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李立新 ： 设计史与六朝物质文化生活的新视角
时间：2024-02-07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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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造物设计在遗传与变异中形成清新灵动的特色，呈现出不同于汉代传统的物质文化新格局。六朝造物具有地域特色，也具有南北设计的共通性。六朝设计并不因政治上的分裂、偏安而中断了与外界的交流，并不因南北对峙而局限于“地域特色”。北方造物工艺的传入，加上江南经济的开发，服务于六朝社会生活的造物设计十分活跃，并朝着生活化、个性化方向发展，构成了六朝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六朝时期文化上繁荣，精神上自由，精英阶层推己及物，影响六朝艺术朝着“超然绝俗”的倾向发展，民间工匠顺应其变，产生设计上的充实感性与唯美风格。佛教传入与外来文化的引进，最先渗透进造物领域，构成造物设计的异域风尚，为六朝设计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迅速影响六朝社会民众的信仰世界。六朝设计不滞于“物”的实用，而扩展至心灵世界，达到了“创造生活”这一设计的终极目标。六朝设计既创造了六朝人生活的价值，也创造了六朝人生命的价值，体现出中古时代中国文化的智慧，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典范。六朝( 东吴、东晋、宋、齐、梁、陈) 是中国中古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六朝时期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高度集权的统一王朝的消失，从动乱分裂走向再度统一。2．汉代经学的消退，玄学、佛学、道学的兴起，形成三位一体，互通互补。4．精神思想自由，科学技术发展，文化繁荣，盛况空前，灿烂夺目。5．秦汉文化的承继，隋唐文化的孕育，承上启下，完成历史的转折。我们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还有一些新的认识。六朝历史文化的创造，造物设计作为文化载体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设计的演变，对六朝社会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特征，六朝社会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设计的面貌。六朝时期的造物观、设计形式以及由此而成的礼俗制度，不仅规范着六朝人的生活、生产方式，也对之后的中国社会文化表现出很深的历史影响。论及六朝，以政治上的分裂、偏安、短促而轻视其地位、贡献，是片面的，重读六朝，如果在文化上重精神、轻物质，重宫廷、轻民间，重文学、轻器物，重经典、轻一般，同样是片面的。如何把握这一巨大转折时期的历史，的确需要全面的探讨，应开拓新的专题，力求“建立起对六朝历史更深透、更清晰的立体认识”。六朝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生活及民族心理，是一个多层次、多方向凝聚而成的历史结构，精神与物质、宗教与现实、艺术与实用，清与浊、纵与横、进与退相互交织，在战乱与纷争中，一系列新的思想与审美情趣日益兴起，一种清新简约、超然绝俗的文化独特新风才渐渐形成，我们的考察与辨识，正在于此。一、六朝造物设计在遗传与变异中形成清新灵动的特色，呈现出不同于汉代传统的物质文化新格局。六朝作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在思想、文学的进步之外，还特别表现在物质文化新格局的建构上，其中，造物设计的作用尤其明显。经先秦长期发展至汉代逐渐形成的造物规范体系，不仅在六朝初期的设计中仍然有着明显和切实的影响，而且在物质文化领域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制约整合作用。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车轮驶入六朝，佛教传入、道教意识、玄学思想、个性价值，登上了文化艺术的舞台，一个新的物质文化时代也就正式揭开了帷幕。在这场空前的历史变革中，文化的进步在巨大的历史动荡中迈出了艰辛的步履。虽然在东汉末期，新的文化观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已经孕育，然而，单就某个方面的吸收，某种思想知识的选择，只能形成一般意义上的传承和演变，还不能构成新的格局。