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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马知遥： “非遗”扶贫可持续生态系统的构建策略

时间：2022-09-13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104 分享：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促进了我国扶贫事业的稳步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事项中的活力因素，逐步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2017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首次在政策上将“非遗”与扶贫工作联系起来。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肯定了“非遗”扶贫模式，做出“非遗”尤其是传统工艺在助力精准扶贫方面的工作部署，支持贫困地区探索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同年7月《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提出了将“非遗”用于扶贫就业工作中的具体方式，使“非遗”和扶贫工作的结合更加合法合规。截至2020年6月，全国已有393个国家级贫困县和150个省级贫困县开展“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共设立“非遗工坊”超过2000所，涉及“非遗”项目2206个，培训近18万人，带动50万人就业，助力22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一门手艺，脱贫致富｜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图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发表时间2020年6月29日。]在文化和旅游部的指导下，各省、市积极探索“非遗+扶贫”的地方模式，并取得一定成效。

在“非遗”与扶贫的结合方式上，采用互联网是一大亮点。2016年11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网络扶贫行动计划》，该计划提出实施农村电商工程，推动贫困地区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中央网信办等三部委联合发文加快实施网络扶贫行动》，光明网，发表时间2016年10月28日。]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各互联网平台积极推进扶贫工作，其中不乏“非遗”扶贫案例。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各大电商平台携手举办“非遗”购物节活动，“非遗”店铺从2020年的6500家增长到2021年的7000余家。[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与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相关报道。]京东平台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相关品类全天成交同比超过260%，助力湖北“非遗”专场销售环比增长10倍。[《“非遗购物节”述评四：手机成为非遗传承人的新生产工具》，光明网，发表时间2020年6月22日。]2019年，快手发布“‘非遗’带头人计划”，此外，还有抖音推出的“‘非遗’合伙人计划”、百度设立的“非遗百科”和哔哩哔哩的“我的非遗故事”等一系列“互联网+‘非遗’”活动。与互联网的结合扩大了“非遗”在大众生活中的影响力，推动了“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同时，“非遗”直播带来的经济收益鼓励更多年轻人回到农村，助力乡村扶贫工作的发展。在“非遗”扶贫模式中，除了“互联网+”模式外，还有打造“非遗”文化品牌、开发“非遗”旅游、创新“非遗”民俗演出等模式，通过不同的路径将“非遗”与扶贫结合起来，使“非遗”在扶贫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遗”与扶贫的结合带来了可观的效益，学界各位学者从自身视角出发，立足地域特色，对“非遗”扶贫模式展开讨论。刘永飞以手工艺类“非遗”为例探讨西部民族地区“非遗”扶贫开发的路径，[参见刘永飞《西部民族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开发研究——以国家级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中州学刊》2013年第10期。]卢世菊、柏贵喜谈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中出现的贫困人口参与度不足、文化原生态消失、“非遗”保护困境等问题，[参见卢世菊、柏贵喜《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刘敬华应用DSR机制分析了民族地区“‘非遗’+扶贫”的发展路径，[参见刘敬华《民族地区非遗旅游转型动力机制及路径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年第2期。]邹文兵提及了“‘非遗’+扶贫”对苗绣活化传承的经济赋能作用，[参见邹文兵《新时代非遗苗绣的“活化”：特质、现状与路径》，《艺术百家》2019年第1期。]肖远平、王伟杰研究了“‘非遗’+扶贫”的“西江模式”实施的得失。[参见肖远平、王伟杰《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西江模式”研究》，《文化遗产》2019年第3期。]“非遗”扶贫模式有经验，亦有不足，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一、“非遗”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在部党组领导下，充分发挥传统工艺类“非遗”的独特优势，全面开展“非遗”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助力超过10万贫困户就业增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发表时间2021年2月26日。]“非遗”扶贫模式是可行的，互联网+、跨界联名、技术创新等都是“非遗”与扶贫结合可以采取的方式，但“非遗”与扶贫的结合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从最初的“非遗”项目助力扶贫到成为“非遗”传承与扶贫的负担，这是“非遗”扶贫模式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山东省鄄城县鲁锦的制作和销售，从最初成为能带动近6000人就业的扶贫项目，到产业化以后失去了传承主体，如今除了传承活动中的织造外，为了获取加工费而织造的行为少见。[参见胡玉福《非遗扶贫中受益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基于鲁锦项目的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产业化加剧了“非遗”传承的困难，在经济效益的转化过程中失去了对“非遗”主体的保护，这是“非遗”扶贫过程中的一种悖论。

