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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章莉莉，刁秋宇：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生态建设

时间：1970-01-01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639 分享：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生态建设

章莉莉，刁秋宇

摘要：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理念已成为社会共识。“非遗”传承需要社会全面参与，形成文化传承的整体性，并随时代发展而发展。本文引入生物学原理，提出了“非遗”活态传承的生态建设概念，解析了文化能量流动和循环、文化发展的自我调节和进化、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和消失等问题，并尝试将“非遗”视为一个文化生命体来理解其发展规律。

关键词：“非遗”保护；活态传承；传统工艺；生态建设；进化现象

作者简介：章莉莉，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刁秋宇，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2019级设计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1年第3期“文化发展与创新”栏目刊出 2021年6月28日出刊

“非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时代同行并不断发展。近年来活态传承的“非遗”保护理念已逐步形成社会共识。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条例的发布，以及启动“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措施，“非遗”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逐渐紧密。尤其在“十三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实践正在中国广泛生动地展开。我们看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被公众熟悉，社会诸多领域主动参与“非遗”传承，文化消费市场日益蓬勃发展，“非遗”传承人的各项收入有所提高，“非遗”开始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国际交流中“非遗”给了我们文化自信。

一、“非遗”活态传承的能量流动和循环

“非遗”保护是个文化整体性现象，是随着时代发展活态流动变化着的，具有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费孝通曾提出“文化有自身的基因和种子”，方李莉将自然生态演替过程借鉴到文化生态演替过程中，陈勤建曾提出过““非遗”生态场”的概念。在这里笔者借用生物学知识，来比对理解“非遗”传承的过程。生物学阐述“生物的生命活动促进了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借此分析“非遗”传承中独特的能量流动和循环过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能量。“非遗”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对象，比如传统工艺类传承人掌握着核心技艺，他们共同守护着文化基因的火种。张道一在《中华传统艺术论》中提出“没有传统延续和积累的文化是缺少动力的”。文化动力来自传统，在当代社会中产生能量流动，形成循环和发展。公众是“非遗”传承的土壤，文化能量流动在“非遗”传承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发生，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共生发展的文化整体。

在文化能量从传承人向公众的传递中，近年来由于政府的主导和推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介入“非遗”保护、传承、弘扬、发展的队伍。从原有的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到新加入的“非遗”研培高校、企业和品牌、设计师和艺术家、民间组织等，文化能量开始展现出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形成了“非遗”高级定制产品、“非遗”文创产品、“非遗”普及读物及课程、“非遗”展览及演出等。“非遗”开始与时代同步，融入现代生活的日常，涵盖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玩。接着在各类媒体等机构的参与下，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自媒体等媒介，展开对公众的全方位普及传播，让公众了解“非遗”、欣赏“非遗”、体验“非遗”，为“非遗”进入广阔的消费市场提供适应环境，此时文化能量已完成了从传承人身上转向公众的过程。

文化能量从公众向传承人的传递中，由于公众对“非遗”和自身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自信，产生了购买和参与行为，间接让传承人增加了收入、获得了尊重、取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同时获得了文化自信。传承人在此过程中基本实现了现代社会中“非遗”的当代价值体现，找到了技艺展示和认同的平台，此时能量从公众再次回到了传承人身上。公众的介入形成“非遗”市场需求的形成，同时对“非遗”相关周边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诉求，敦促传承人不断创作更新更符合时代需求的作品，要求他们培养更多传承人，加强与社会联系形成更深入广泛的合作。不断优化的市场会吸引更多参与者加入“非遗”的能量传递转化过程，形成能量流动的循环。

在这个“非遗”能量循环中，传承人作为最初的种子，吸引社会创新力量的介入，激发了整个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文化自信，就像种子掉落在泥土里；又通过公众的购买、体验等消费行为，促使“非遗”传承人的成长，让“非遗”生根发芽，形成生命力。用经济学术语讲，此时““非遗”这个文化资源已转化为“文化资本”了。我们也看到，这一循环带动了社会更多领域的力量介入，从而让“非遗”从原来单一文化领域向社会复合领域迈进，逐步形成一个边界模糊、复杂开放的系统。

