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艺美术在元代有了长足进步，出现特色题材和新的工艺技法，表现于雕刻工艺、制造工艺、漆器和金银器各个品种，元代工艺美术发展和民族文化与外地工艺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为明清工艺美术繁荣奠定基础。

元代是上海工艺美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为明清上海工艺的繁荣奠定基础。上海于元时分属华亭、嘉定、上海三县，其中上海县作为后起之秀，依托港口优势，经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史载，时上海县户口在籍者有六万四千余，每年输粮有十二万余石，酒醋课税中统钞一千九百余锭。便是其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工艺美术方面在题材与工艺方面，呈现出新的特色。如出土玉雕作品题材出现秋山、幻方；工艺方面出现了立体镂雕与累丝等新的雕刻和金属工艺，这些题材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变化，共同描绘出上海地区元代工艺美术的新面貌。

>>>玉雕<<<

元人喜玉，大到建筑用件，小到乐器服饰、赏玩摆件，皆可寻见玉的身影。上海地区虽然未见以玉作建筑用件、乐器的元代遗物，但是在现存佛塔和元代墓葬中，如嘉定区法华塔、松江区西林塔、宝山区顾村朱守城夫妇合葬墓等地皆有玉制佩饰、摆件、首饰等玉器出土。这些玉器，材质涉及白玉、墨玉、水晶、玛瑙、青玉、珊瑚、青白玉、灰白玉等；种类有带钩、炉顶、玉环等；题材有人物、动物、蔬果等；工艺技巧涉及圆雕、浮雕、立体镂雕等。相较于上海地区出土的宋代玉器而言，这些玉器与其呈现明显的异同。

二者相同点体现在四方面：其一，青田石、青玉、白玉、青金石、灰白玉、水晶、玛瑙、珊瑚是二者共有的玉器材质。其二，皆有以宗教人物、动物为题材的圆雕。其三，玉佩、带饰、炉顶是二者共有的玉器种类。其四，圆雕、阴刻、剔地浮雕是二者共用的工艺技巧。不同点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元代玉器出现秋山、幻方题材。所谓秋山，是一种反映女真民族狩猎生活的艺术题材，常见表现形式有两种，分别为海东青捕捉天鹅与山林群鹿。松江区西林塔曾出土三元代秋山玉，分别为青白玉秋山饰、青玉秋山带饰、青玉秋山炉顶，即为代表。所谓幻方，是一种穆斯林的护身信物，浦东新区陆家嘴陆深家族墓地曾出土一件青玉幻方是为代表。这件幻方呈长方形，正面刻有阿拉伯文“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四角阴刻朵云纹，背面的方形凸面上，阴刻一方框，纵横 16 格，每格内填一个阿拉伯数字，纵、横、斜行的数字和均为 34。这两种题材皆为少数民族独有，是当时多民族之间交流互动的缩影。

图1 青玉幻方

其二，立体镂雕是元代玉雕作品常用的工艺技法。所谓立体镂雕，是一种多层镂空技术，将金属细线拉切与柱状钻头结合，从不同方向钻孔、拉切，器内雕琢痕迹较为清晰，不做修饰，器表抛光较好，致使表里形成鲜明反差。这种深刀立体的雕琢，不仅使作品层次丰富，而且立体感极强。这种技法是元代发展金代多层镂空技术而成，为元代雕刻技术的代表。松江区西林塔出土的 6 件炉顶，即为立体镂雕作品。其三，元代玉器出现组合用材，如玉与木、玉与铜。前者代表为宝山区顾村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白玉卧犬。该器为圆雕，镶嵌在木质压尺上，是文人赏玩之物。这种形式的文房用品宋代早已有之，但上海地区宋元玉器仅见此 1 件。后者代表为松江区圆应塔地宫出土的青田石观音菩萨像，是 1 件后配组合的造像。观音为圆雕，头戴花冠，右侧配玉瓶，下配束腰须弥座。菩萨像、宝瓶与须弥座皆被固定于鎏金铜背光之上。从当时上海县仅酒醋纳税中统钞一千九百余锭的情况来看，其民众或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消费玉器，或有大小官、私玉器作坊存在于世，所以这些玉器或出自曾经工匠之手也未可知。