一些“非遗”项目则本身不具备扶贫的能力。在某知名大学的“非遗”研培中，几位传承人在访谈中都表示，他们都有自己的主业，自己所掌握的手艺只当作兴趣爱好，制作好的产品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有限，还常常需要投入资金来做作品，带不来经济利益就难以招来徒弟。葫芦雕刻艺人周建华说：“我不依靠葫芦雕刻为生，本身有一份工资拿，退休以后有了时间重新拾起这份手艺，工作室一开始也是自己出钱租的，一年6万块左右。来找我学习的学生不多，现在年轻人都想要利益，这门手艺带来利益比较慢，一般至少学习一年以上才可以掌握基本要领，慢一点的两年也有，而花上一个月时间创作的作品也只能卖上几百或者一两千的价格。年轻人一看挣不来钱自然不会找你学，这是我现在收徒的一大困难。[”访谈对象：周建华；访谈人：王乐颖；访谈时间：2020年11月2日；访谈地点：天津大学42斋。]当传承本身难以为继时，“非遗”与扶贫的结合也会变得困难起来。而部分“非遗”扶贫活动则缺乏可持续性，张艳在访谈中说道：“我们那里也有号召传承人进山区的活动，往往为期一两天，我会去山区教他们学习布老虎制作，这门手艺不难，一两天的时间足够学会，但是这门手艺带来的收益不算高，普通的布老虎根本卖不上价，我也不靠这门手艺为生，也不能以此为生，它无法带来足够的利益。[”访谈对象：张艳；访谈人：王乐颖；访谈时间：2020年10月30日；访谈地点：天津大学42斋。]此外，“非遗”扶贫存在形式化问题，一些地方在推进“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等工作中存在“盆景式”打造的状况，没有将“非遗”文化做深、做实、做出效益。[参见刘杰《非遗扶贫的作用机制、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财政科学》2019年第8期。]“非遗”与扶贫结合时，还存在其他问题，例如传承人对政策的误解、信息传递的偏误、“非遗”产品与作品的矛盾冲突等，这类问题的出现不利于“非遗”创造经济效益助力扶贫，同时更会伤害到“非遗”本身的保护与传承。

二、“非遗”扶贫生态系统的构建路径

为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非遗”扶贫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最早由英国生物学家George Tansley提出，是指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生存的所有生物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联系的具有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功能的统一整体。[参见范国睿《教育生态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适应性等特点，其能够根据环境的改变调整自身结构与功能，从而有利于事物的发展。“非遗”扶贫生态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种形式，具有社会性、自然性、经济性等特征，“非遗”扶贫生态系统的建构，不仅涉及传承人、政府、市场、中介等多种因素，同时与经济、文化、自然等元素密切相关，“非遗”扶贫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环境的改变，也应不断调整优化其组织结构与实施细节。

“非遗”扶贫作为一种内生式脱贫方式，是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向，“非遗”与扶贫结合的核心在于推动“非遗”产品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主体，也是“非遗”扶贫模式的关键要素，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一定程度影响甚至决定着政策实施的有效性，“非遗”扶贫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的构建需要重视传承人的核心地位。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物质载体明确，产品多样化，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变较为方便，与扶贫的结合最为密切，在此试以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为例，探讨“非遗”扶贫可持续生态系统的构建路径。

（一）构建培训学习机制，促进“非遗”主体与时俱进

传承人是“非遗”扶贫系统中的主体要素，也是“非遗”传承与保护的主体，想要达到与其他因素的良性互动，传承人需要与时俱进、加强学习。要学习政策、新技术，也要学习其他技艺传承人所掌握的技艺。传承人需要把握住时代脉搏，守正的同时加以创新，以实现自身“非遗”技艺的创新性发展，在对自身技艺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市场意识，从而推动其所掌握的“非遗”技艺的文化价值向经济效益的创造性转化。