新的物质文化格局是一个时代“文化基因”上的遗传与变异所致，尤其在六朝时期，遗传与变异是文化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但文化不只是宫廷、士人的专利，也有民间工匠造物的参与，如佛教的异文化知识及宗教功能只有当它经由“物”的呈现，使一般民众也感受到精神的解脱时，才能发挥其作用，才能构成地域性文化的世界图像。从这一角度看，新的基因上的突变，既同这一时期谶纬神学转向玄学本体有关，同科学发展与经济开发有关，同社会风尚与审美风貌的转变有关，也同物质文明与生活方式有关。因此，六朝物质文化新格局还不能只是从政治、思想、宗教、文学等方面来解释，而应结合“物”的世界来把握，考察造物在六朝时期的传播与衍变，考察定型的汉代造物技术、知识的完整结构如何在六朝被打破，汉代造物的意匠化与政教功利结构如何变异为宗教化与清新灵动结构。而这一造物结构的变动对于探寻六朝物质文化新格局极具价值。二、六朝造物具有地域特色，也具有南北设计的共通性。六朝设计并不因政治上的分裂、偏安而中断了与外界的交流，并不因南北对峙而局限于“地域特色”。从普通陶器、瓷器、织物、漆器等日常器物以及农用器具、交通工具、工艺作坊、物品流通等等生活设计史要素而论，六朝设计在许多方面与北方地区的设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着相对的一致性，尤其在社会下层、民间生活用品上十分明显。这是因为一方面，东晋时期的大迁徙不仅有大批工匠南下，带来北方造物的种种技术、观念和形式，也与南方造物相融、相合，逐步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六朝设计; 另一方面，南方造物也不断影响北方，至南朝时，南北双方在设计方面仍交流不绝，《齐民要术》中多有南方事物的记述，所录北方事物也与南方事物相类同，可见在造物上的息息相通。这也为肯定六朝历史地位再次提供了物质文化方面的依据，秦汉造物传统在六朝得以发扬广大，传统成熟的造物文明在南方延续、发展、创新，并给予北方设计较大影响。显示出六朝造物设计是这一时期最为发达、时尚、先进、周密、合理的类型，具有整体的代表性。诚如范文澜所言，“东晋南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不能因为政治上是偏安，轻视它们的贡献”，现代学者也多有呼吁和论证“六朝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历史上也有以东晋、南朝为正统者，如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如此，六朝设计史的“共通性”、“代表性”与“整体”面貌才可以被理解。三、北方造物工艺的传入，加上江南经济的开发，服务于六朝社会生活的造物设计十分活跃，并朝着生活化、个性化方向发展，构成了六朝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在江南经济开发中，六朝时期造物技术不断提高，造物种类有所拓展。从织物技术看，南方麻织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会稽所产越布号称精美， 丝织技术也普遍提高并推广; 从服饰设计看，北方服饰传至江南，结合南方原有样式，在适应中不断发展出符合南方生活的变化多样的、个性独特的新款式; 从建筑设计看，宫苑、台阁、士族庄园虽规模逊于北方，但精致、奢糜、朝隐、野致远胜于秦汉与北朝。在“六朝金粉”之外，普通民居、生活器物、生产用具在种类、样式、功能上也表现出江南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多样和丰富，各类物品随社会经济的进步而呈全面发展景象。俭朴与豪华、普通与珍贵上下互动，迭合一起，在六朝人的生活中发挥出巨大作用。四、六朝时期文化上繁荣，精神上自由，精英阶层推己及物，影响六朝艺术朝着“超然绝俗”的倾向发展，民间工匠顺应其变，产生设计上的充实感性与唯美风格。如果说六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呈现出物质文化新的格局，那么，其中关键之处在于人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境界的追求。这是一个崇尚自然、礼赞生命的时代，一个个性与才华闪耀的时代，活跃着一些敢于超脱礼法，发挥无畏精神，胸襟潇洒、气度超迈的年轻精英，他们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引领时尚。也活跃着大批技艺高超、眼界开阔、不甘束缚、努力创新的无名工匠，他们虽然身份卑微，难于“自由”，但却能超越技术，顺应潮流，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在造物上精英与工匠、经典与一般、精致与俭朴并存，共同创造的时代。过去我们只关注艺术上的空灵、绝俗，而少注意设计上的充实、感性。对于六朝艺术的理解，我们一直强调文学、绘画、雕刻中自然与生命、玄远与意趣等精神领域，这当然是最主要的一面，但六朝艺术还有诸多器具、服饰、工具、建筑甚至农具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这些日常生活中独具感性与唯美的“实用艺术”铺垫了六朝物质文化最基本的底色。