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 | 宋代出土石砚简论
时间：2023-11-27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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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所见宋代石砚多为长方形，其中又以抄手砚为大宗。端砚、歙砚占有相当数量。以东南地区出土最为集中。使用者一般为官宦或殷实之家，绝大多数出自男性墓室，也有女性墓出土者。上述特点是和史载情况相一致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经济文化的兴盛和时人的生活状况。石砚因在各类质地的砚中最易保存，因而多有传世，收藏者（或机构）众，其中精品亦丰。故言砚者多以传世精品论之。然考古工作所获石砚虽精品寥寥，但有准确的出土地点和年代，实属砚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砚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已相当普及，也发现了诸多实物标本。到宋代，石砚在考古工作中多有发现。本文主要收集常见资料中的宋代出土石砚（表1），在此基础上对两宋时期石砚略作分析，以充引玉之砖。表1 本文收集宋代出土石砚一览表
本文所收80例出土宋砚中，原作者识为端砚的有23件，歙砚13件，文家冲石砚1件，紫金石砚1件，青石砚11件，其他未说石质的31件。在形制方面，以抄手砚为大宗，共35件，其中长方形抄手砚20件，平面略呈梯形的抄手砚（亦有称之为箕形抄手砚或风字形抄手砚）14件，钟形抄手砚1件。其他形制中，长方形砚17件，椭圆形或圆弧边长方形砚7件，圆形砚4件（其中2件带三足），风字砚4件，箕形砚2件，船形砚、正方形砚、琴式砚、钟形砚、腰圆形砚、双鱼形砚、荷叶形砚、不规则圆形砚各1件。另有3件形制不明。明确提及雕刻花纹者有7件，有刻字者5件。最大者长23.6厘米，最小者长8厘米，一般长度（或直径）在10-20厘米之间。
简阳东溪园艺场出土宋端石抄手砚
从以上数据看，端砚和歙砚所占比例达45%，其中端砚占29%，印证了当时端、歙等名砚已风靡天下的真实状况。抄手砚占44%，是宋代最主要的石砚形制，而且从宋初就十分流行，贯穿始终。坊间广为流传的苏东坡设计抄手砚的说法显然不是事实。在各种形制的石砚中，长方形砚和梯形砚是最多的，共52件，说明当时制砚以实用为首要目的，虽也有形制上的变化和雕刻简单花纹，但还远非主流。宋砚以中小型砚为主，同样也是注重实用的表现。在《西清砚谱》著录的宋砚中，也是以长方形为主，其中又以抄手砚为多，和出土情况也相一致。本文所收石砚中，江西18件，江苏12件，安徽10件，湖南、浙江、广东各7件，福建6件，湖北5件，河南、陕西各2件，山东、上海、四川、北京各1件。其中南方省市共74件，北方省份只有6件，尽管考古发现具有偶然性，但如此悬殊的差距还是事出有因的。南方所出集中于中东部省份。由于砚台是书写类工具，表明有宋一代，东南地区是经济文化最为发达之地，与南宋偏安一隅也不无关系。北宋范祖禹言：“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时人富弼云：“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银以至羽毛、胶漆，尽出九道（指江南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亿使之然尔！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给也”。表明当时东南地区经济的繁盛和作为国家命脉之所在的重要性。
刘景墓出土宋端石长方形抄手砚
宋代东南地区的江西、福建及两浙等地文化发达主要表现在文化普及、文化水准高和重视教育等方面。如《宋史·地理志五》在谈到福建路时说：“然多乡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宋代江南东、西路“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不仅说明江南文化繁荣之盛状，还指出了兴盛之原因。有学者对我国历代状元的地域分布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在北宋时状元分布南北基本平衡，并显示出南方的迅速崛起。南宋时南北分裂，无法类比，但南宋是南方文化在全国奠定领先地位的重要阶段当无疑问。至明清时期，状元数量南方已占绝对多数，其中又以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最为集中，文化之盛至臻矣。本文所计出土宋砚中，北宋和南宋时期数量基本相当，考虑到南宋较之北宋疆域大幅缩小的因素，石砚使用数量当更多于北宋时期。宋代出土石砚在地域分布上的特点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轨迹不谋而合，绝非偶然，也为此增加了一个注脚。80件石砚标本中，有28件明确出自合葬墓，其中只出1件的均出于男墓主墓穴中，有4件出自合葬墓中的女性墓室；其他出于单葬墓并明确有墓主的12件也都为男性，说明在宋代男子是石砚的主要使用者。《宋史》记载：三朝老臣王嗣宗于天禧五年（1021年）78岁时去世，曾“著遗戒以训子孙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经》、弓剑、笔砚置圹中。”说明当时士大夫阶层确有随葬包括砚台在内的文房四宝的风俗。个别合葬墓中的女性墓穴也出石砚，表明宋代上层女性中也不乏好舞文弄墨者，如李清照、唐婉等就是杰出代表。在宋代墓志中就多有对当时中上层妇女德行、才智的描述，其中有的才学已达到相当高深的程度。
曾巩墓出土宋端石长方形抄手砚