>>> 石雕<<<

图2 双狮戏绣球石函

嘉定区法华塔出土的双狮戏绣球石函（图2），是这一时期出土石雕的代表作。石函函盖使用传统的剔地起凸技法，以高浮雕雕刻双狮戏球，辅以牡丹纹样，刀法遒劲爽利，阴刻毛发线条流畅，实为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石雕的代表作。

>>> 砚刻<<<

图3 嵌端石连盖长方形蓬莱仙岛澄泥砚

元代之前的砚台多以简明实用为主，而元代砚逐渐开始脱离实用束缚，发展成为一种艺术与实用兼备的工艺美术品，不仅砚形变化多样，有箕形、抄手形、长方形、圆形等；题材十分广泛，有山水、人物、花鸟、鱼虫走兽等；雕刻技法涉及以浅浮雕凸显纹样，辅以阴刻，不时穿插深刀技法。上海地区出土的元砚共两方，皆出自青浦区重固镇高家台元任仁发家族墓，分别为圆形三足歙石砚、嵌端石连盖长方形蓬莱仙岛澄泥砚（图3）。前者颇有宋砚之风，较为简明。后者题材为蓬莱仙岛，是元代砚刻中的新题材，较能代表这一时期砚刻发展情况。我国古代砚史称此为“蓬莱砚”，即刻划蓬莱仙岛的砚，砚材有澄泥、端石、洮河石、歙石等，以绿色洮河石为主。上海出土的这方蓬莱砚特点在于采用嵌入工艺，将端石嵌入砚中，是一种砚材嵌入另一种砚材的体现，在砚史上较为罕见。

>>> 织造工艺<<<

元代上海地区织造业较两宋有一定发展，主要体现在棉花种植推广与织造技术革新两方面：一方面，棉花的广泛种植，为织造提供原料。宋末元初之时，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徐汇区华泾镇）民众因土地贫瘠无法种植作物，遂于闽广寻取棉种种植棉花。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闽广）。”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此后，上海地区广种棉花，如元人陈高作桐华（棉花）诗言：“炎方有桐树，衣被代桑蚕，舍西得闲园，种之渐成行。”棉花贸易更甚，如《宝山县志》载“元至元间里人罗升创市，故名。东西三里，南北二里，出棉花、纱、布，徽商丛集，贸易甚盛。”另一方面，黄道婆带来先进的制棉工具与方法，提高了上海地区纺织技术。据《辍耕录》载，黄道婆返回乌泥泾之前，当地的织棉情况是：“初无蹋车推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绵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乌泥泾百姓织棉甚艰的原因，主要在于去除棉籽全赖手剥，可见当时织造最大的问题就是耗时耗力。这种情况自黄道婆到来之后有所改观。黄道婆为上海地区织造发展所作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改革制棉工具。黄道婆曾发明“脚踏式三锭木棉车”（T0102--13），是一种一次可纺三根纱的脚踏式织造工具。其二，传授纺织技术。首先，教授百姓如何利用先进织具纺织。陶宗仪《辍耕录》载“（黄道婆）乃教以捍弹纺织之具。”捍，即搅车，用于去籽；弹，即弹工和弹槌，用于弹松棉花；纺，即纺车；织，即织机。如前所述，在黄道婆返乡之前，乌泥泾百姓以手除籽、以线弦竹弓弹棉；至黄道婆返乡后，教百姓以铁杖捍尽棉子，以绳弦竹弓代替线弦竹弓，以及纺花用车和织布用机。其次，制定碾棉子——弹花——纺花——织布这一织棉流程，使人有所遵循。最后，传授织花技艺。陶宗仪《辍耕录》载“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擎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所谓错纱配色，是一种织造色织物的技艺。相传，海南黎族人所织棉织物，皆为色织布，需要错纱配色；所谓综浅擎花，是一种提花技艺。织造折枝、团凤、字样，一般需用提花装置，故此或为运用束综提花装置，以织造大提花织物。黄道婆将这些先进的织造工具与技术传入乌泥泾后，当地织棉如雨后春笋般勃兴，逐渐成为当时全国的植棉中心，冠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之美称；其造就的“乌泥泾被”流芳百世；其所作贡献亦为后人铭记。