1.把握时代脉搏，守正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守正创新”的明确要求。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到“坚持守正创新，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内涵，弘扬其当代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发表时间2021年8月12日。]所谓“守正”，是指坚守正道、坚守正统，在手工艺类“非遗”技艺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偏离正统的情况，手工制作是“非遗”的精髓，但在机械化大生产的今天，有的“非遗”传承人为了追求效率，在制作过程中全部采用机械化取代人工，这会使其“非遗”产品失去本真，转变为单纯工艺制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经百年的传承流变中，它所依托的根源没有变，也就是其背后的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变，传承人需要坚守自身“非遗”技艺背后的文化传统，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把握时代脉搏，在表现形式、物质载体、题材内容等方面不断创新，为传统手工艺类“非遗”注入时代特色。来自河南的面塑技艺传承人朱勇强，将动漫与面塑相结合，推出了一系列面塑手办，广受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海派剪纸“守白艺术”，[守白艺术是海派剪纸传承人李守白创立的一个剪纸品牌。]坚守海派文化，同时不忘创新，讲求“新旧”融合、“东西”融合、“高科技与传统”融合。如海派剪纸灯笼，让剪纸和装置科技结合，成为店里的大热产品。[参见游红霞《非遗传承人的创业意识研究——以“海派剪纸”的创业实践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非遗”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原创性，传承人需要坚守技艺本真，在此基础上为作品融入时代特色，在表现传统美的同时打开市场，实现“非遗”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这是传承人与市场形成良性互动的关键。

2.参加研习培训，提升自我

传承人能力的锻炼与创新意识的培养离不开系统的培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是《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的重要举措，旨在帮助“非遗”传承人群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创新能力。某知名大学开展的“非遗”研培中，专门请业界前沿人士为各位传承人开设实操课程，讲解如何打造品牌、如何开设直播等必备技能，评价较好。其中有位传承人对市场兴趣较大，但苦于跟不上时代，这样的现代技能型课程恰好弥补了他的短板，在研培结束后，他运用学到的知识，积极开展网络传播，在直播的过程中展示葫芦雕刻技艺，售卖葫芦作品，吸引了大批粉丝，也带来了经济效益。传承人参与研习培训，不仅能够获得相关技艺的提升，也可以进行自身理念的提升。一方面，掌握相同类属技艺的传承人之间可以沟通交流，触类旁通，助力技巧的掌握与表现形式的创新；另一方面，理论知识的学习有助于培养传承人的文化认同意识，激发其文化自信。此外，传承人通过高校了解国家“非遗”保护的前沿政策与法律法规，提高了政府信息向传承人的传播效率。高校也能关注到传承中的现实问题，在学术层面进行资源整合反馈，为传承人发声，以此推动政府与传承人的良性互动。

3.转变意识，从文化认同到市场认知

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种类众多，潜在利润空间较大，易于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生成。但传统技艺与现代市场的融合程度受到传承人认知能力的影响。“非遗”扶贫的关键在于其文化价值向经济效益的成功转化，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产品想要赢得市场，首先需要传承人认知市场。例如云南宁蒗摩梭人村落的民族服饰手工艺传习项目，当地人最初认为传统摩梭服饰已被时代抛弃，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在专家的劝说下开始尝试纯手工缝制民族服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参见邓启耀《不离本土的自我传习与跨界传播——摩梭民族服饰工艺传承“妇女合作社”考察》，《文化遗产》2017年第6期。]传承人对市场的认知与对本身技艺的文化认同度密切相关，文化认同是市场认知的基础，只有深刻认识到自身所掌握的技艺背后的文化内涵，把握其中的文化资源，才能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建立起对市场的认知，帮助产品立足市场。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各地举办的“非遗”购物节、“非遗”展会众多，在展销过程中存在一种现象，摊位人流量的多寡取决于摊主对自身产品的宣传力度，即使是精工细造的产品也需要推广才能在市场上立足。许多传承人虽然是技艺上的佼佼者，但并不擅长市场推销，也有传承人反感市场行为，不想将自己辛苦做出的作品轻易转换成金钱。传承人对市场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产品在市场上的反响程度，因此其需要改变心态，接触市场，把握环境，紧跟政策导向，逐步建立对市场的正确的认知。云南省鹤庆县新华村把握住了云南大理、丽江日渐壮大的旅游人群的需求和当下城市富裕市民对于金银宝石等贵重金属保值、增值及身份体现的精神需求，[参见王一帆、吴忠军、梁福兴《民族旅游村寨特色文化产业化发展研究——以云南省鹤庆县新华村银匠产业为例》，《民族论坛》2014年第9期。]在旅游开发中大力发展银匠产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从文化认同到市场认知，这是传承人与市场良性互动的关键因素。

