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是多元复杂的，我们总是想到从某个专业的角度出发，按照惯性思维去思考“日常性”。实际上所谓的专业，是基于社会普遍的知识上升到一定程度，类型化或体系化后，才形成专业。专业本身离不开专业“形成之前”的知识背景，因此，从怎样的专业立场来讨论日常性的问题尤为重要，对最显现日常生活技术和文化表征的“设计”来说，尤其如此。

人的日常生活，今天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快速发展的技术使社会、生活、社区、情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原来是传统社会的个人生活与思考，现在已经由那些当代技术社交媒体平台，变成了全民的生活交流与思考。传统生活时代，我们很难如此迅即看到他者的生活与困境（民间传闻和印刷书籍的传播是多么缓慢），而现在“环球同此凉热”，资讯因网络与数字化生活而即时进入大众生活，甚至能裹挟大众的喜怒哀乐。在知识通过网络平台、AI技术建构的“云”世界中，全民似乎进入一个人人知道的“常识”时代，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体验或旁观他人的生活来切入并塑造自身的标准和价值，并认为自己站在时代的前沿。因此，日常性涵盖了社会和专业两者之间的所有社会生活，即使是专业，也已溶解在日常生活中。“设计已死，只有服务”，设计师不能脱离提供服务的具体日常生活——虽然那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真实的日常生活。

关于对日常生活及其审美化的反思，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以及后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们，有丰富的思考，并对专业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因为他们是站在超越所谓的专业角度来思考问题的。

科学理性假设世界是理想的匀质化模式，以逻辑追问的方式对待自然，成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基本态度。理性“迫使”自然说一些“纯客观”的答案[1]，然后再用它来解释或指导日常生活。不仅是自然科学，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如此重视学科建设（人文的社会科学化）。使人不安的是，这种理性的建构态度，其实离开了各种具体情境以及人类主观的差异，而这些才是日常生活价值的核心所在。它们在各种事件的内核中呈现，在现代生活中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与经验体系的升华。想想那些古老的学科，如植物学、中医药学等，当年李时珍《本草纲目》是怎么完成的？一个人在有限的一生中是如何综合前人的成果，将近二千种药物进行分类辨析，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植物学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一代代人对植物发现、尝试的基础上，慢慢了解它们的性能，这些经验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理论体系和叙述体系，从实践变为普遍的知识，被大家接受以后，再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常识。许多其他民族也都有他们的传统医学，以及其他传统知识与技能体系。在过去，这些都是基于经验主义。现代医学是实证性的，在严格的实验、量化、提纯等基础之上，并基于人类共通的一些标准，但对于不同族群，甚至同一族群的个案，也都有差异之处。日常生活对医学的反馈也是同样，基于经验主义与具体情境的反馈，对个体而言，这些复杂而丰富的经验与体验，正是学科专业进步的阶梯。

日常生活的文化复杂性远不止于此，例如：什么是中国文化？历史上中原政权不断地与北方、西北方的游牧民族产生交汇，汉族也被其他民族统治过，直至晚清的西学东渐等，但中国文化的核心传统都得以保持。如何保持并不是抽象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来自东亚农耕文化所产生出来的天、地、人那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系统性思维理论，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个“经验”就是日常生活——在漫长的日常中，通过衣食住行，对这些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交融与凝聚。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经验主义，以及重伦理和体会式的思想，是对我们日常生活行为的提炼，也是指导行为的重要理论依据。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大地物候赋予的难以改变的逻辑，这也许正是中国文化不被同化的重要原因。

人类的知识则开始出现这样的趋势：单一的学术在解体，变得愈加融合。单一知识体系的专家在消解，人类的知识——原来的分学科的知识和未来通过人工智能介入的科技文明体系，会形成伴随日常生活的新的方向。我们是否会重新寻找一种感性的联系，回到日常生活中人类基本的情感，寻找那些经过漫长的时间，仍具有巨大共情的力量，这种感性的因素和情感价值在今天恰恰可以平衡诸多矛盾。这个判断也可以延伸到设计上，无论是社会对日常生活和设计关系的理解，或者是设计者对自己设计产品的立场以及创作的理解，仍是滞后的——设计的远景目标是消费，而消费的形态是“日常生活”，其主体是作为接受者的人的欲望。

文学中的“细节描写”是决定叙事真实及具有感染力的常用技巧。无论主题是否宏大，反映日常生活的“细节”是思想的血和肉，“细节”真实的背后，是无法“篡改”的生活逻辑。现代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说过：“包括艺术，也应该殚精竭虑捕捉日常生活场景。”[2]就是这个意思。艺术并非纯粹的艺术，而是源于日常生活的，那些戏剧与文学，本身的土壤正是日常生活，这大概就是“无边的现实主义”[3]的意思。那些所谓精英、草根的日常生活，也只是在反思层面的超越性不同，而对于日常生活本身来说，并无本质的区别。十年前，我在《“设计史”的本质——从工具理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谈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当时的一些批判，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认为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本质上是统治的合理性，是组织化的统治原则。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发展导致主体的客体化、物化，并最终扼杀了文化的创造性、丰富多彩性，使文化成了一种工业文化、单面文化。[4]而在后现代思潮中，从对“日常生活”研究所产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实际上也已不属于传统美学范畴，而是指向一种更广阔和更具有包容性的思考问题的方法。[5]

