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对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言，中华文化对定位“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新路。纵观世界现代化历史，从未有中国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后，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①，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从中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可以清晰印证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文化从内容形态上，可以分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所谓物质文化，是指历史上遗存至今的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成果，大到故宫、长城、大运河，小到出土的石器、一粒驯化的种子、淹没于荒草乱石、依稀可辨的古道……这些因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形态、痕迹，以物态的形式显示历史的足迹。寻踪上溯，可窥可思人类的踪影。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是物质性的，经历时间长河冲刷，具有唯一性、稀缺性、脆弱性，湮灭一件就少一件。“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或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新词。其意所指，大致相当于过去常讲的“民间文化”，但范围要更大些。这个新词很拗口，这种奇怪的构词方式，一下就可以看出是“舶来品”。中国人习惯以名寻实，讲究名正言顺，命名多是肯定的方式，没有这么起名的，说一个东西是什么，却冠以“非”，用“非”说“是”。一开始，一些人很不习惯，常有人脱口而出“非文化物质遗产”“非人类文化遗产”。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常被简称为“非遗”，读起来也很怪，字面上好像在说“不是遗产”。不是遗产，又是什么呢？从“民间文化”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世纪才有的变化，源于与世界接轨。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开始使用这个舶来的概念。

中华民族在世界诸民族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历史意识发育较早、绵延深厚，非常重视历史、重视文化，很早就有专门的史官、机构，有采风记俗、修史修志的传统。《春秋》《诗经》就是这样的文化经典。人类早期使用象形文字，但延用发展至今，最典型的是中国汉字，这极大地有利于历史文化的传续。商朝“有典有册”，近代出土的契刻于甲骨的文字系统，生生不息、传续至今。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始，就重视民间文化。新文化运动的血，相当一部分资源，来自民间文化。毛泽东主席是公认的“白话文”大家，一支巨笔，拨开迷雾，荡涤污秽，唤醒民众，开辟汉语新世界。在苏区、在延安，在各个解放区，革命文化的新思想，大规模改造利用民间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那时已形成潮流。在美术、音乐、戏曲、舞蹈、文学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革命文艺经典。比如《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相当一部分脱胎于民歌。延安版画，也和民间美术有不解之缘。歌剧《白毛女》，大量吸收转化民歌、戏曲因素。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讲述了八路军小战士采集民歌的故事。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哪种政治力量，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民间文化，这是由党的立场、宗旨和奋斗目标所决定的。

加入《公约》之前，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启动编撰“十部文艺集成志书”②。全套集成共300卷450册，5亿多字，被誉为“文艺长城”。进入新世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整体融入世界，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进入与世界同频共振的阶段，开始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概括，其外延、内涵、理念、方法、认识、思路，有了很大变化，极大地拓展深化了对民间文化的认识，在保护传承上取得很大进步。目前，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共计43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成了完备的制度、措施和工作体系，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新时代，走出了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更在全社会掀起了持续不衰的“非遗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文旅融合、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说到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一开始强调分、不同、区别，这有助于深化理解、分析各自的特点、形态和性质。实际上，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含物质的形式、载体和内容。比如传统音乐，作为主体是音乐，声音在空气中振动，转瞬即逝，音律给人的情感体验比较主观，好像是非物质性的，其实音乐也有物质性，只是与一般的物质形态不太一样，一旦音乐离开乐器、乐谱等物理载体，离开歌手、乐师的传唱、演奏，离开古往今来的倾听者、欣赏者，也无从存在。即便是转瞬即逝的音波，究其根本也是物质性的。再如古建筑，古建筑是文物，是物质文化遗产，但古建筑的营造法式、技艺、观念和审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具有稀缺性和唯一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具有“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性，可以传承传播、无限复制，在生产、生活中随处可见。当然，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科技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失去运用场景，濒临消失，需要保存、保护。总之，要以整体的眼光看待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物质性”，物质文化遗产也包含观念、信仰、风俗、审美、技艺等“非物质性”，要以客观、整体、系统的眼光，看待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不要混成一坛、一盆浆糊，也不要割裂、孤立、静止地认识。

从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视角看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征”，可以概括为：“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其命维新”的创新性、“以中为中”的统一性、“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上善若水”的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有深刻联系和内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③文化只有“生生”，才能“不息”，才有生生不息的连续性。连续性不是匀质匀速的线性。连续性离不开创新性，连续之中有创新，创新赋予连续性更大的生命力。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比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在历史实践的不断创新中，形成“中国特色”。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在今天体现为国家、民族、社会万众一心地走向伟大复兴，形成新的前所未有的统一性。同样，统一不是僵化生硬的拼接组合，而是向内凝聚，融为一体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引进吸收，各美其美，激发竞争活力，学习一切于我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充分彰显了包容的胸襟和气魄。和平性根源于我们的文化根性和漫长的历史经验，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形成同构机制，在当代，体现为和平共处、文明互鉴、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人类普遍价值。

