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1日上午10时在北京,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院长张仃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他所钟爱的祖国与人民、艺术与事业、亲人与学生。
张仃先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教育家。六十多年前,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与指示下,他与他的同事们共同创建构筑了一所当代中国艺术设计与工艺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所学校的建立,代表了当代中国艺术设计与工艺美术的发展方向, 几十年来,“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几代学人奉为圭臬。这所学校不断完善的专业设置和遍布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中的艺术设计与工艺美术专业院系、工艺美术中专学校与技工学校,标志着当代中国艺术设计与工艺美术教育的大厦和教学体系的建立。建校之初,这里汇聚了当代中国大部分最优秀的艺术设计家和工艺美术教育家,庞薰琹、雷圭元、张光宇、高庄、郑可、陈叔亮、吴劳、柴扉、徐振鹏、袁迈、祝大年、梅健鹰、程尚仁、汤子博、张景祜、卫天霖、吴冠中、阿老、白雪石、尚爱松、邱陵、潘昌侯、奚小彭、温练昌、袁运甫、常沙娜、陈汉民、余秉楠、 田自秉、 黄能馥、 王家树、李绵璐等一个个在工艺美术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闪烁着时代的光辉,张仃先生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是一所具有优良学风、人文精神和优秀学术传统的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大学,艺术设计、装饰风和工艺美术史论研究作为这所学校的特色和发展张力,引领时代潮流。我们知道,一所大学的精神和传统,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心血浇灌与培育才能形成。有时,一所大学的精神和传统往往又与这所大学校长的思想、情感、学养和人格魅力紧密相连。张仃先生一生对传统的坚守、对艺术的追求、对人才的呵护和宽广慈悲的胸怀,曾对这所大学精神与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以20世纪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装饰为代表,这所学校的装饰与艺术设计,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学校培养的学生,一直是当代中国艺术设计与工艺美术的佼佼者与骨干力量,源源不断输送到社会各个领域中去。张仃院长的名字与他为这所学校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所设计的校徽、标识和《装饰》创刊号的封面等等,都与这所学校的成长历史和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事业永远联结在一起。今天,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并入清华大学,当年的校园也已不复存在,但张仃先生和学校几十年凝聚的人文精神与学术传统,将永远是曾经在中央工艺美院工作和学习过的人们心中抹不去的记忆和丰碑。
张仃先生是一位不断超越自我的人,他的一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在抗日的烽火中,他奔向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风起云涌、风云际会的年代,与当时的热血青年和有抱负的艺术家们一起,以他们自许的智慧、坚韧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把火种带给人类,让文明、智慧、自由、博爱的光辉照亮人间。他高傲倔强,用画笔讽刺丑恶,抗击敌人。延安整风的时候,许多人被说成是特务,气氛很恐惧。但张仃死不承认,谁说他是特务,他就说:“你是特务,我不是!”一般人都支持不住,但张仃先生就是不认头,年轻的张仃性格刚直,浩气凛然。而当新的年份伊始,为了长期艰难奋斗得来的胜利,为着建设理想中梦寐以求的家园——生活与精神的栖息之地,他意气风发,又开始了新的建设工作。为设计国家标志与形象而殚心竭虑。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道德信仰经历一场浩劫时,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和尊严坚守着做人的底线,绝不曲意逢迎,绝不趋炎附势。张仃先生长期担任中央工艺美院的领导,他在怎样领导艺术家和有关艺术的问题上曾有过深刻思考与振聋发瞆的发问。一次是对他在延安时的好朋友杜矢甲和塞克的境况,他知道杜矢甲被整成疯子、塞克长期被冷落,心中深感不平。他说:天才的艺术家被整成疯子、整成神经病;塞克,有多方面非凡的才能,一点工作都不给他! 1949 年以后他写过一个字吗?导过一部戏吗?灰娃曾这样描述过张仃先生和杜矢甲文革后的一次会面,她说:“杜矢甲爱人出国看女儿去了,不在,杜矢甲一个人,家里有个人照顾他生活。原本三个真艺术家,天然的浑身波希米亚风,现实的残酷折磨,而今无奈、流落成这般尴尬、这般落魄,眼下两个人坐在那儿,眼睛浑浊,看外表,完全没有半丝当年意气风发的气息。四只浑浊的眼睛相互看着,一句话没有,一直坐着。‘你们两个问候一下啊,你生活怎么样,不想了解对方吗?’不讲,就这么看着。我一直劝,他们一句话不讲,时间太长了,两个人就那么对着看,两个老人,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想着什么。我看实在时间长了,天黑了,只好回去了,结果两个人一句话没说。试想一下,这种老人一生的经历和他们原先的理想,后来的经历,他们把多少话带到土里去了,不是没有话,两个人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四只眼睛相互看着,说不出来,全堵在心里,一生一世也没有吐露出来。”