也正是由于日常生活与周遭的一切发生着即时的关联，在今天，工具理性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关系有了模糊化的趋势。工具理性更多地介入到了日常生活审美中，以至于工具理性本身也成为审美的一部分。典型如标准化，它把设计的功能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但方便人的使用以及技术或零件的更新，形成更广地域的服务和支持系统，同时也极大降低了成本，使得人人均可平等廉价地享受新技术的成果。

日常性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敏锐性和先进性，“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许多领域的大变革起源于日常偶发。例如当代技术与传统手工之间的真实关系，当理论界还在讨论工业技术是否构成对手工艺术的损害的时候，很多年轻一代的手工艺人，早已借助新的技术与工具开展创作。在木雕创作中，用数字化精雕或者3D雕刻可以制作出非常好的基础作品，再经过手工修改和打磨，不仅提高了完成效率，而且便于不同体量的复制。人工智能技术虽然不能完全取代手工，但它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延伸出的制作能力，与精湛的手工可以无限接近，并在降低基础工艺等条件中，留出更为广泛的创作空间。在机械复制时代或电子时代，工具理性的掌握者，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和专业性，需要所谓的专业者来承担。但在今天，技术门槛在消解，专业的界限也在模糊，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通行证）实质是区块链网络里具有唯一性特点的可信数字权益凭证，是一种可在区块链上记录和处理多维、复杂属性的数据对象，它在艺术品的交易流通中，开启了全新的方式。

当代生活中，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某一专业人员，在庞大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建构起来的技术平台面前，基本上是平等的，像过去那样的技术垄断很难产生。随着对技术应用场景的发掘，把既有的各种技术整合，也会产生创造性的概念，并重塑日常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些传统的工作出现了AI替代人类的可能，但工具理性时代的这种权力的消解，以及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对于各个阶层之间的模糊和弥漫性，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存在。

技术和艺术对社会生活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包豪斯时代已开始探讨，第二任校长汉内斯·迈耶（Hans Mayer）与格罗皮乌斯的理性全然不同，他是一位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在1926年发表的《新世界》一文中，他谈了在新技术影响下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只要我们不以工程师的先入之见来解决城市建设问题，我们就会通过对废墟的崇拜和走街串巷的思想来破坏现代城市的迷人生活。这个城市是最多样化的生物聚集区，必须由人有意识地控制和建设。我们今天的生活需求在层次或变化上是相同的。一个真正的集体最可靠的标志是用同样的方式满足对平等的需求。这种集体需求的结果便是标准产品。”“对于当今经济生活的半游牧民族来说，住房、衣着、饮食和心理需求的标准化带来了重要的行动自由、经济效率、简化和放松。我们的标准化水平是我们共同经济的一个指标。……新的艺术作品是一项旨在为所有人服务的集体作品，而非收藏家的个人对象或特权。”[7]乌尔姆学校则在对包豪斯进行批判的同时，自身也深陷于设计、科学和技术间不确定的关系之中。乌尔姆过于强调技术、工业化特征、科学的设计程序，而忽视了人的基本心理需求。之后，欧美那些著名的艺术和设计学院，以及思辨设计或批判式设计的思想，都希望更好地解构现实，试图在当代科技和观念之下，为生活价值以及在更广泛的生态组合中定义自己。

“人类世”概念的提出，是设计研究者、设计师和策展人寻求提高对“人类世”认识时，强调对这些实践者所发展的叙述保持批判。什么是“人类世”？荷兰化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在2000年使用该词后，“人类世”（Anthropos=human, cene=new）一词被许多研究领域所采用。“人类世”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可见的和持久的影响。由于人类世的命名是为了揭示今天世界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再提出的观点中都试图更直接地指向造成最大生态破坏的人类活动的途径。安东尼·邓恩(Anthony Dunne)菲奥娜·拉比（Fiona Raby）夫妇在他们的《思辨一切》（Speculative Everything）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称自己的作品为“设计”，而不是“艺术”。他们说：“我们希望艺术令人震惊且极端。关键设计需要更贴近日常生活：这就是它干扰的力量所在。”[8]2011年我在负责首届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策展时，邓恩夫妇是我们遴选的“可能的世界”部分的策展人，他们当年这样阐释自己的策展理念：“批判式设计采用投机性的设计方案，挑战人们对产品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狭隘假设、成见和观念。它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而不是一种方法。”[9]这表明，批判式和思辨性的设计作品，其目的是关于我们如何与技术和科学相联系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在政治和社会组织结构中，以及如何在更广泛的生态组合中定义自己的方法和角度。也因此，批判性设计在当代设计发展新的阶段上，成为全球化问题境遇下重要的聚焦点。

回顾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新工具的论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相对存在的关系，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虽然工具理性中也包含有物质形态的工具与精神形态的工具。这一点在设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设计从来都不仅仅呈现为单向度的物质功能属性，而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思辨或批判，使设计呈现超越工具理性的面貌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