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子勇:关于 “手艺” 的随想_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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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韩子勇:关于 “手艺” 的随想
时间:1970-01-01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141      分享:






方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出一方方物。
方物是人、劳动与天地的合作。人类文明的千姿百态,源自劳动的千姿百态。不同文明各具特色,各有胜出,面貌迥异,在观念、制度、器物、文化、社会和心理上别具一格、多姿多彩,是不同生产、生活条件下,不同劳动方式、个性、特点缓慢积淀的历史结晶。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相似性也源于此。近代以降的全球化、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工艺、机器和产品的集中化、规模化、标准化,使劳动和劳动产品同质化。今天的人类劳动,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统一的面貌和特点,人的类本质日益明显地浮现出来。
琳琅满目的中华方物,是物化的中华劳动史,是中华劳动、中华生活、中华智慧的贡献,是中国人意志、技术、审美、文化的外化。劳动是有目的的活动,是价值的源泉。人类劳动区别于动物本能,蜜蜂精致的蜂房,来自蜜蜂内嵌的基因信息;人超越本能,在劳动中表达自由的意志。“手艺”是手工的艺术,最能体现劳动之美、创造之美、自由之美。在前工业时代,手艺是诸种劳动中的经典劳动,凝结最多技能技巧、精神观念和审美情趣,最能体现物质文明的“道成器身”。
从考古出土的文物中,可以发现、归类和阐释人类早期的文化区系和类型。这些出土物品是人类早期的物化劳动,是观念、文化、审美不断衍变、深化、传播、融合的物证,因此它们被叫作“文物”——文明流过的痕迹、遗物。
中华文明,在她成长的各个阶段,都留下精彩独特的手工艺术。几乎所有文明都经历过石器时代,在博物馆里,最先被介绍的史前文明遗存主要就是石器,人类俯拾皆石,石是使用最广泛的劳动工具,与之伴随的还有骨器、木器。“石之美者为玉”,中华先民在石头中看到了美丽的玉石,并将玉的制作推向极致,加工玉器需要巨量的、高技巧的劳动,中华先民却乐此不疲,这些玉器是一件件由手艺精心雕琢、完成的精神作品。这些旷古之工,代表从石器时代就开始的中华心意,可以说,中华民族是“衔玉而生”的。中华文明留存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这是八千年的故事,一直传承至今,以玉为中华文化取象,可也。甚至在文明分期上,也不必跟着西方考古的格式来“填空”,我们完全可以单列一格:玉器时代。

玉镂雕勾云形佩,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高6.4厘米、长13.7厘米、厚0.7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再比如陶器。中国自古就有“女娲补天”“抟土造人”的神话传说。中国人对土情深意长,金木水火土,土居其中,中国之“中”,也是天地之“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中国人以土观天下,“补天”“造人”这样的“太初有言”和“元叙述”,是由水、泥土、石头这样的“普遍之物”来完成的。人类掌握火的使用方法,发明陶器,是诸文明皆有的“一般叙事”,但中国人又一次将它推向极致,发展出绚丽的陶瓷文化,留下生动鲜明的文明形象。陶与瓷相继相盛,交相辉映,在世界诸文明中虽非独有,但最为极致,绵延不绝,影响深远,西方在很长时期以瓷观中国,观东方。
生土,火生陶,陶瓷的产生和发展与火的使用密切相关。中国古人用火最有心得,是用火的大师,得火之精髓。脱离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开始农业革命,享用熟食,煎煮烹炸蒸,饮食文化悠久繁盛。中国古代青铜器制作技艺独步天下,也与冶炼技术中对火的高超使用密切关联。
中国不仅被视为陶瓷的国度,还被视为丝绸的国度。中国人养蚕缫丝的历史最早、最久,丝绸长期风靡世界,是古典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由于丝绸贸易而兴起的丝绸之路更成为文明交流融汇的道路,绵延至今。