张仃先生尊重鲁迅,认为鲁迅深刻,一辈子都在读鲁迅的书,他经常用鲁迅讲过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有三个陷阱”警醒自己。第一个陷阱,是给官帮忙帮闲;第二个陷阱,是给商人帮忙和帮闲;第三个给大众,鲁迅认为给大众帮忙帮闲也不对,光给大众逗乐子,从来不给大众启发反抗这种生活,你就是奴隶、是奴才。在特别困难的时刻,他的身份和影响力不允许他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便用沉默表示轻蔑,用心灵等待春天的来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孤独、困惑而坚定的韧性。正如他的朋友、诗人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张仃先生是一位守望民族民间文化的先驱,他用自己的一生,将一腔热情倾注于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弘扬。张仃先生不论是二十世纪50年初在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工作期间,还是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起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学院领导工作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在学校办学中他都尽力贯彻民族、民间的思想,提倡工艺美术设计与教学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派。在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时,当时民间工艺还没有被挖掘,没有被很好地加以介绍,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的人不承认,他就带着学生下去收集民间工艺品。他认为,民间工艺品绝大部分是生活日用品,是老百姓在耕稼之余的农闲时间里做出来的东西,它们出于劳动者之手,它们的审美趣味、加工,都是非常清新健康的。他还请民间艺人来学校,如面人汤、泥人张、皮影路,给他们每人搞个作坊,带徒弟。当时他所做得这一切,都为几十年后,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开展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教学埋下了火种。其实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张仃先生在北平美专读书时就开始创作学习民间的作品。他后来回忆说:“学校办周年校庆作品展览,我参展了一幅作品,用的是小时候在家乡办丧事,做水陆道场时画的水陆画的形式,十八层地狱,我用这种民间绘画的形式画过一张很大的画。当时学校提倡文人画,一看民间画都觉得挺俗气,嗤之以鼻。我并没有因为他们嗤之以鼻就失去信心。我用水陆画的形式画的漫画《地狱变相》,把阎王画成蒋介石,下面是丁玲关在铁笼子里,鲁迅在路上跑,小鬼在后面追。这个形式的漫画在北京的一个漫画展览会上,人们很认可,用民间形式,画现代生活。从那时起,我对民间的东西就一直没有放弃,尽量挖掘、利用,为现代美术服务。”
记得1983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廉晓春老师带我去张仃先生白家庄的家,向他汇报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的筹备情况。当时师母陈布文先生在家,十分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可以感受到廉晓春老师与张仃先生和师母的感情十分深厚。整个下午,廉晓春老师都在和张仃先生谈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的筹备工作,谈得非常激动与兴奋,仿佛在迎接着一个盛大节日的到来。1984年11月张仃先生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学术年会上,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工艺美术之根》的长篇讲话。他说:“我们研究民间艺术,除了保存发展以外,还要吸收学习,为了今天的创新。”多少年来,数不清他曾在家里热情接待过多少来自大江南北的民间艺人,又曾为多少民间艺人的展览与作品题词,鼓励他们继承和发展中国的民间艺术。在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民间艺术方面,张仃先生一再强调并提醒,要提高对民间艺术的审美能力和水平,这对于我们从事民艺研究的人和广大民间艺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与深远意义。