因此，我们对于六朝文化艺术的认识，还可以看得更宽一些，进入到“物”的领域，观察得再深、再细微一些，惟有如此，我们对于六朝文化转折及其物质文化新格局的过程，才能看得更加全面，其轨迹更显清晰。五、佛教传入与外来文化的引进，最先渗透进造物领域，构成造物设计的异域风尚，为六朝设计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迅速影响六朝社会民众的信仰世界。东汉末至东吴时期，已有数量众多的与佛教有关的器物发现，到南朝时期，佛教在造物领域已经全面渗透，傅抱石曾经说，魏晋南北朝“洵可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时代”。理解“佛教美术时代”的造物，可以着眼于两个方面: 一是造物的文化机制，一是造物的交流与传播。任何一个开放时期的造物，都是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的产物。东汉帝国崩溃，旧有传统动摇，宗教新派蜂起，形成思想多元的局面。自汉代完善起来的造物系统并非死板一块，而是“在内部机制上做了变革的准备，佛教传入与南北文化的碰撞，成为突破的契机”。从造物的文化机制上看，中国造物文化中，对外来的文化艺术均有共存、包容、吸取的气度。但无论如何变异，即使是“完全的佛教化”，却始终不会完全“异域化”，六朝造物仍然是中国样式的继续，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另一方面，六朝时期在思想、文化、艺术上的活跃，正是这个全面开放时期中外“物”的交流引发的，以丝绸为主的大批六朝物品输往大秦、波斯、东南亚、南亚等地，东罗马、萨珊王朝的手工制品包括玻璃器、纺织品等奇珍异物也相继传入中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它深刻广泛地影响到中国造物设计的历史发展，于是，包容、吸收、共存的造物文化机制和中外交流、南北相融、佛道互补的状况迭合到一起，成为六朝物质文化风会之所在。六、六朝设计不滞于“物”的实用，而扩展至心灵世界，达到了“创造生活”这一设计的终极目标。六朝设计既创造了六朝人生活的价值，也创造了六朝人生命的价值，体现出中古时代中国文化的智慧，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典范。六朝之际，不仅在造物上，也在社会、生活、艺术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历史的分界或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南朝寒人兴起、宗族突显，逐渐改变着东晋以来的贵族制社会格局，佛教依附玄学又摆脱玄学，真正渗入到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心理之中，道家学说的现实与超脱理想，契合社会安定与生活中乐生重生的追求。在艺术上，山水画的产生，表征着绘画从原来附着器物的形式转而独立为纯艺术的开始。在造物上，设计的发展不再强调物的日用和繁复雕琢的装饰形式，而是致力于表现内在的品质和灵性，一种“情必极貌，物必追新”瑏瑡的造物倾向逐渐形成。这种“质而有趣灵”的变化，表明造物设计正从对“物”的瑞祥寓意装饰，转向对人的内在情感的表达。由于长期战乱带来生活现实的痛楚，需要一种精神的倾泻与慰藉，人自身的价值也在此时得到认识，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器物也被赋予一种精神情感色调。社会生活中的清谈风气进一步强化了“物”重质轻文的转变，从而创造了六朝人的生活价值和生命价值。六朝物质文化的转折，有三个至为重要的关节：一是设计中对人及生命价值的重视和表现，由此而转化了儒家“政教”规范，使造物理想和设计终极目标得以实现; 二是设计中对自然美的发现、欣赏和表现，转化了造物评价系统，对物质文化的发展带来重大的转变; 三是设计中佛道思想的影响和体现，深刻地转化了造物观念及人们的精神价值取向，物质文化结构因此而得到更新建构。以上六点及三个关节，或许已基本抓住了六朝设计发展与物质文化生活的认识之纲，随着之后六朝物质文化研究力量的增强和六朝新材料的获得，六朝物质文化研究的前景将会更加看好。作者：李立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学科带头人，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美术与设计》版常务副主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特色专业“艺术设计学专业”学术带头人。
责任编辑：张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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