宋代是中国妇女地位逐渐发生变化的重要时代。在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确立以前，虽也秉承男尊女卑的观念，但对女子的约束还是相对宽松的。她们很难得到男子那样的系统教育，士人之家的女子却也能获得较好的家庭教育，女性阅读成为富裕家庭中的一种时尚。宋代社会文教发达，形成了女性阅读的社会氛围；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勃兴，导致印刷业的兴盛，使书籍普遍流通，为女性阅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在文化教育尚不普及的宋代，文化知识还是主要掌握在上层男性手中，下层男子也很难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女性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当时能识文断字的女子毕竟是少数，从石砚的出土情况也可见一斑。另外，宋代只有品官才可以立墓志铭，《政和五礼新仪》卷二百十六“葬”条：“未发前五刻击鼓为节，陈布吉凶仪仗、方相、志一（九品以下无），……”出石砚的墓葬中有部分出墓志，说明官员是使用石砚的主要群体之一。从另外一些出石砚同出买地券的墓葬分析，这些墓主虽未入仕，却也是殷实之家。政治、经济的强势决定了文化的强势，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关于端砚的面世时间，传统的观点是根据清人记载。计楠《石隐砚谈》：“东坡云，端溪石，始出于唐武德之世。”黄钦阿《端溪砚史汇参》也有相似记载：“观东坡集所云，则端溪始出于武德之世。”即唐初高祖李渊之时。但这一观点引来不少质疑。有学者认为端砚在唐以前即已面世，也有学者认为不早于中唐。端砚源于唐代是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从古人提到苏东坡集分析，其言并非毫无根据，黄钦阿“观东坡集”当非虚指。苏轼《东坡志林》中提到许敬宗砚时，感叹“真四百余年物也”，或以为计楠、黄钦阿等人的观点是据此推算出的，即便如此，也说明，端砚至少始于初唐。总之，尚无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唐以前已有端砚，关于苏轼言论的记载也不宜轻易否定。
包绶夫妇墓出土宋长方形歙砚
考古资料和传世品及诸多砚著证明了有宋一代是包括端砚在内的各类砚种、砚形大发展的时期。在我们统计的23方出土端砚中，广东、江西各6，江苏4，浙江、安徽各2，福建、四川、湖南各1，全部集中在南方地区。端砚是宋代名砚中出土数量最多的，说明当时端砚开采、使用之盛。宋代是文人品评砚台的极盛时期，也是砚谱、砚史等有关砚的记述最为丰富的时期。关于砚的早期史料主要是依靠宋人的相关记载。此时砚的出产地和砚形也显著增多，宋人米芾《砚史》即记载了20多个砚种；叶樾《端溪砚谱》记载的端砚砚形近50种；唐积《歙州砚谱》记有砚“样”40种。在本文收集的出土端砚标本中，除宋代最为流行的抄手砚外，还有船形刻花涂金砚、钟形双足砚、琴式砚、椭圆形砚及随形砚等形制，反映出当时砚形丰富的真实情况。本文统计资料中有13方歙砚，安徽4，江西、江苏各3，浙江、湖北、陕西各1，依然是主要集中出土于南方地区。关于歙砚的起始年代，也有不同说法。北宋唐积《歙州砚谱》记载：“婺源砚在唐开元中，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后数世叶氏诸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访得匠手斫为砚，由是山下始传。”既然称“温润大过端溪”，则端砚出世当早于唐开元年间，即端在前，歙在后。而据明代李日华《六砚斋笔记》“端溪未行，婺石称首，至今唐砚垂世者，龙尾也”的记载，歙砚又早于端砚。但唐积为北宋人士，其说或更可依凭。又据北宋陶谷《清异录》的记载，开元二年（713年），唐玄宗就曾赐宰相张文蔚、杨涉、薛贻“龙鳞月砚”各一方，“鳞，石纹似之；月，砚形象之，歙产也。”说明歙砚在开元初就已成为御用珍品，开采当更早。从各种记载分析，端、歙初始时间相距不远，大致都不晚于唐初。
张同之夫妻墓出土宋端石钟形砚
砚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书写工具，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与后世砚台具有相同功用的研磨器具。《玉篇残卷·石部》：“砚，字书亦研字也。”又“砚，所以研和，以研和墨，用为书字者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石部》：“砚，本义谓石滑不涩，今人研墨者曰砚，其引申之义也。”因此砚、研同理，均有研磨之意，故新石器时代用以研磨颜料的器具，无疑就是砚的源头和前身。但砚作为一种文化，则开始于汉代。汉代除了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用鹅卵石制成并辅以研石的纯实用性的古朴砚形，也有甘肃天水隗嚣宫遗址出土的盘螭盖三足石砚这样的制作精美的砚形，汉代砚由应用向兼顾审美方向发展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砚发展承上启下的阶段，其中以陶瓷砚最具特色，在石砚上着力似乎并不太多。唐代是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大发展的时期，端、歙、洮、红丝“四大名砚”之说即源于此时，其砚种、砚式奠定了后世发展的基础；文人赠砚、品砚、咏砚之风渐兴。宋代是中国砚文化发展的繁盛期，诸多文献和传世品证明了这一点，出土资料也同样支持这一结论。最后要强调一点的是，由于历年发表的考古资料既多且散，本文的统计材料并不完全，但所据均属最为常见的原始资料，因此，还是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宋代石砚的相关情况及其发展、演变的趋势。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聚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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