张仃先生对民间艺术的未来发展始终充满信心,他说:“我们的民间艺术今后不但不会衰亡,还会更加兴旺。”2008年12月12日,张仃先生抱病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第二十三届年会,这是张仃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年会。他在会上再一次强调说:“民间美术是一切造型艺术的根,如果没有民间美术,也就没有一切造型艺术。现在有新的一代从事这项工作,我非常高兴,这对我们子孙后代的艺术发展大有好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为捍卫民族尊严、抵御外侮、出生入死的民族英雄。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岁月中,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为保护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同样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张仃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胆有识、充满文化自信与自觉精神的民族英雄。
张仃先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艺术创作的执着追求。他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壮美山河,始终担当着一位艺术家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战争年代,他以漫画讽刺丑恶,打击侵略者。和平时期,他多次主持国家对外展览的设计工作,为促进中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他是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开拓者,曾领衔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长城饭店等大型壁画的创作。他为装饰绘画创作开一代新风,在艺术设计、动画艺术、舞台美术、书法艺术、环境艺术、服饰艺术等多方面成绩卓著。在艺术上,张仃先生从来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心愿去画哪些“命题”之作,更不用说拿自己的画去侍奉权贵或换取名和利。他说:“我要画什么呢?总得那个事物让我激动,打动我。”在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搅和到一起的年代,艺术上的坚守同样有极大的风险。首都机场壁画创作过程中,由于袁运生先生的《泼水节—— 生命的赞歌》中有傣族姑娘沐浴的情节,当时曾掀起很大的一场风波。张仃先生后来回忆说:“道学先生少见多怪。有领导一定让我说服袁运生,给那两个少女穿上衣服。我就把文艺复兴时期,教皇让两个画家给米开朗基罗《末日审判》中的男女裸体画裤衩的故事讲给他听,我说肯定一张作品比否定一张作品有时要付出大得多的勇气和胆量。”张仃先生除了创作首都机场壁画《哪吒闹海》之外,还创作了一幅巨幅刺绣壁画《长城万里图》。这幅壁画由张仃先生用焦墨笔法绘就,又请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绣娘们以彩锦绣工艺绣出,作品大气磅礴、气势恢宏,堪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壁画的一件巨制。张仃先生坚持尊重艺术规律,曾对以所谓的“群众观点”对艺术家的创作横加干涉的问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艺术上不懂却又喜欢横加干涉的事过去太多了。不要总拿群众的欣赏习惯来要求艺术家。一个艺术家同时是一个美学教育家,应当使群众在欣赏趣味上得到提高,而不是去迎合。更何况群众也不是在一个艺术层次、一个艺术趣味上的。真正民间的优秀艺术都是想象很奇特、表现很大胆的,为什么一到提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时,就把这个给忘了?” 晚年的张仃先生,作为一位国画大家,尤其在焦墨画创作上更是别开生面,独步当今。实际上,他画焦墨要追溯到“文革”时期。那时全国城乡搞红海洋,他接受不了,就躲到香山看黄宾虹的焦墨山水册页,他觉得看了心静,得到了心灵的安慰,就画起了焦墨。他爱山,画山,胸中有山。他就是一座大山,一座艺术上让后人景仰的大山。
张仃先生出生于1917年,2017年6月20日,“纪念张仃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行。人们回顾张仃,怀念张仃,他的精神,令人高山仰止;他的思想,我们铭感于心;他的风范,山高水长;他的音容笑貌,我们记忆犹新。正如他的夫人灰娃在他的追思会上所说:“在自然规律之下,没有谁能抢救张仃的生命。但是我们大家认为如果张仃先生确实存在着某种精神和价值的话,那这种精神和价值才是应该被抢救的。” 张仃先生没有离开我们,他依然和我们在一起。每每想到这些,心中总要升起几分凄凉,几分悲壮。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去到他的世界,我们还会追随他的思想和事业,对他说:张仃先生,我们永远和您在一起!
哪吒闹海壁画手卷 464x33.8cm
巨木赞 1981年 94cmX440cm
泰山 1982年 59.8x74.6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