二、“非遗”项目活态传承的时空坐标和最小单位

“非遗”所构建的这个能量循环，是由其独特社会背景环境所共同形成的，如果将某个“非遗”项目看作是个生命体的话，我们不妨来看下其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体系。

从“时间坐标”或“历史坐标”上看，人类从古至今文化发展和演替的过程，是由文化基因和时代特征决定的。费孝通指出“任何文化都是有根的，它是一段一段发展过来的。不仅要看他的过去，还要看他的未来。”“非遗”项目也如此，有一代代历史传承和变迁的过程，有形成期、发展期、繁盛期、转折期、萧条期等。原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项兆伦提出“用大历史观看非遗”。也许过去的时尚是现在的传统，现在的流行是未来的传统。回看历史有助于判断项目所处的时代位置，预测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从“地理坐标”或“全球坐标”上看，“非遗”保护是整个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问题。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纷纷加入，形成了一个“非遗”保护和文明互鉴的人类共同体。理解“非遗”项目所处的地理条件、国家民族、区域特征等基本情况，有助于判断在全球化竞争中、在地区发展竞争中所处的优势和资源。

生物学中阐述了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生物要从环境取得能量和物质，就要适应环境生存；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就促使生物发生适应性变化。因此，这个时空坐标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视角来理解“非遗”，判断“非遗”项目是否与时代相适应、与区域相协调，即将其放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系统下来思考。

用相对微观的视角来看某个“非遗”项目的传承情况，我们可以聚焦到“社区”这个概念。根据《公约》对“非遗”定义中所涉及的“社区”概念，以及费孝通提出的“社区研究”的方法，加上近年来参与“非遗”保护相关工作的体会和思考，笔者初步认为社区可以看作是“非遗”生态建设中的最小单位。“非遗”为了适应人们所在的环境和自然历史等条件，在社区中被不断地再创造，形成了独特的“非遗”项目。例如上海宝山区罗店镇的龙船项目、嘉定区徐行镇的草编项目等，都在当地形成了活态的社区文化认同感。“非遗”活态传承的生态建设，正是由许多健康发展的小社区（也可以看作是生物小群落）所组成的。

三、“非遗”项目活态传承的自我调节及新行业的产生

在原有生态链发生问题时，生物圈的自我调节和恢复力就会显现出来。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由于工业化大生产的冲击、社会舆论导向、外贸出口需求等原因的影响，“非遗”长期处在一种非市场化、与公众日常生活相脱节的环境中。其中的传统工艺在长时期内属于轻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工艺美术”的提法让其更倾向艺术化、小众化、高端化的发展道路。

现代设计能帮助传统工艺转化形成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帮助传统工艺的当代再现。在“非遗”和设计之间，需要有一批跨界的专业人才。一方面，“非遗”研培计划帮助“非遗”传承人掌握设计基础知识和市场营销知识，帮扶传承人作坊和微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研培高校，我们在教授传承人强基础、拓眼界的同时，邀请设计师和品牌帮助传承人进行创作和对接市场；同时进行高校师生、设计师、策展人、经营人才的“非遗”知识培训，帮助其进入“非遗”保护的语境和队伍中。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品牌聚焦“非遗”项目，紧缺“非遗”相关的跨界人才。

此外，在近年来的实践中，我们常常遇到这类情况，大部分“非遗”传承人精通自己的专业，却不擅长与市场对接，更不懂得对自身和作品的包装营销，“酒香不怕巷子深”早已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非遗”研培高校虽然能帮助传承人创作新作品，但在营销方面同样缺乏经验。因此，在“非遗”和市场之间，需要有一批跨界的专业人才。

“非遗”经纪人，或者说是“非遗”中间商和运作组织，是目前“非遗”生态链中缺失的，也是急需的新兴行业。他们将链接起“非遗”和市场的两端，既懂“非遗”保护，又懂市场规律。“非遗”生态圈需要多层次、多样化的“非遗”中间商，例如“非遗”传承人的经纪人、“非遗”项目的经济人、“非遗”集合空间运营商、“非遗”集市运营商、线上“非遗”专营店运营商、线上“非遗”集合店运营商等。