（二）强化政府主导责任，做好“非遗”生态建设的把关人

在“非遗”扶贫可持续生态系统中，政府的角色是“把关人”。“把关人”（gate keeper）概念最早由西方传播学家提出，是指新闻从业人员决定了哪些信息可以成为媒体的报道内容并经由大众传播进入受众的视野，进而通过选择材料、加工处理等方式将事实性信息“制作”为新闻提供给受众，以达成一定的目的。[参见魏超《新媒体技术发展对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影响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4年第1期。]在“非遗”扶贫中，“非遗”产品的市场准入与“非遗”清单的设立都由政府“把关”，做好“把关人”可以从以下3个路径入手。

1.做深做实“非遗”研培计划，推进人才培养

“非遗”保护的核心在于传承人，后继无人是许多“非遗”技艺面临的困境之一，此时的“非遗”本身急需输血式保护无法助力扶贫，人才培养是“非遗”扶贫生态系统持续运转的基础，是扶智与扶贫的结合点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破局之道。它有两条路径，一是将“非遗”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中，二是做深做实“非遗”研培计划。2021年初，在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更新的通知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新设置的 37 个专业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公布 2020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发表时间2021年2月20日。]将“非遗”纳入现代教育体系，打破了传统师徒传承的局面，以正规教育体系进行传承人才的培养，可以使“非遗”人才不断扩增，为整个系统的可持续运转奠定基础，助力寻找更佳的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链接。自2015年“非遗”研培计划实施以来，培训传承人群已达10万人次，研培的广度粗具规模，研培的深度是新的出发点。2021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5）》印发，该方案肯定了研培计划在振兴传统工艺、助力脱贫攻坚中的积极作用，提到要重视青年人在“非遗”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注重保持和扩大传承人队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5）〉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发表日期2021年10月9日。]该方案明确区分研修与培训的对象与培训内容，对参与院校的要求有了新的要求。做实“非遗”研培，学员遴选是关键，根据所组班次等级和培训方式选择合适的学员，既要保障受教育者的覆盖面，又要保证受教育者与教育层次的匹配。做深“非遗”研培，不仅需要提供技艺技能与理论知识的培训，更需要培养学员的现代技能——例如数字媒介使用技术、企业管理的技能等。更新传承人的观念，助力其开拓“非遗”产品市场，帮助传承人立足市场谋求生计，在政府协调管理下实现传承人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人才培养是推动技艺传承与经济效益增长协同发展的路径之一。

2.明晰职能，探索“非遗”退出机制

202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到要强化机构队伍建设，建立代表性项目动态调整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年8月12日。]在某高校举办的一次“非遗”研培活动中，有传承人提到“现在‘非遗’很多部门都在管，常感到困惑，没有归属感。”当管理机构职能交叉时，被管理者产生困惑，政策信息的传播也会受到干扰，二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急需建立。政府部门的职能需要进一步明晰，简化、优化管理以便于传承人与政府的正向互动。政策的细化需要聆听受众反馈后加以改进，政府与传承人之间需要建立起有效沟通机制，使传承人的诉求得到切实反馈与解决，以实现其良性互动。同时需要完善“非遗”认定机制，及时更新“非遗”名录清单，探索实施“非遗”退出机制，推进“非遗”退出机制试点工作，退出机制与认定机制相辅相成，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2021年12月，文旅部取消乔月亮等5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退出机制的实践让有限的财政资源落实到真正的“非遗”项目上，为传承人带来切身利益，避免重申报而轻保护的现象，激发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内在动力。