上善若水。中华文明，犹如黄河、长江，流淌在中国人心里。作为原创、原生的文明，中华文明既古老又年轻，源头活水中蕴含初心和理想，是有初心和理想的文明。这初心和理想，越是遇到高山峡谷，越是汇聚九死未悔的力量，腾飞咆哮，夺路而出，不断接纳万方溪水激流，汇成千泉万瀑，生出千变万化，不改初衷，东流大海。正如今天的中国，走上星辰大海的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迈向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桑树、茶树、漆树，分别象征丝织技艺、茶文化、漆器漆艺。《山海经》有云：“姑儿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⑤姑儿之山，上方多有漆树。从漆树采割下来的漆汁与空气接触后变色，有“凡漆不言色者皆黑”⑥之说，早期用于书写，后发展出漆器工艺。我国漆文化、漆器的历史很早，辐射很广，东西南北皆有漆器，甚至出现在楼兰出土文物中，也传到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漆器、漆艺，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蔚为大观，堪称中华一绝。姑儿之山，下方多有桑柘。我国是世界上种桑养蚕最早的国家，农桑立国，孕育华夏文明的根基，丝绸、茶叶、漆器、陶瓷、玉器等，随丝绸之路传播，早已成为文明交流的典范。2022年，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种茶、制茶、饮茶，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传承千年的制茶技艺、家家常备的香茗茶点、各族共享的茶俗茶礼，融会先民与今人的智慧，无不体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连续性，体现中国人谦和礼敬的价值观。茶、玉、丝绸、漆器……这些是物质遗产，在考古出土中大量存在，同时，与它们相生相伴的生产技艺、传统知识、审美习俗、信仰心理等又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产业，构成今天生活的特色、特点，也构成社会经济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衔玉而生”。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体现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石之美者为玉，中华大地皆有玉，北至黑龙江小南山遗址，西至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昆仑山，南至岭南以远，在黄河、长江流域，更是玉华灼灼。昆仑信仰中，玉是一个关键因素。“玉出昆岗（冈）”，丝绸之路的前身，是玉石之路。和田，因玉而显得特别。新疆和田玉、河南独山玉、辽宁岫岩玉、陕西蓝田玉，并称为“四大美玉”，质地细腻温润，敲击发出的声音清越绵长，徐徐方尽。玉有美质，是物质文化，考古出土有大量的玉器，二里头的牙璋、良渚的玉琮、齐家文化的玉璧、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从“神玉”“王玉”到“民玉”，能使玉文化绵延至今、玉雕行业香火不断的，是围绕玉的文化观念、民间信仰、审美体系。玉，本是石头，尽管质美、稀有，但尚不致如此被迷恋万年，玉的价值，其实在非物质的一面：这样的一块石头，早已脱离单纯的物质世界，变成形而上的喻体，深深嵌入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里，只要中华文化尚在，中国人就情比金坚、守身如玉。

中华文明的万古江河，生生不息，浩浩汤汤，流淌着活力与希望。期间也不免波折，比如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关头，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无数先贤圣哲寻找出路，最终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新社会、新文化。就好比巨流遇阻，汇滔天之水，形成强大势能，最后冲决而出，一泻千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⑦文明的连续性并非波澜不惊，而是面对危机与挑战时，气韵激昂而悠长，汇聚创新创造之伟力，泰山不坏，百川灌河，勇往直前。

中华文明是大河文明，傍水而生，以水为师，农桑立国，有着悠久广阔的农耕文明。农耕的发展，一是知天时，二是善用水利，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和治水文化十分发达。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良渚遗址上，先民饭稻鱼羹，社会庞大，组织有序，以稻作文化和治水崇玉而著称。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大运河、坎儿井……这些延泽至今的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可以上溯到大禹治水的传说。鲧用堵之法，九年无功；禹疏通河道，因势利导，治水成功，成为民族英雄和夏王朝开辟者。上善若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⑧。水性灵动。水的最大特点，是流动变化，随形就势。水至柔，但以柔克刚，莫可以挡。“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⑨，河图洛书是太初有言，是水之教诲、水之书。阴阳、易、道的观念，这最早的中国之思和经验范式，也是关于变易、变化、变革的。中华文明开放而不保守，创新而不守旧，无论在文明初创，还是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善于吸收一切外来成果。金属冶炼，从两河流域传来，但在中华制陶技术加持下，产生无与伦比的青铜时代。包括小麦、牛羊的传入，佛教、佛造像、西域乐舞的传播，与北方游牧文化的频繁的、大规模的交流，一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一直经历持续不断地内化、中国化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⑩中华文明是开放系统，不断与外部世界交换能量、创新创造，不断自我更新、发展壮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走在世界前列，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形成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半径，进入愈多、辐射愈盛，真宰充沛、元气淋漓，一呼一吸、长虹万里，形成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圈。这种引力和辐射，都因其具有不歇的创造转化的能力。

文化如水，创新是源头活水，是文化发展的驱动力。创新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化、制度文明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⑪从王朝更替、治乱兴衰，可以看到政治文化、制度文明升级迭代的创新曲线。汤武革命，秦汉大一统，隋唐开放包容、开科取士……每一次“礼崩乐坏”的乱世，都除旧布新，激发出应对挑战的大规模创新，为文明的有机体注入新活力。

