由于学术界考据风的盛行，及社会上的收藏文物热，从雍正到乾隆时期的制瓷中心——景德镇，可以说官民窑都在热衷于仿古瓷的制作，这是整个社会的复古潮流所之致。

清代不仅仿历代名瓷，也仿历代有名的工艺品，还努力仿洋，如仿西方的珐琅器等。其实仿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清中期在陶瓷艺术的表现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在这里尤其要关注的就是对西方陶瓷的学习和仿造极大的丰富了清代的陶瓷艺术的表现手法，从明中晚期以来，就不断地有欧美瓷商来景德镇定购瓷器，由于中西文化与生活习惯上的差异，瓷商们除了选购景德镇原有的瓷器品种外，还根据欧美市场和顾客的需要，要求景德镇的陶瓷艺人们根据欧美市场和顾客的需要制作了大量符合西方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的新造型和新图案。当时的督窑官唐英在其《陶成记事碑》中记载：“仿西洋雕琅象生器皿，有五供、盘、碟、瓶、盒等项，画之渲染亦仿西洋笔意”“仿西洋黄色、紫色器皿”“仿西洋红色、绿色、乌金器皿”“仿西洋珐琅画法”等等。

通过向西方学习，景德镇陶工创造出精致的粉彩瓷，包括珐琅彩、墨彩、金彩、铁红彩等，为当时的陶瓷增添了许多新的品种。同时，陶工们还向民间学习，将民间的许多吉祥纹样搬进了瓷器画面，丰富了瓷器艺术的装饰语言。

从中国唐宋以来的瓷器来看，中国传统的陶瓷美追求的是一种含蓄质朴的自然之美、古雅之美、脱俗之美。在清中期的景德镇部分仿古的高温色釉瓷器中，的确也具有这样的意境美，但这并不是清中期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主流，清中期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主流在人们的印象中还是那明丽清新的五彩瓷和华贵繁缛的粉彩瓷，这些五彩瓷和粉彩瓷的发展固然是受到了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思想的影响，但它们反映出的却是一种雕琢美、装饰美、华丽美，是一种与中国传统陶瓷古雅美完全不同的世俗美，是“俗文化”在陶瓷艺术上的充分体现。

陶瓷造型艺术一方面连接着人类的物理世界，与大自然、与制瓷原料、工具、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联；另一方面连接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与人类的宗教、文化、政治、社会秩序紧密相联；最后的终端是进入生活世界，与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贸易、传统习俗紧密相联，而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会涉及造型艺术的表现方式和风格形成的各种动因。所以它一方面表达出具有艺术性的形式美感，但另一方面又折射出人类对意义世界的追求，还表现出不同社会和文化通过贸易所进行的思想和文化的交流。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陶瓷大国，其所承载的陶瓷造型艺术的历史，不仅漫长，而且丰富。但在这之前独立而又完整地写中国陶瓷造型艺术史的专著并不多，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填补了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