城市手工爱好者群体，对现代“非遗”保护传承也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来源于公众，喜爱中国传统工艺或国际手工项目，大多数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手工创作。出于兴趣爱好、缓解压力或提升生活品质等原因，他们通过工作室、手工课程、手工产品等方式，相互交流形成独特的文化圈层。上海国际手造博览会就是针对这类城市群体和“非遗”传承人群举办的专题性博览会，经过五年运作已促成了两者之间长期的对话交流合作。

行业的转型升级、新兴职业和群体的诞生、跨界人才的需求等，都是“非遗”能量循环生态链中自我修复的一种表现。就像在艺术生态圈中，出现了艺术经纪人、专业画廊机构、艺术品拍卖企业等链接艺术和市场的中间环节，成为艺术市场繁荣兴旺的重要因素。在阿里生态圈中，出现了砍价师、代购师、装修师、差评师、平面模特等新兴行业，成就了淘宝线上销售的庞大网络。这些新兴的行业机构是“非遗”生态链中的“新物种”，链接起供需双方的偏差，也是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的体现。

四、“非遗”活态传承中的进化现象

生物学中的进化现象是生命意义所在，也是生命体自我发展的特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四章“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中描述到“自然在检阅着最细微的变异，把好的保留下来加以累积”，此外还进一步提出了生物演替的概念。中国的“非遗”从传统社会走来，在跨越式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经历了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浪潮，艰难走过一段适应性的变迁过程。首先，某些有益的变迁被保留下来，形成了进化现象；某些有害的变迁被毁灭了。其次，有些适合现代社会的“非遗”项目被保留下来，并发生适应性变化和延续，更新迭代；而某些无法快速应变的“非遗”项目被自然淘汰了。“非遗”在历史进程中会出现适应性的进化现象。

例如广东清远沙河镇的案例。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镇开始出现鸟笼制作技艺，来源于当时人们流行赏鸟听曲的娱乐方式。到80年代，鸟笼技艺进入全盛时期，有千余户家庭作坊争相做鸟笼。到了2005年，由于养鸟的人越来越少，以及非典和禽流感的影响，做鸟笼的只剩下大约400人，鸟笼工艺陷入谷底。当时“自然家”品牌的两位创始人进入当地进行产品研发，采用鸟笼制作的竹加工技艺，制作现代家居用品，推出新中式竹灯系列。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竹灯逐渐被市场所接纳，传承人有了新的订单和收入，当地手工业开始逐渐恢复活力。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鸟笼制作传统技艺被保留下来，但以新的方式应用在现代家居中，形成适应性进化，最终获得了社会认可。

目前传统工艺在进入现代生活的过程中，呈现出与现代设计融合发展的趋势，逐步进化产生多层次符合当代审美的产品。根据销售特征，从艺术欣赏到生活日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高级定制“非遗”作品，不计时间和材料的成本，主要用于展览展示、传播推广、收藏拍卖等。这类作品主要来源于传统生活中宫廷手工技艺，例如用于龙袍制作的缂丝技艺等。第二层次是可小批量制作的“非遗”产品，手工制作占有相当比例，价格较高，用于限量发售和预定。第三层次是可大批量制作的“非遗”产品，手工制作占比例较少，或采用手工和机器相结合来制作，能有效控制价格，用于广泛销售和体验。这类产品主要来源于传统生活中的民间手工技艺，例如竹编和刺绣等。第四层次是“非遗”衍生品或文创产品，其意义在于对“非遗”的普及传播和培育市场，特别是针对青年群体，采用传统工艺的图案、色彩、造型等元素进行设计转化，例如年画在春节的应用、民族刺绣图案的衍生设计、布老虎和泥塑玩具的创新转化等。对进化现象的理解，帮助我们做好“非遗”与社会环境共生发展的相关工作，也有利于面向未来做好准备。