3.完善“非遗”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目前，市场上以“非遗”命名的产品数量众多，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同时也并非都是“非遗”。以布老虎为例，手工缝制的布老虎刺绣繁复，费时较多，市场上的某些布老虎在制作过程中为了降低成本，原本手工缝制的眼睛被塑料粘扣代替，本体填充也换成了廉价的塑料，这样的布老虎失去了辟邪、保平安的寓意寄托，变成了单纯的现代化玩偶，其成本低、售价低，市场占有率高，挤压了“非遗”传承人本就不多的利益空间。从市场监管角度来看，政府需要通过制度约束，促进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鼓励更多的优质“非遗”作品产生，使消费者得到更多优质文化产品的购买选择机会，满足消费者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参见谢大京《艺术管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市场运营的内在逻辑是逐利，在市场竞争中，如果“非遗”产品市场准入门槛过低，滥价行为的出现会严重侵害传承人的利益，恶性竞争的市场行为需要政府加以管控，设立“非遗”市场准入守则，严格打击打着“非遗”旗号售卖假冒伪劣的伪“非遗”产品，推动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维护传承人的合法合理利益，积极促成传承人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

作为管理者，政府需要组织调节好传承人与市场这两个客体，明晰认定“非遗”管理机构，推进“非遗”人才培养，及时更新“非遗”名录清单，完善“非遗”产品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加强“非遗”立项与“非遗”产品市场准入的把关能力。

（三）注重市场引领，发挥好市场的风向标作用

市场是政策执行的风向标，同时有一定自主性、自发性。在“非遗”扶贫可持续生态系统中，市场是“非遗”实现扶贫价值功效的主阵地，市场主体为消费者与企业，要想实现“非遗”与扶贫的高效结合，就需要重视市场的作用，积极促成市场与传承人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市场与传承人的互动呈现相互学习的态势，传承人在探索中学习市场行为，市场容纳“非遗”产品从而了解“非遗”。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要素得到重视，部分传统手工艺类“非遗”投入市场后反响良好，获得了消费者的口碑。传承人通过认知市场，在物料选择与产品形式上抢先占领创新高点，打开销路；市场吸收创新产品，倒逼行业内相关从业者学习新样式、新方法和采用新材料，优化生产。消费者在享受到更优质的“非遗”产品的同时，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加深了对“非遗”的了解，树立合理消费观，抵制假冒伪劣“非遗”产品。传承人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需要发挥传承人的主体能动性，树立创新意识；另一方面需要企业守住本心，追求合法效益，不侵害、挤压传承人的利益空间，不能以“非遗”的名号生产售卖仅添加“非遗”元素的现代工艺品，自觉维护市场秩序。与此同时，也需要消费者自觉抵制假冒“非遗”产品，尊重和维护传承人的知识产权。

市场与政府的互动，表现为市场的自发性行为与政府的监管活动。政策指导下的市场行为，可能会因政策的不够明晰而变得混乱，例如大理的三月街，大量廉价商品冲击了“非遗”产品，主打民族特色的市场变得与一般的露天市场无异。[参见张艳华、吴大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问题、原因和对策》，《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需要构建权责明晰的政府管理体系与管理制度，避免出现因权责不明产生的四不管地带，完善市场管理细则，用准入白名单取代禁入黑名单，激发“非遗”市场活力，严格区分现代工艺品与“非遗”手工艺品，提高“非遗”品类市场准入门槛，严厉打击失去文化寓意的纯机械化生产的伪“非遗”产品。

（四）优化传播渠道，培养职业中介人

今天的“非遗”发展，如果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广泛的认可和可观的经济回报，需要既懂市场又懂营销热爱“非遗”的专门的“非遗”职业中介人，或称文化经纪人。[参见马知遥、刘智英、刘垚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中介在“非遗”扶贫系统中的功能在于推动三大要素间信息的高效传播。这样的职业中介人常有两种：一为艺术管理者，沟通政府与传承人；二为营销代理，连接传承人与市场。中介常常混合于三大主要因素中，起到推动系统和谐运转的重要作用。想要让中介因素在“非遗”扶贫系统中发挥正向影响，需要注意以下两个主体。