中华文明是大文明体。这个大文明体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有一个九州共贯、平坦辽阔的核心区域，这就是有利于产生农业革命的黄淮海大平原。这个核心区域足够大，社会规模足够大、人口族群足够大，地理上无阻隔，浑然一体，资源多样，自然形成中心化结构。如同大质量天体的运行演化，天生出现向圆的塑造，有中心、重心，运行有序。小天体，如彗星、小行星，可以奇形怪状、无规则。大天体要稳定运行，建构自主轨迹，自有其中心化结构，有统一性。从历史看，无中，则四分五裂；无中，则一盘散沙；无中，则天下大乱。以中为中，才能和，才能形成强大的引力场，才能不管盛世乱世，“引力”始终大于“斥力”，最终“向内凝聚”。这是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文明，生生不息、不曾中断的秘密。

从历史看，多元一体，最大的两个“元”，是农耕和游牧。独阳不生，独阴不长。农耕和游牧，犹如阴阳互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耕集团和游牧集团，是两种历史力量向内旋转互动、不断凝结生长的结果。如果没有一波一波、季风般深广不息的游牧力量的南下，历史的演剧或显平淡；如果没有长江流域、长江以南日益稠密的农耕力量，维持着向内的平衡，文明的坩埚或会倾覆。因此，我们看到，历史的演化中，在黄河、长城以北，几千年来的农耕线不断向北延伸，直到人力不可为为止。这样的历史景象，犹如辉煌旋转的星云，没有撕裂崩散，越旋转质量越大，越旋转尺度越大，形成团结统一、生生不息、青春永驻的共同体。中华先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地理和心理的原点、坐标、演化的渊薮，形成休戚与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命运共同体。历史上，“不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⑰。中华是一体，中华是一家。“以中为中”的向心力，成为群己合一、家国同构、集中凝结、融为一体的深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⑱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浩如烟海、多姿多彩，是因为八面来风向中、向内的吹拂，交流、交往、交融带来五光十色，形成相近、相通、相融的亲缘性，从而凝结出繁花似锦、统一和谐的文化基因谱系。

中华文化追求“和合”。“分争”与“和合”无所谓高下。但历史对“分争”“和合”的选择，却具有宿命性。中华文化选择“和合”，中国人崇尚“和合”，认为“和合”是正向的，“分争”是负向的。和合文化，与集中定居的农耕生活有关，不同于渔猎、游牧生活。农耕以一年为期，是长周期生产，春种、夏长、秋获、冬藏，渴望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群体和睦，反对个人至上、争勇斗狠、分争无序，一个环节中断，一年的生产链条就中断。这样的长周期生产、生活的性质，磨炼出忍耐、和合、忧患意识，把包容大度、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当作常理常情、嘉行美德。“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㉑“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㉒“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㉓“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㉔认为差异不是分争的理由，差异才体现统一、包容、和合的价值。类似的叮咛和教诲，不绝如缕，根深蒂固。中华文化，以中为中，因中而容，因中而合，追求家族、社会、国家的和顺、和谐、和平，以“和合”的理念，统摄人人、群己、天人的关系。

中国有深厚的礼乐文化传统。“乐以和人，人和则易使。”㉕传说黄帝的乐官伶伦，裁昆仑之竹，模仿凤凰鸣叫，创制律吕。河南舞阳出土的骨笛，有8000多年历史，用鹤的腿骨制成，是世界最早的骨制吹管乐器。漫漫黄沙，悠悠羌笛，响彻在古诗词字里行间。今天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青藏高原的藏族，随鹰笛（用鹰翅骨制成）的旋律，翩翩起舞。骨笛、竹笛、玉笛……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可谓“中华笛”。传说女娲作簧，石峁、陶寺出土的口弦，即此乐器。“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㉖，“吹笙鼓簧，承筐是将”㉗，簧在《诗经》中多有记载。口弦在西南、西北、东北的少数民族中，仍广受喜爱。“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㉘，中华大地各种各样的鼓、埙、琴、钟、磬，和而不同，琳琅满目，谱就中华乐系，吹响中华心曲。

中国从来不是军事扩张的帝国，中国的历史特点是“向内凝聚”。中国地大物博，主要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推动民族融合，带来家园故乡，加入中华疆土。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㊱“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㊲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印证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大量的历史遗迹、诗词典籍、音乐美术、戏曲故事、风土民俗、百工匠作、节庆仪式……反映中国人民追求和平幸福、喜乐安宁、吉祥如意、美满团圆的人生图景。中国画也体现非物质文化，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意趣、画法，主题、内容，精神、审美，均体现和平性。中国的传统艺术，讲究气、气蕴生动，形意之中，突出写意。所写何意？是和平之意、和平气息。1955年，95岁高龄的齐白石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创作了一幅《祖国万岁》的画。画面是一棵果实累累的万年青，深情厚意跃然纸上。这样的以小见大，别出心裁，流露的是根深蒂固的护生思想，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思，就是普天之下，花好、月圆、人寿，不受国破家亡、离乱之苦，永享太平盛世、喜乐安宁。