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价值的三维度

        从源头来说，任何艺术都是生活的艺术，都具有应用性。这是事实，无论人类学，还是艺术史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人面鱼纹盆》，今天我们觉得它很美，但放在当时，它只是寄托着初民对夭折儿童往生的祈愿，它是有用途的。但在社会分工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工艺和美术有了分别，美术开始向生活之外游离，似乎已告别生活应用性。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讲，艺术和知识没关系，和生活的功利性也没关系，美感是一种无利害感的快感。英国“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代表人物戈蒂耶说得更干脆：“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它表现的是某种需要，而人的需要是龌龊和令人作呕的。”这种观点很激烈，影响也很大，直至今天仍在流行。 

        同这样的艺术相比，工艺美术很难走在时代的潮头，但它也有个先天的优势，它有用。工艺美术的有用，一般体现为三方面，即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审美价值。所谓使用价值，就是说工艺能解决生活的实际需要。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按照生活美学的框架分析，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活着”的需要，涉及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多与器物、肉身、生产劳动相关。另一个是活得要好，即“如何活”的需要，涉及生活方式的选择。有人喜欢穿休闲服上街，有人喜欢旗袍，所谓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这些更多关乎于人的心灵，关乎精神价值的取舍。生活的这两个层面在现实里是分不开的，吃饭有吃饭的方式，穿衣有穿衣的方式，工艺的使用价值，满足的就是这两方面的需求。像北京周口店出土的骨针，光滑尖锐，线条流畅，这种美感造型完全服务于器物之用，无此造型，即无器物之用。后来的情形要复杂一些，如仰韶文化时期的马家窑彩陶《人纹》图饰，无此图饰，无碍陶罐之用；有此图饰，图饰承载的原始宗教意味却会为陶罐之用精神加成。王子淦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剪花时，曾将电影《夜半歌声》的名字剪成鞋花，在当时颇受欢迎。这也是时尚价值在为鞋子的使用价值精神加成。 

        工艺的审美价值就是这种精神加成，属于工艺使用价值中最高级的层面。为什么说它最高级？因为它满足了生活，也是满足了生命对自由的需求。动物也“活着”，却没自由，所以也仅仅是活着；“如何活”，它们没得选择，只是按照上天安排好的方式去活着。人却不同，他们不仅仅活着，而且可以选择、可以创造自己活着的方式。所以马克思说的最好，“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自主选择意味着愿意，意味着喜欢；创造意味着 “人可以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可以建造蜂房式的剧场，也可以发出风吟、鸟鸣的声响，展示出无限的可能性。审美价值展示的是自由的境界，是人对生活的最高的渴望。在这种无限的渴望面前，活着的诉求自然是有限的，比如说追求物质利益。活着的方式决定活着的质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反对拜物教，戈蒂耶说有用的东西龌龊，杜威说艺术不能去满足有限的生活目的，自然有其道理。 

因此，对渴求完整的生活意义，特别是对渴求自由的人来说，工艺的交换价值实在不那么重要。交换价值也就是工艺品的价格，它只能衡量可以度量的材料、投入、技艺等部分，精神性的审美价值却是没法度量的，偏偏又最为重要。所以完全能够体谅，为什么艺术界那么看重地位、称号、获奖、鉴定等等艺术之外的东西，毕竟审美价值无法度量，就只能求助于这些非艺术的外部度量因素。 

消费时代的价值取向 

        工艺美术的三种价值都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时代决定了工艺美术的价值取向。很难想象，现代人还用陶器去烧饭，用饕餮纹表达沟通上苍的祈愿，用丝帛来交换汽车。马克思曾用异常冷峻的言辞说过，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时期后，资本逻辑“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立场我是赞同的。社会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变动了，社会意识形态必然也要随之变更，这是历史无情的一面。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虽说晚西方四百多年的时间，但中国毕竟开始走向前所未有的现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巨大变更对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工艺美术不可能例外。按照西方的经验，特别是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这样一个时代，至少会在科技生产力、物化、消费三个方面，对工艺美术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是科技生产力对工艺美术疆域的影响。工业社会时代最倚重的生产力就是科技，因为科学技术能在物质层面最大程度满足人们活着的需求，能让人吃饱肚子，活得更好。别的不说，只需要看看阿里巴巴、京东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就明白，科技力量不可阻挡，也没人想阻挡。你只需要在家里点点手机，冰箱送上门，餐饮送上门，谁能拒绝这种便利？再看交通。现在上海到绍兴，高铁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除了沿途风光的吸引，谁还想驾车一路颠簸过去呢？科技对中国四十年来经济生活的改变有目共睹，无需多言，关键是看工艺因素在其中已经扮演及可能扮演的角色。从高铁、手机到人工智能，从室内装潢、家具到时装服饰，有的既考虑到空气动力学原理，又考虑到外形美感，如高铁，有的未必增加了遮体御寒的功能，却展示出个性与现代感，如时装，如此等等。以我们工艺师精湛的灵思、技艺与情怀，只要突破传统观念壁垒，拓展自己的疆域，随科技时代风标而动，其中有些环节大有用武之地，至少可以和其他艺术领域跨界交叉。这当然很难，但科技改变民生的时代走势却不能不考虑。