缂丝八仙图轴,元,纵100厘米、宽4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前工业社会,中国的手工技艺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手艺在生产、生活中代表实践能力的深化和对精致生活的追求,最能体现中国人的心灵手巧。从劳动角度看,手艺是农耕社会的复杂劳动,需要脑与手、心与手的配合。“脑”代表智慧,“心”代表情感,“手”代表劳动。“手”是“脑”与“心”的外化、物化。手艺需要严格的训练,体现人的智慧和创造。中国人讲“技”与“道”,“技”的最常解就是“技术”“手艺”,“技”“道”相联系,“技”通向“道”,体现“道”。“技可近乎道,艺可通乎神”,中国人的“技”与“道”是形神兼备,是实践美学,是生活艺术,是“形而上”“形而下”为一体。
宜兴的细陶,在陶器中虽不是最早的,但一直流传下来,成为陶器中最美、最精致、最有影响的代表性方物之一。宜兴除了陶土原料独特,更重要的是富庶的江南水乡对精致生活有较大的社会性需求,需求拉动手艺人精益求精,制作技艺臻于化境。生产的分工、分化,促进文化和社会的复杂化。中国的手艺,包括宜兴紫砂艺术,是古代农耕生活结出的果实。魏晋南北朝之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精耕细作的江南水乡有更多剩余的物产,滋染工商之气。涓涓财富细流浇灌出眼光、灵气、品位和讲究。过去,比较富裕的地方,手艺也往往比较丰富多彩、兴旺发达,生活文化的积淀也比较丰厚,成为鱼米之乡、工商之乡、手艺之乡。今天,往往也是这样的地方现代化程度最深。宜兴丁蜀镇紫砂村村民今天的生活已经完全现代化,生产生活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紫砂艺术保存了下来,并有所发展,为今天所用,这个绵延千百年的根脉没有断裂。陶艺大师们今天的手艺,是在传承和发展经典的中华劳动和文化审美。



工业



从工业革命到今天,生产力发展,社会化分工爆炸性发展,科学昌明,技术进步。在人类劳动内部,堆积、横亘着绵延万里、种类繁多的工具、机器、流水线、产业链……大大延长了劳动的链条,劳动日益简单、重复;分工协作、组织方式日益复杂;工业造物的类别、数量巨量增长,推动生产的社会化、全球化。劳动完全被工具化、社会化了,单个、零散、独力完成的生产劳动,几乎难以存在;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几乎无法劳动。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被织成一张日益繁密、庞大、无限的网。一是一切,一切是一。所有劳动都被焊接、铆牢在一起,成为须臾不离、关系复杂、无法抽脱的整体。

宜兴窑项圣思款紫砂梅花诗句杯,清初,高3.8厘米、口径6.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工业生产的特点是标准化和批量复制。一件产品和一万件产品越是毫无差别,越是代表工业生产工艺的质量和水平。巨量的生产也使人类进入消费时代,生活中弥漫、充斥着花花绿绿的一次性产品或近乎一次性的产品,改变了人与物的关系——正是这种“不惜物”的消费行为,这种“不惜物”的态度,支撑着时尚和流行。今天扔掉的东西,可能正是几十年前日思夜想而不可得的东西。从产品匮乏到奢侈浪费的转换,更像是“因果报应”。所有的物品没有用到应有的使用年限,就被丢弃、清除,“意外死亡”了。社会的物质生活、情感生活乃至记忆、思考、联系……呈现膨胀、扩张、流动、暂时、表面、浅尝辄止、一闪而过、半生不熟、生吞活剥、多变凌乱,兴奋不已而又心烦意乱的特点和气息。
我们要在这样巨大变迁的劳动、物品、消费和生活中,才有可能定义和思考手艺的根基、价值和走向。手艺和工业相对,工业从手艺中不断生长出来的过程,就是个持续的“弑父”过程。在过去,手工艺、工艺美术代表传统社会物质生活最精致的一面,有用且美,稀有非凡,不同寻常。但工业和技术的进步,使整个社会的产品、物品世界,都精致起来了。机器制造的线条、色彩、材质、工艺、功能、难度、效率……在宏观和微观、功能和美观、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都远远超过了手工,而且近乎无限量地被生产出来。手艺的空间被急剧压缩,被重新定义,但手艺不会死。人不光是生产和消费的动物,人有心,有情感、审美和精神需求,有独特的心理寄托。面对眼花缭乱的技术、物品和生活的变化,人也更加进入纪念、缅怀的时代。人向前看多远、走多快,也就能向后看多远、走多慢。人的“天眼”是前后贯通的,同时向着前后两个方向射出炯炯的光。我理解的手艺,就是在前后两个方向上找到准星,击中历史和未来,这是今天的“新手艺人”应该具备的一种视域。

