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吕品昌：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的问题和策略
时间：2022-09-06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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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城市雕塑”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却长期只是以“工程”、“项目”、“菜活”、“行活”的面貌出现，数量不少，高质量的不多。随着202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知》的发布及一些建造乱象在互联网上的曝光、发酵，有关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的问题再次引发行业内外热议。
从本质上讲，一切乱象背后都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在作怪，城市雕塑像一个大蛋糕，吸引着形形色色的人介入， 不管水平如何、有无资质、专业或是非专业的都希望从中分得一块一角。因此，住建部发文加强对其监管是很有必要的，否则漏洞无法自行修复。唯有德法相依，去糟取精，才可让现状得以改善，才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公共雕塑精品力作。
在我看来，城市雕塑目前的发展存在着两大缺失，即学术的缺失和政策、机制的缺失。
关于学术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盲目求大是学术不自信的表现；儒道释题材盛行背后的学术缺失；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须要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学院雕塑教育未能以学术高度介入城市雕塑建设。大不代表美，自古如此，东西方也皆如此。城市雕塑的尺寸大小应考察城市面貌、文化历史背景、选址的周边环境后，依据作品所要表达的情绪、意境、功能来定。全世界小而经典的城市雕塑有很多，它们同样肩负着城市地标的使命。当然，城市雕塑不是不可以做大，也并非大的都不好，贵在适合，而“适合”两字如果没有学术的介入与监管是很难拿捏的。各地大型、巨型城市雕塑刮风式的兴建充斥着暴发户的气质，不仅劳民伤财，而且误导大众审美取向，背离国家倡导发展城市雕塑的初衷。新兴宗教雕像学术水平偏低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因出资方通常出于投资少且求体量的角度选择民间艺人来做，而从学术层面上来说，大部分宗教雕像从业者对于中国传统造像的语言和技法是缺乏了解的。真正研究传统造像的专业院所和人才往往没有参与项目的机会，因此，假如能将各专业文化研究单位、艺术学院的学术性探索与宗教题材城市雕塑建设相结合，必将把中国宗教雕塑带入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古代宗教雕像的建造目的不是盈利，国家、地方政府、个人出于宣扬教法的目的投资兴建宗教雕像，只要审批手续齐全便无可厚非。然儒道释题材雕塑在当下语境中意义深远，责任巨大，设计者应严肃学术态度，不能只看眼前经济利益，而要抱有对宗教神明的敬畏之心，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之心。传统是须要深耕品读的，文化的传承须要更强大更健康的心智来培育思想并付诸行动，须要我们增强自信和自觉。今天整个中国的当代城市雕塑都在发生着积极变化，希望艺术家在进行城市雕塑的创作时能够更加主动地探索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讲好中国故事，从而将更多体现民族精神、城市精神、城市文脉，体现中国气派的城市雕塑呈献给我国的城市建设。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城市雕塑中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教育和人才培养。专业系统的学院教育能够为社会输送国家需要的城市雕塑创作人才，以及精通专业学术的城市雕塑建设管理人才，而这样的人才是解决行业乱象的根本方法。今天的问题在于城市雕塑全部市场化的现状与专业人才的资源浪费，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公共艺术的教育做得还不够普及和深入，真正能够提供城市雕塑或公共艺术方面相关学科和专业训练的院校并不多，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够深入。