        其次是解物化之毒。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生产力，这个大方向恐怕不能变。但是，科技本身也有个问题，它有毒，会让人物化，沦为利益的奴隶。西方思想家对这点认识很深，海德格尔就讲，一切认识活动包括科学认识都有个特点，就是将对象从现实生活之流中剥离出来，变成固定不变的物。这就像我们平时总说，张三是个开朗的人，或许张三大部分确实如此，但他就没有暗夜忧伤的时候吗？肯定有。科学认识的问题就是将生活的无限凝缩为有限，将生命迫入死亡，所以法兰克福学派说西方现代工业社会塑造的都是“单面人”。但还是马克思讲的最好，他说，人的物化就是让物有了生命，让人成了物，反倒受物的支配，这就是拜物教。拜物教说到底就是崇拜金钱，追逐利益。金钱可以让老妇变成新娘，让“仇敌互相亲吻”，而不是“用爱来交换爱”，人的价值、生活的价值都成了物的价值。科学这种物化倾向在今天的中国存不存在？答案不言而喻。杜威提醒人们，科学 技术永远都是服务于我们生活的工具，绝不能当作目的，生活的目的是占有和享受无限可能的生命世界。 

        最后是矫正畸形的娱乐。有人说新世纪后中国进入了消费时代，这有一定道理。经过前二十年的现代化建设，人们的生活相对变得富足，开始追求娱乐，讲求品味，这无可厚非。但其中也呈现出一些问题，而且越来越明显。问题不在于人们沉溺于感官享受，满足于活着层面的身体欲求，也不在于娱乐工业借此牟利，而是说，不该把娱乐从生活中割离出来。快乐本是手段的结果，劳作的收获，过分追求娱乐，一是会助长人走捷径得到它的心理，忘记劳作的基础性。所以杜威说，“脱离了手段的目的乃是一种在感情上的放纵……情感上的留恋和主观的赞颂代替了行动。”二是将劳作行为当作一件苦差事，只有结果才可以享受，在这方面，工艺美术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矫正畸形的娱乐。当然，很大程度上它并非有意矫正什么，而是用自身的行动证明，快乐不只出现在结局，更遍布于创作过程当中。美的快乐不是最后才收获的，创作过程的享受或许更能体现生活的价值。 

空间的救赎特征    

时代的要求具有普遍性，甚至强制性，不跟从它，就会落伍，与其相比，地理空间要求的却是个性。马克思在1848年曾说过，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品销售需要不断拓展市场，产生全球化效应。它不但带来交通的发展，更会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会“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这里说的是时代的同质性，是全球化无可避免的趋势。就像金钱一样，它会磨平一切个性，“是个性的普遍颠倒”。若想在同质化的消费时代坚守个性，一方面要像马克思和杜威所讲的那样，不能将对金钱的渴望当作拜物教，将物质利益当作目的，另一方面则需要养护个性的土壤。土壤有多种来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地理环境。 

        工艺与地理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与地方性的关系。在文艺理论界，“空间转向”近些年很流行，而且也迅速传入中国。这里面有多少概念炒作成分，有多少新东西不好说，但其中有个看法却值得工艺美术重视，那就是以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对抗全球化的个体空间迷失感。按照鲍德里亚的“超空间”概念，说消费时代的空间是可以被复制的，人们因此产生迷失感，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地方的特殊性没有了，人的个性也随之丧失。这就像一直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问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已经没什么意义。何处是家园？他必然存在迷失感。这时候文学地理批评强调地方性的特殊性，强调个体价值，强调个人与地方性的交互整体性，对抗同质性的物化倾向，自然是有价值的。但这不是新东西，空间转向所反对的东西，对地方性个体价值的重视，马克思早就提到过。杜威1934 年也明确讲过，“人口与贸易的流动性削弱或摧毁了艺术品与地方性（genius loci）之间的自然联系……过去的艺术之所以有效、重要，是由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可现在它们的作用却在于割裂自己的存在之根”。在维持自己的地方性，养护自己的存在之根方面，工艺美术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上海的工艺美术，它们充分利用了上海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在顺应时代大势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洋气、大气、人气的艺术特点。

        所谓洋气，是指工艺美术的创新、多变特点。由于身处沿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上海工艺美术近现代以来就以求新、多变著称，满足的是人们的好奇需求。如创刊于1884年的《点石斋画报》，其创刊词讲得很明白，就是“择新奇可喜之事，摹而为图……俾乐观新闻者有以考证其事，而茗余酒后，展卷玩赏，亦足以增色舞眉飞之乐”。画报包括民国时期的月份牌等，毫无疑问是用来赚钱的，但它们同时也通过审美的方式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好奇心是人们的正当需求，是对生活无限性的回应，也展示了人作为生命不断超越有限性的自由力量。这恰恰是上海工艺美术的传统，也是今天仍在保留的特点。大气指的是工艺美术的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上海作为传 统的商业中心，作为商品生产与集散的重要场所，必然要有多元包容的能力，没这种包容，也就没有了商业。马克思说，这是资本的力量使然，资本的这种力量也塑造了地方性的文化与工艺。比如前面提到的月份牌，作为一种广告，它最初就是由传统的工笔画而来，后来融入西方擦笔水彩的技法；题材也由传统的山水仕女一变而为时尚女郎、汽车、飞机等。 

        人气说的是工艺美术的市民生活气息。由于商业氛围的影响，历史上上海的文艺就有鲜明的生活日常特点，目光更多投射于市民的消费与休闲生活。《点石斋画报》当初之所以创立，一是可以赚钱，二就是深受市民喜爱。此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盛行，张爱玲小说的传播，新感觉派电影的兴起，包括王子淦先生早年的时尚鞋花创作等等，展现的都是宏大主题之外的日常生活。这部分主题很少关心时局大势，却多了份市民生活的烟火气，更贴近人们日常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可以在平凡中觅出 些许生存真义，不见得都是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