宜兴窑紫砂百果壶,清,高9厘米、足距5.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手工造物和工业造物应当相互观想,各自表达,不要简单将它们对立起来或混为一谈。手艺人要思考手工造物和机器造物的区别,手艺要始终瞄准的,是机器生产的反面——机器做不到、做不了、做不好的,而这正是手艺开放、生长的土地。
玫瑰本不在园中。工业的玫瑰是玫瑰园中的玫瑰,它们本质上是一个品种,一样的形态、颜色和香味,千亩万亩,成行成片,一同盛开和衰败;而手艺的玫瑰,在天地间,在人心里,每一朵都不一样,都有独特的个性、生命和无法取代的丰富气质。如同在“小王子”的星球上,那唯一的一株玫瑰被“驯化了”,它的生活、生命和命运与“小王子”紧紧焊在了一起,这是生命、生活和艺术的本质。今天的“新手艺人”,应该看看《小王子》这本童书,在工业造物的时代,培植你自己的玫瑰——玫瑰园外的玫瑰。



乡愁



在大文明的视野中,华夏文明具有特殊的延续性,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在大部分的历史岁月里,中华民族人口最多,不断融合发展,血脉悠远清晰,慎终追远,在世界诸文明中拥有最为完善、庞大和复杂的谱牒传统。我们的族群一直生息在这片土地上,家园一直在这里,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原住民系统,培育了家族、家园、家国意识最深厚的文明,也从中滋养出天下、大一统、和合有序的文化观念。我们的文字几千年一直延续下来,今天的小孩子稍加训练,还能辨识源于殷商的甲骨文,体味到祖先最初的心思。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古代典籍,敬惜字纸,从民间到庙堂,对文化的敬重和爱惜渗透到文明体的肌肤血肉之中,而且一直以来就有晴耕雨读、耕读传家的生活理想。
我们的传统文化“多元一体”,这最大的“体”和“元”、最粗的根和脉,是农耕文明。在世界诸文明中,中国的农耕文明最辽阔、最深厚也最为典型和精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介绍国情时,还有一句经典描述:“人口多,底子薄,十亿人口,八亿农民。”中国的乡村一直是卧虎藏龙的地方,历史上的精英豪杰,几乎皆出自乡野,不管走多远、飞多高,最后也都愿意终老故里,叶落归根,与血地、祖先厮守在一起。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场景中,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最大梦想,中国正走出一条人类历史上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条路上,包括手工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转化与创新,给我们以文化的源泉和灵感,赋予我们特色、身份与个性。