>>> 雕漆<<<

上海地区出土的这一时期漆器，较宋代漆器而言，在纹样与技法方面有一定突破。以青浦区重固镇元任仁发家族墓出土的“剔红东篱采菊图圆盒”（图4）为例：就纹样而言，一改宋代漆器素面传统，而是雕有较具故事情节的《陶渊明东篱采菊图》。就技法而言，采用了剔红技法雕造。所谓剔红，是雕漆的一种，即用朱漆层层刷于漆器胎骨之上，达到一定厚度，然后以刀雕刻出花纹。由此技法雕出的《陶渊明东篱采菊图》，呈现出漆层厚实、漆质坚固、剔刻犀利、雕工线束的特点，有“刀法快利，雕法古拙”的雕漆风格，是上海地区元墓出土的为数极少且雕工精美的漆器之一。

图4 采菊东篱下雕漆盒

>>> 金银器<<<

元人尚金，不仅以衣“金锦”为傲，而且漆器亦以金彩装饰，更在帐幕、宫室、衣饰等处无不用金。因此，元代的金银器制造较前代颇为弥盛，且集中于江浙一带，尤其浙西路的银工以“精于手艺”闻名于世。今史籍可考者有 4 位，分别为朱碧山、谢君余、谢君和与唐俊卿，其中唐俊卿即松江人（今上海松江区），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松江府地区金属工艺发展水平较高。时上海县隶属松江府管辖，其金属工艺抑或较为繁盛，正德《松江府志·土产·铜器》载“府城上海皆有之，工緻精好非苏产比。”可见上海县的铜器制作尤为精良，非苏州所产能比。今松江区圆应塔、嘉定法华塔、松江区李塔出土元代铜制宗教人物像、镜子以及铜熏炉，铸工较为精良，或为上海县所造。尤其是任仁发家族墓出土的金银器，为今人呈现出当时元代金属工艺发展面貌。从考古发掘报告来看，任氏家族墓共出土金银铜器 11 件，分别为铜器 2 件、金饰件 3 件、银器 8 件，其中金银饰品共 4 件，约占总金银铜器的 36%，其余 7 件均为生活器皿，有铜镜、铜壶、银盘、银罐、银盆、银盏托、银匙。虽然金器只有 3 件，且皆为饰品，但从工艺技术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元代金属工艺情况。

图5 嵌珠石累丝金帽花

这 3 件金饰分别为嵌珠石累丝金帽花（图5）、嵌绿松石珊瑚累丝幡形金饰件以及嵌绿松石累丝金项链。这些饰品之所以冠以“累丝”，是其皆以金拉成细丝，通过编织、堆垒、焊接等制成各种图案，同时镶嵌绿松石、珍珠、青金石、红珊瑚、金珠等宝石，如此制成的首饰称为“花丝”或“累丝”。这种工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应用于妇女发饰制作之中，元代更有从事专业生产的累丝工匠。特别的是，这 3 件饰品中均运用了立体累丝工艺，这种工艺首先需要“堆灰”，即将炭研成细末；其次，以白芨草制成的黏液作为塑料，塑出立体人物、花鸟或走兽等造型；最后，将细丝累在炭模之上焊接，之后以火烧炭模殆尽，便可制出立体累丝饰物。虽今难以考证这 3 件金饰是否为上海本土所制，但前述上海地区银器制作之精闻名遐迩，故以此推之，这种累丝工艺抑或在当时金银器制作中有一定使用。

与此同时，在任仁发家族墓出土的其他金银器中，制作工艺大体涉及捶打、錾刻、焊接等，皆为常见的金银器制作方法。此外，这一时期上海地区出土的金银器，在造型方面多保留宋代特征，较为典型者有二：其一，松江区上海电视大学松江分校窖藏出土的金执荷童子耳环一对，持荷童子形象仍保留宋代特征。其二，该地出土的金松鼠噬瓜果纹簪一对，中部刻划有“余贰郎”一行三字款识，或为制作者名号，符合宋代金器上多标识制作者名号的传统。上海地区出土元代金银器皿器型大致涉及盘、壶、盆、罐等，多为生活器皿，其中出土于松江区圆应塔的银如意花结纹盒，较为精美。该件整器以捶揲工艺制成，盖面有花结组成的四如意云纹，盒子周身亦有捶揲凸起的云纹，颇具立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