首先，城市雕塑和公共雕塑应作为一个研究方向，须在院校雕塑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中被重视起来，建立学科体系，展开对于公共艺术或城市雕塑领域的教学探索，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需求；其次，应建立机制将城市雕塑教学与国家城市雕塑建设结合起来，倡导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努力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用实战将他们锤炼成才，在中国前几代雕塑人的成长经历中，许多雕塑任务能被分派到各个艺术学院，现在看来这些锻炼机会是极其珍贵的，如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鲁迅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人民公社万岁》、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收租院》等，而在当下的雕塑教学中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参与城市雕塑的机会实在不多，城市雕塑的创作机会多是教师的个人项目；再其次，应物尽其值，人尽其才，要搭建好专业人才毕业后向各个地方政府及相关城市雕塑单位输送的通道，同时鼓励部分专业人员从事城市雕塑建设监管工作。必须从多个角度发力，才能解决城市雕塑建设中学术缺失的问题；最后，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从长远来看，为了解决学术上的缺失，在教育和学术研究上要加大投入，注重人才的培养，强调实战锤炼，才能为社会公共艺术、城市雕塑事业输送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人才。政策、机制的缺失是城市雕塑乱象暴露的最核心问题，因此，不仅建设过程要加强法律监管，学术的介入同样须要依靠政策、制度来推进、保护、监督与落地。自2020年荆州耗资1.7亿元建造高57.3米的巨型《关公雕像》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为“违建”后，伴随着追责及应该拆除还是搬迁问题的热议，雕塑的设计者韩美林先生也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被人指指点点，又要拆又要搬的，这让老先生十分闹心。此事件引出的两个问题值得深思，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同时也是当下城市雕塑建设甚至其他建筑领域的普遍现象：其一，一些超大型雕塑属于雕塑还是建筑？投资方与监管部门各执其词，对于雕塑作品是建筑还是艺术品问题的界定是模糊的，无论是法规本身制定不清晰，还是地方政府的解读都不清晰，存在着让人看不懂的模糊地带。国家颁发的法律、法规、文件常常相对宏观，这种宏观可能是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有意留有弹性，避免一刀切，而这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同一政策各地解读上的出入；其二，一些超大型雕塑如果是“违建”，那它们是怎么能脱离监管部门而建造起来的？各地方政府的监管部门由于受制于“领导拍板”工程，因此监管形同虚设，这也是普遍现象。一些超大型雕塑事件所暴露的都属于目前城市雕塑建设中的程序设计、管理机制问题，以及艺术家参与过程中话语权丧失的问题。依据目前的普遍程序设定，城市雕塑设计者并非总工程师，往往只是整体规划的一个局部，除了对雕塑作品本身负责以外，没有其他话语权。艺术家或设计者早期参与规划的案例是非常少的，城市雕塑的选址、题材、风格、尺寸、意义、资金预算甚至材质、施工单位往往在艺术家入场或招标之前已经基本敲定。艺术类建设项目在规划初期缺少专业艺术家的参与，这是程序的不合理及管理的缺失。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项目申报程序、审批环节的模糊和缺失，这个过程如果仅由地方政府决策则会缺少专业性把关。20世纪70年代，潘鹤先生与刘开渠先生率先倡导“雕塑要走向室外”，而面对城市雕塑乱象，潘鹤先生在多年前接受采访时坦言：“劳民伤财、污染城市的雕塑泛滥成灾。” 本是城市雕塑开荒者的他如今却自贬：“我们反而成为历史的罪人。”城市雕塑发展初期正值百废待兴，许多老一辈艺术创作者心无杂念，为祖国的发展建设鞠躬尽瘁，然而随着城市雕塑逐渐市场化，利益驱使乱象丛生。在这一事物发展的必经过程里，监管机制犹如城市雕塑行业的定海神针，十分重要。中国城市雕塑在辉煌与乱象的交织中野蛮生长，当中国悄然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城市雕塑的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正在经历发展过程中少不了的阵痛，从历史的高度来看，改革开放后的城市雕塑建设虽弊病诸多， 却不辱使命。当下，中国城市雕塑陪伴着我们的国家一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与新挑战，这一刻，时代呼唤公共雕塑的精品力作。而这一刻的城市雕塑工作者更要紧扣时代脉 搏，以5000年中华传统文脉作为创作源泉，深化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认识，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获得灵感、汲取养分，提炼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经典元素，并通过我们对雕塑事业的理解和探索，创造出有历史、有温度、有担当、有底蕴的城市雕塑精品。（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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