紫砂壶制作工艺,高振宇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人类普遍的生命情感体验,但这种离愁别绪,在今天又景色殊异,具有特别的意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给我们以文化乡愁;八千里壮丽河山,给我们以故园之愁。在各种文明中,中国的农耕生活和农耕文化规模、面积最大;人烟、血缘、方物最稠密;历史、文明最漫长久远,也最为经典和精致。这一切的交织,积淀出独特的经验、心理,散发着经久不息的精神乡愁。特别是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人的一往无前、未来感和急切脚步,远行途中的“长亭更短亭”,心情、心理的溯源回流、深深眷恋,同时涌动和交汇,如同滔滔江河,朝着“源”和“海”两个方向奔流,同样汹涌澎湃,同样波涛滚滚。这也许是当下最为复杂、巨大和醒目的心灵景观。我觉得,从乡愁看文化、看旅游、看经济、看社会,是个很好的视域。人的需求,无非是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生理需求或许和经济、物质生产有关,庞大、重要,但并非全部;而心理的、精神文化的需要,则几乎没有止境。这两者是交汇的、渗透的、转化的,那些能同时满足两者的领域,最有发展潜力和投资价值。文旅融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要“投资乡愁”,再造一个中国人特有的家园;同时,振兴乡村、建设生态文明、传承文化、发展经济,都可以从“乡愁”中找到切口。
人的进化是算术级的,技术进步是指数级的,我们是以一个个“采集人”“狩猎人”“农耕人”的身体,一路狂奔在技术爆炸的信息社会,现代性的种种困惑、困扰、焦虑、不适和无奈,其实就存在于这样一个巨大的、难以克服的落差和悖论里。要缓解、减轻和释放这样的压力,需要更多能够满足乡愁的产品、作品、场景和服务,来对冲、平衡、调适和修复。手艺的发展、工艺的创造,要瞄准乡愁,创造转换,融入生活。



当代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代艺术的主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继承和创新是一回事。无创新便无所谓继承,无继承从何创新?真正的新人、荒路巨子,都是深谙传统又不被陈规陋习束缚的人。这是同一道题,要始终把继承和创新联系思考,加减乘除,不能割裂、对立起来。而且从根本上讲,这是实践问题,不是抽象理论。一沓的方案、设计,都不如理性、冷静又生动活泼的实践更有说服力。实践走在理论前面,实践更具有现实的、直接的力量,是实践在证伪、在修正、在探寻、在开辟前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三方会谈”之中,当代居中,气吞八荒,合纵连横,融于自体。从这个意义上看,“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你就是什么”,不是消极的,恰恰是积极的、有方向的、乐观沉静的现实主义。对于手艺而言,也是如此。接过传统,立足当代,开辟未来,包含文明信仰,直面现实需求,以时代和人民为中心、有方向、有追求的手艺,也必将是大有希望的。
当代城市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结果。工业化、城市化使生活环境和日常用品更加精致,有一种机器生产带来的“普遍光泽”。我们所接触的一切,越来越精美,越来越标准化、同质化、巨型化。但是人类永远追求个性、特色,追求多元、多样。本乡本土的村民从事紫砂手艺,要从工业生产的反面去思考,从文化的个性、特色上去思考,满足人们差异化的需求。工业生产有工业生产的逻辑,手艺有手艺的逻辑,但并不只是对抗、对立,它们并行不悖,需要相互学习,和而不同。机器是冷峻和精准的,能做出很规则的线、面、块,但那是机器的痕迹。不要和机器比均匀、光滑、规整,手艺之美是不重复,是细微精妙的即兴创造,是差别和个性,是人心和指尖的旋律颤动,留下的是生命感和生活印迹。
机器可以展示人工智能,但永远代替不了人类的心与手,它的本质是模仿,它永远跟在心与手的后面。围棋天才柯洁以0∶3败给AlphaGo,好像人工智能的算法是无比强大的。但算法本身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局限,就是无论怎样强大,也无法认识自身,它不自知,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机器、人工智能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由意志,没有心灵、情感。它们的这种限度,为人、为艺术、为手艺留下主体地位和空间。我们要经常思考工业生产、机器生产的特点,思考生产、生活性质的变迁,思考人性和心灵的需要,在手艺中采用逆向思维方式,走一条逆工业生产的突围之路。

中国古人讲“道法自然”,毕加索说要用一生去学习像儿童那样画画。艺术,包括手艺,当然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训练,但任何时候都要倾听内心的召唤,永葆初心,返璞归真,培养创造的原力和个性。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在宜兴的两次讲课内容整理而成。  
        作者:韩子勇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原文刊于《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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