1.乡村精英

乡村的传统文化最为深厚，也是“非遗”扎根的沃土，在“非遗”保护与价值转化中，不能忽视乡村精英。这一类人，因为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民间文献，熟知乡土礼仪，热心公益事务，在民间拥有出色的组织能力与运作智慧，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较高的社会声望，在当地“非遗”活动中起到了组织或 “幕后推手”的作用。[参见张士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乡村社区发展——以鲁中地区“惠民泥塑”“昌邑烧大牛”为实例》，《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例如，在内蒙古乌兰察布隆盛庄镇，有八成的“非遗”项目是通过前文化站长王明柱申报的，他参加过政府的“非遗”培训，深知“非遗”保护的重要性，“非遗”项目从项目申报书的起草到申报完成，都是他自发地联系和帮助传承人完成的，如常三文月饼便是在其反复劝说下申报为“非遗”，像王明柱这样的乡村精英起到了政策信息传递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承担中介这一重要角色，一方面有助于“非遗”保护，另一方面有助于市场与传承人之间的沟通。王明柱主持成立了月饼协会，该协会助力隆盛庄镇举办了月饼节活动，为传承人进入市场搭桥。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不能忽视乡村精英的推手作用，政府需要加强组织培训，注重利益保护，借助乡村精英完善政府与传承人之间的沟通机制。

2.代理机构

“非遗”中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代理机构，其连接传承人与市场，是“非遗”产品实现经济价值转化的有力推手。自2016年《关于推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各电商平台与“非遗”的互动为扶贫工作创下了一项又一项业绩。短视频平台的优势尤为明显，直接导入了渗入式消费，这给“非遗”产品带来了新的商机，大大加快了“非遗”产品变现的速度，推动了“非遗”产业的发展。[参见吉琳玄、马知遥、刘益曦《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4期。]传承人是“非遗”技艺的直接拥有者，但并非所有传承人都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市场，这就需要代理机构帮助推销其产品。在某高校举办的研培活动中，许多传承人表示非常缺乏电商技能，希望能有专门的机构收取一定抽成帮他们售卖自己的产品。研培结束后，有学员找到了当地的代理机构，请他们帮助自己推广产品，收获了经济效益。“非遗”产品的代理机构有效连接了市场与传承人，政府在进行市场的监管并与之互动的过程中，需要鼓励代理机构进入到“非遗”扶贫中来，促进“非遗”经济效益的转化生成。

结语

脱贫攻坚的成果需要保护，脱贫攻坚的道路需要继续开辟，“非遗”扶贫模式的探讨也仍未结束，“非遗”扶贫不仅是经济发展路径，也是“非遗”保护路径。在“非遗”扶贫可持续生态系统中，需要以传承与保护为基础，以文化价值向经济效益转化为核心，尊重传承人的主体地位，极大程度地发挥传承人的能动性，协调政府、市场与传承人之间的关系，重视中介的潜在力量，在维护传承人利益的基础上做到“非遗”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生，大力发展生产性保护，在传承的基础上扶贫，通过扶贫带来的经济效益反哺传承，从而获得可持续的效果。创新是整个系统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传承人还是市场与政府，都需要不断创新，因时因地调整自身姿态。传承人根据时代与市场需求，创新物料与技术，使“非遗”产品精细化，融入时代特色。市场创新生产方式与销售手段，推陈出新，激发大众对“非遗”的热情，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促进“非遗”保护与传承。政府创新管理体系，协调好“非遗”保护与“非遗”扶贫之间的关系，协调好经济开发与“非遗”保护之间的关系。“非遗”扶贫可持续生态系统旨在通过加强传承人、市场与政府三大主要因素之间的互动，重视中介因素的推动力，使系统发挥整体性功能，在坚守传统文化的同时，加强“非遗”与市场的联系，增强传承人的市场认同意识，做到生产性保护与创新性发展，解决“非遗”扶贫中出现的不和谐问题，使得“非遗”扶贫能够长久运行。

作者简介：

马知遥，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建筑文化遗产传承信息技术中心副主任；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研究杂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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