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下午，山东潍坊，《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可持续性发展高峰论坛》，主旨演讲人：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研究员文学博士，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协理事及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协理事；曾供职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曾任《美术观察》主编、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手工艺和民间美术研究，致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作为当代卓有成就和社会影响的艺术理论家，在民间美术、手工艺、当代美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方面，表现出深刻的创新性和洞察力，其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影响在艺术学界具有广泛性的认知。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科一等奖等。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今天，我们要说“手工，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现代化理论研究普遍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始因,现代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不仅已经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同义语，而且其过程还涉及社会的各方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她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现代化新论》）

现代化是把双刃剑。它既带来巨大的福祉，同时也造成全球性的自然和社会生态危机。现代化的破坏性，源于大工业生产方式对抗自然、抹杀差异的特定技术本质。工业生产方式凭借“脱手”的现代机器和“脱身”的电能等现代动力，摆脱了自然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也割裂了空间和时间在人的劳动过程中的自然统一，它分裂的“时—空”结构排除了时间绵延和空间变化所造成的复杂性，免除了处理这种复杂性的经济学负担。

在工业化的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成为一种具体的制造活动而被预先以数学方式加以描述和设定，所有的东西都在理性规划中被明确化，所有的偶然因素或人性成分都被理性逻辑所排除。针对具体制造目标的劳动，由此形成一个封闭而稳定的循环运动体系，生产力的运行尽在预先的掌握之中。这一切确保了资本投入的准确性和资本增殖的必然性，具有极大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大工业生产的“标准化”是技术理性逻辑规划的体现，“文化差异性”是它的天敌，是它竭力要消除的因素。手工生产方式中那些关系着人性存在丰富性并呈现为文化表现形式差异性，因而“拖泥带水”影响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特点，诸如因地制宜、因材施艺等生产原则，都必然被大工业生产所抛弃。现代化进程中，只要大工业生产方式一统天下，一切历史性、地域性和人民性特质都势必丧失作为其个性的差异性。

工业化的破坏性影响还涉及社会各方面。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谓“脱域”（disembeding）问题，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系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便是对其破坏性生产机制的揭示。在现代时空中，这种生产机制造成大范围、大纵深的社会关系重构以及社会文化变迁，即如我国大规模的单向度人口流动、传统聚落形态和“熟人社会”消失，以及传统文化生态和文化表现形式被破坏。

基于可以表述为“集约化”的这种摆脱性机制，传统社会生活空间及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为体现工业生产要求的“合理性”所重构，并最终导向以资本增殖为逻辑的单一方向。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认为：城市人造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是工业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按其意愿创建的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资本的逐利性是城市空间危机和矛盾形成的根本原因。（哈维）

西方发展模式的城市化，体现了工业资本为追求集约化效率和增殖效益而在地理上趋于集中的空间建构过程。出于简单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模式，中国当代城市化过程难免受工业资本控制而单向度推进，因此造成城乡尖锐对立、自然生态破坏、形态面貌单一、民生就业困难、历史文脉断裂、地域个性丧失、生活质量下降等等“建设性”的破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及其文化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中国的现代化注定不能重走西方的老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注定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开创。2017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是强调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维护“自然—人—社会”生态关系和人类文明全面利益诉求的崭新发展观。这一发展观的变革，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它为探寻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模式提供了思想和路径的指引。

在此崭新发展观中，“发展”的内涵不只是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的发达，“发展”的动力也不应局限于工业生产力。由此，我们可以结合党中央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将“振兴传统工艺”作为国家文化建设重要内容的重大决策部署，来综合思考“振兴手工”与“城市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以至在当代城市建设中突破单纯以工业化为驱动力、以资本增殖为逻辑的传统发展模式，探索工业生产力和手工生产力并重、工业和手工业并举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

振兴手工，对于当代城市建设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创新发展角度看

创新发展从根本上是要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蕴含丰满价值的手工已具有“新生产力”性质，应树立“手工就是新生产力”的新观念。

振兴手工能够为城市提供发展新动力，激发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振兴手工能够促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形成，也最适合“互联网+”行动计划（以网络联接星罗棋布、处乡就地的个体作坊包括家庭作坊）的实施。

振兴手工还有利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

从协调发展角度看

手工生产规模小，投资和占用流动资金少、生产管理成本低、无需复杂工具设备和生产组织，有利均匀合理布局，适合西部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以及所有贫困地区发展经济。

充分体现区域差异性和形态多样性的手工生产，有利于特色地市经济发展和特色小城镇建设，是促进农林产品精深加工和城乡服务业发展、拓展城乡居民增收渠道、增强城镇发展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

传统手工艺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礼乐教化作用明显，为百姓喜闻乐见，其振兴有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艺术发展取向。

从绿色发展角度看

振兴手工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目标。手工是生态技术、人格化技术，有着与生俱来的人性及绿色性质。

振兴手工关涉资源的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手工艺品的原材料单位产出经济价值比远高于工业产品，振兴手工适合低碳循环发展、减少单位产出物质消耗的绿色经济目标。立足乡土、因材施艺、因地制宜的手工生产，承载着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脉，可充分发挥地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其生产方式和形态各具特色，是不必刻意打造、适合文化旅游的人文景观。

另外，高度个性化的手工艺可激发消费欲求的审美转移，帮助消解畸形的“炫耀性消费”，从消费端遏制现代生产对自然资源和产品功能的无度开发；以至振兴手工还关涉倡导合理消费、力戒奢侈浪费、制止奢靡之风的社会风尚建设。

从开放发展角度看

作为中华文明物化载体和象征的手工艺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高文化附加值的出口商品，深得世界人民喜爱。手工艺品生产曾为支持我国现代工业体系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对“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格局的合作共赢以及中华文化走出去，依然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和经济价值。

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通过建设中央网络交换平台而构成“互联网+作坊+物流”综合运作体系，可突破传统手工生产因地制宜、因材施艺的拘囿，形成开放发展新态势。

从共享发展角度看

劳动密集型的手工生产，倚重个人智慧、经验、才情、技能、技巧和工力，不受性别、年龄、身体素质等限制，也不受集约化组织形式和资金投入制约，生产力可为每个人自主掌握，可接纳最广大的闲散劳动力，就业机会无限。有利于精准扶贫脱贫，有助于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和身份、性别歧视，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和社会公平正义。

手工生产从来都是“在家干活”，吻合信息社会“在家办公”理想，振兴手工可安民于本土，合理引导人口流动，兼顾农工和家庭社会，化解空巢化、交通堵塞等问题，也可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

无论在城市、在乡村，振兴手工都能促进灵活就业，形成新就业形态，支持青年尤其是就业困难者就业、创业。

另外，还很重要的是，手工劳作集组织规划、设计构思和生产制作诸多实践环节于劳作者一身，这有利于完满人格的养成和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休闲时光日益增多，业余手工艺实践可帮助人们创造性地充实闲暇的“虚空”，让生活充满人性焕发的光辉意义。

总之，振兴手工，走工业和手工业并举之路，关系着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有着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和巨大利益。工业造就物利，但不能充分解决民生问题。如今，有了发达工业的强大支持，手工已然升华。它直指民生，是自主于民众的生计之道，更是维护其人性生活和完整人格的生产力保障。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手工，则让城市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