五、“非遗”传承与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消失

无论在生态系统还是在文化领域，世界是动态发展着的，复杂多元又相互依存。多样性是判断其成熟度和生命力相当重要的指标之一。有的物种或文化现象由于环境变化造成的不适应而消失，有的也在逐渐进化分支而产生新的物种和文化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布《文化多样性宣言》，在《公约》中也特别强调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下，文化趋同性增大，多样性减小。保护“非遗”就是在保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我们来看看产生多样性的成因。在生物学中，产生多样性的成因之一是异域性物种形成，例如一座高山南北两侧的同种动物，由于地势阻隔，逐渐分化形成两个物种。在文化领域，地域上的长期阻隔下也会产生文化差异和分化。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提到1935年进行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的案例，他看到瑶族有说不同语言的群体，包括“说瑶语的山瑶、说苗语的花篮瑶、说侗语的茶山瑶等”，这是由于15世纪末明王朝调兵与当地土著民族发生了战争，土著（主要是今天的瑶族）被赶出山区，由于长期地势阻隔，在语言、习俗、服饰等方面就开始形成了差异并被长期保留下来。当前社会互联网信息化沟通频繁，这种由于地域阻隔所产生的多样性越来越少。

多样性的另一个成因，是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在生物学中多样性是其他物种的入侵所产生杂交后的分化；在文化领域是当一种外来文化体系到来时，与原有文化体系形成相互交流、交融、共生，所产生的新文化。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文化繁荣，重要成因之一就是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对于原有文化体系而言，一种情况是外来文化带来了新基因，影响了原有文化的物种，例如上海石库门里弄建筑营造技艺；另一种情况是外来文化带来了新物种，到原有文化地域上生根，形成与原来不完全相同的物种，例如上海绒绣技艺。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一方面，上海周边的浙江和江苏拥入大量移民，形成了江南文化为主的本土文化；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地带来了以英国和法国为主的欧洲文化。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形成了上海城市的文化多样性。经过时间的流逝，多元性相互融合，形成了上海独有的海派文化，这在居住空间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上海石库门最早出现在1870年租界开辟时期，由于当时“华洋杂居”产生了“老式石库门里弄建筑”，其在空间上保留了中国民居三合院和四合院的格局，在建筑风格和装饰上融合了江南民居、徽派民居、闽南民居等特征，同时吸取了英国联排式布局方式。20世纪初建筑格局出现了适合当时小家庭居住的单开间和双开间。自1919年至1935年在西方文化的长期深入影响下，出现了欧式风格更为鲜明的“新式石库门里弄建筑”，原来的马头墙和观音墙变成了带有巴洛克装饰的欧式山墙；原来有飞檐和牌匾的江南仪门，变成了欧洲立柱和水泥门楣，其装饰风格有希腊式三角形的、罗马式半圆拱形的、巴洛克曲线形的，其次窗户出现了百叶窗，阳台栏杆出现了黑色铁艺和欧式石雕，屋顶出现了英式建筑的“老虎窗”等。上海石库门显然不同于江南民居，也不是欧洲建筑，而是中西文化交融下不断创新形成的民居样式。

另一个案例是绒绣进入上海的过程。绒绣源于欧洲，盛行于17至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鸦片战争后，绒绣随着西方文化传入上海这个通商口岸。20世纪初意大利传教士开始在上海传授绒绣技艺，并招收学徒进行规模化生产，主要绣制鞋、包的装饰面和靠枕等用于出口的日用品。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商人开始设立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绒绣工人增多，从此绒绣在上海开始生根。此后上海绒绣在技术上不断突破，逐渐向艺术创作发展。尤其在人物肖像绣方面，形态逼真，感染力强，被称为“东方油画”。60年代达到黄金时期，创作出百余幅巨型绒绣作品。经过百年融合，上海绒绣与欧洲绒绣在技术、题材、风格、应用上都已有所不同，融入了中国不同时代的更多诉求，这个欧洲手工艺在上海逐步演变成一个新的地方技艺。

这两项上海地区的“非遗”项目都具有中西文化特征，形成于租界开辟时期，在历史的激荡下，扎根在上海这片海纳百川的土地上。文化交融带来的文化繁荣发展，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文化不应该趋于雷同，而应该在适当的保护和引导机制下，形成更多新的文化样本。

结语

综上所述，“非遗”活态传承的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全球开放的系统工程。以“非遗”传承人和公众为主体，让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其中，相互作用，形成能量循环。在循环过程中传承人得到尊重和收益保障，公众得到幸福生活的物质和精神元素。通过“非遗”的进化现象和文化多样性的动态变化，最终构成一个可持续发展、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非遗”共生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上下求索，传承实践，携手走向文化复兴。

(责任编辑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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